读“中国经济学家骇人听闻的语录大全”有感

作者: 孙楚仁



中国经济学家网站（http://www.economists.org.cn/list.asp?id=295）上转载了一篇来源于“东方博客”的“中国经济学家骇人听闻的语录大全”，其中收集了一些据云国内知名——听起来也似乎国内知名——的所谓的“经济学家”的“骇人”语录。为“奇语共欣赏”，现将其完整地拷贝和粘贴如下，并加以个人评论，希望“东方博客”该文的作者和“中国经济学家网”能宽待敝人此举。




为了深入理解这些语录，“东方博客”的如下“注”是值得先读的：




注1：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2002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99～2001年)：党政机关一把手们每年从国库里盗走GDP的14.2%～14.9%，9875亿—12570亿元之间，是我国4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 ，是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2640亿元的近4倍！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



注2：按照张、厉、樊、盛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流进了私人腰包。而谢国忠将国有资产全民平分的做法全世界绝无先例，也不可能有。


　　注3：过去2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9.5%的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接近“社会动乱的边缘”。



　　注4：事实上，中国目前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


　 注5：有人把中国经济学家分十类：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


　　注6：从上世纪90年代医疗产业化后，中国医院收费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中国消费者协会2003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药品价格过高。而根据官方统计，中国10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


注7：欧美的百姓用收入的30%购买房产，中国百姓却要付出70%。整个2004年，内地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4%，涨幅比上年提高10.6%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15.2%。萧灼基并没有别墅，王建、李扬说此话时是2005年1月，不到半年，房价应声而落。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的骇人语录：



其一：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





评论：朗咸平最开始是以要出名的心态发表其公众议论的。但值得尊敬的是其最初的议论大多有比较扎实的实证研究作基础。朗先生稍后逐渐转向中国经济改革，所发议论憎恶分明、痛砭时弊，但逐渐没有了实际的细致研究作基础。从其语录和很多场合的讲话来看，其逐渐有关怀天下的赤子之心。但我以为，将自己当作救世主的心态似乎不妥，另外，以上语录也似乎表明朗先生没有仔细读过中国经济思想史。赵靖先生或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值得一读。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骇人语录：



其一：中国股市的历程犹如18世纪的英国股市一样，如果在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环境下，不如关闭算了。



注：事实上，股指2005年1月份很不幸地跌到了1200点下，考虑03/04年的大盘股上市，实际跌破700点。


评论：吴先生作为有身份的“经济学家”，很喜欢在公众场合发表议论，据云多体现百姓心态，公众影响力很足。吴先生经常就股市发表见解。上述语录提到了企业的信托责任问题，这点和朗咸平先生的几次报告很相近，当然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考察中国股市问题如果只谈信托责任，则无异于隔靴搔痒，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内在推理逻辑，善思者自能达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的骇人语录：



其一：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其二：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其三：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其四：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其五：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其六：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评论：厉先生官位最高，而说发议论最多。但政府官员在公众场合发表议论，似乎最为不妥，何况还是所谓的学者。最糟糕的，这些议论多和很多人的直觉和感情不合。厉先生似乎很有勇气，但看来读书不足。讨论私有化问题，《私有化的局限》似乎必须从头读到尾，并吃透之。另外，《俄罗斯的私有化》似乎也必须读，其它有关私有化和经济效率的理论著作和实证文章要读的就更加不计其数了，怎么还有时间来发表议论呢；考虑社会和谐问题，古代的著作要读宋代叶适先生的（见赵靖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史），他最先提出来“和谐”的概念，叶先生1000多年前的理解已经具备一般均衡概念，且具有动态眼光，还具备人文关怀精神，尽管似乎还是站在统治阶层的立场。其它，明代刘基的著作也是要读的。另外关于股市、房市和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议论，所要读的书更多，但厉先生似乎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不敢多言。从以上语录来看，厉先生既无动态眼光，也无一般均衡概念，还没有心理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听某些学者们说，经济学需要心理学基础，他又需要精通伦理学，还要有人文关怀精神。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的骇人语录：



其一：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其二：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其三：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其四：经济学家应为谁说话？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其五：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评论：坦诚地说，张先生的言论虽然非常刺激大多数人，但我还是得承认他精通了老子的哲学观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如果经济系统的确如同流水，那么从高向低、自动调整就是没有疑问的。但张先生可能也没有仔细读中国古代经济史和西方古代经济史，不了解兼并、积聚等现象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动乱在历史上煌煌闪耀，不了解人类学、心理学和人性。另外，张先生似乎也不理解经济学是人的学科，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考察问题的学科，所以似乎没有在意经济政策在解决问题时的时限性。张先生以其教科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知名，对市场经济和人的博弈也有理解，但似乎仍然需要对信息经济学的精髓重新理解，因为信息和效率问题仅仅是局部的问题，而全局观和社会观对于理解问题特别重要。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熊彼特、罗宾逊夫人等人的著作仍需温习，如朱钟棣先生最近所说的“温故才能知新”。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的骇人语录：



