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中国如何炼造“最好银行”和“金融成功”？

   日前，被誉为“中国最好银行”——招行宣布换帅。执掌招商银行14年的马蔚华，将正式“退休”。谁来接任“中国最好银行”行长一职，备受业内关注。与其关注谁来接管招行，倒不如回望一下，招行是如何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炼造成“最好银行”的？中国金融的成功之处又在何处？未来中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教授在《危机中的中国思考》一书中，系统的梳理了中国金融发展的成败。  

    理论是概念体系的总和，是系统性的理性知识，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抽象；而经验是人的感官接触客观世界后，对客观事物的表象的认识。如果对新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理论进行总结，我认为还没有独立的理论，因为我们面临的是整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之下正一点一点向前走。因此，我只想从经验角度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一、经验与启示

    第一，中国金融事业的成功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教科书。

中国的金融改革如果说是成功的，其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针对当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出发的，很多做法是针对解决当时经济中急需要解决的矛盾，而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教科书的概念与结论，也不是照搬世界金融最前沿、最时髦的技术与创新。因为金融本身是第二性的，经济是第一性的，而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因素始终混在-起，没法用成熟市场经济体抽象后的概念来指导复杂的经济运动。

    第二，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必须是企业、市场、调控三者的协调关系。

1986年金融改革之初，学者们都在探讨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我当时认为，关键是处理好六个字“企业、市场、调控”，即实现专业银行企业化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内容。其实我们在改革的一开始就讲银行的商业化，无非那时候用的是“企业化”一词而已，就是让银行变成真正的企业，银行也会破产，赚了钱可以分奖金，自负盈亏；“市场”就是要形成金融市场，这是我国金融改革的最终目标；“调控”是讲实现对金融市场的调控，这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最后成败的标志。整个金融体制改革，就是始终要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

    第三，中国金融事业的稳定发展需要与中国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取消了信贷规模限制，到了2003年“非典”之后，又逐步恢复对信贷规模的控制，最近又开始放松。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监管能力上升了，有了一系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银行企业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已有很大提高。所以我认为，中国金融事业能不能发展，包括金融创新能否加快，取决于金融监管能力能否与之相适应。现在我们的理财产品比较杂乱，银行、证券和保险都在抢这块蛋糕。鉴于过去信托公司的教训，主管部门明确规定不能承诺最高投资回报收益，不准在媒体上做宣传。但现在各类金融机构实际都在做宣传，人们的手机上也都有这类信息。

    除了教训，如果说有什么启发的话，我认为，中国金融事业成功的标志，不要单纯看金融的指标，主要应该看金融是不是促进了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用这种思路看金融，金融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核心作用的意义就明显了。改革中，不能简单地把我国的金融指标和国外发达国家的金融指标相比。金融改革的目的还是为了经济。

    金融资产