其一：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其二：农民大转移很快就可以实现。日本明治维新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可以佐证。



其三：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其四：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有谁提及美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湾那样的小经济，或那些不成气候的大经济，才要论什么外汇储备的。要记住，一个经济搞得强劲，自己发行的钞票就是储备；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储备也保不了。关于金融方面，应该是不需要数学的，这是制度的问题。制度跟数学没有关系。你看看香港起飞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时银行家、金融家满街都是，没一个懂得数学的。



评论：张先生的书法是我欣赏的，其文言文却不是我喜爱的。最近先生为文时经常文白相杂，似乎要重返“五四”时的传统，但似乎猫在而虎去。先生的个性是让人尊重的，有韧性，且有赤子之心。先生“不读书”的主张我是不赞同的，仿佛杨小凯先生。张先生的上述议论一以贯之了其产权观，表明其精通科斯定理，不过他个人发展的理论与科斯的思想相距甚远，甚至干脆就是背道而驰。他的评论戏譃味十足，但稚气十足。我于是想到了先生约40年前的名震天下的博士论文。不过，这些评论。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的骇人语录：



其一：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其二：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评论：樊先生的《市场化指数》系列著作是我喜欢的，务实，而且能泽被后人。但似乎没有仔细读过《私有化的局限》一书。但“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却的确显见先生精通经济史——的确是这样的。先生的影响力很大，据说可以影响中央的决策。所以我很担心这种影响。决定自己的立场是个人的事情，别人无法干预，但若是学者，则最好是客观公正，只需描述问题。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的骇人语录：



其一：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其二：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其三：我不相信股市会永远低迷，上半年不涨，下半年也会涨，今年不涨，明年也会涨。



评论：萧先生的评论一深刻理解了政府意图，评论二深刻理解了中国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现实，评论三深刻理解了逻辑学和供需理论的精髓，毕竟，股市永远有一天是要涨的——如果股民还存在的话。





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的骇人语录：


其一：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评论：城市房价要涨，大家都能理解。但我奇怪的是王秘书长的上涨倍速是如何估计出来的。另外，这个倍速是否有指导意义，如工资指导价一般？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的骇人语录：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评论：批评李先生的人不理解他这话是对谁来说的。我奇怪的是这话和其身份不一致。中国的古理是“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工资应该是国家发吧，国家的财政应该来自纳税人吧，看来有人给予的货币更多。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骇人语录：



其一：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评论：盛先生应该仔细读读《国家理论》、《社会契约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的相关理论，另外，再读读《私有化的局限》。盛先生的意见当然是有前提的了，也是对一定的人说的。盛先生的意见最好是作为个人意见。如果从经济的原始出发，考虑企业的产生问题，交换问题，就立刻发现盛先生讨论的经济似乎在私有制产生以前。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骇人语录：


其一，应将属于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些股票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




其二，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讯、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政府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


评论：应该承认，谢先生有强烈的悲天悯人的胸怀，而且该解决方式不失为一中良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中国的每个官员都有华盛顿的胸怀的话。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的骇人语录：


其一：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评论：张先生是精通产权经济学和科斯定理的，而且议论似乎充满了无奈。





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骇人语录：




其一：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权力创造市场……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府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评论：杨先生是深刻理解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和本质的。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京城四少”之一) 骇人语录：



其一：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



评论：意见的前半部分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后面一部分也没有什么问题。刘先生的议论让我想起了经济学家关于GDP的笑话。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京城四少”之一)的骇人语录：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



评论：看来中国经济的问题是人们懒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钟先生的意见是对的。不过，尽管如此，孔子当年的解决方法也是采用教化的手段。如果中国的问题不是人们懒，那么将钟先生的意见改一下就有一定的合理性：治穷先治官、治官必须逼、逼官先逼民。但这里的逼法是不一样的。





王建国(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MBA与案例教学中心主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的骇人语录：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



评论：王先生是很好的想法，体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从经济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特点。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骇人语录：



“十一五”期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有助于激活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有助于解决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农村的消费空间相当大。我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而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从具体指标看，例如一些消费品等，农村还有相当大的消费空间。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评论：林先生我接触过，读过很多书，且有理想，是一个知识分子。从林先生的议论来看，他是深通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关于“护富”的思想的。林先生的议论也反映了问题，但解决的方法似乎没有提出来。林先生对问题的本质是深刻理解的，但是似乎许多因素，知识简单表示了其思想。真可惜。




总结：



1．“经济学家”是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的，因此其任何意见和主张都是对一定利益集团来说的。分析者当明白其隐含的前提，弄清其立场。分析者不应该随意针砭“经济学家”。



2．经济总和政治联系，那些认为研究经济理论就能解决问题的人，不是太幼稚，就是读书太少。



3．认为能够认知经济规律，发现原理，从而采取相应对策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可能过于乐观了。http://hk.netsh.com/eden/blog/ctl_eden_blog.php?ctlAct=get&ctlObj=blog_log&iLogID=342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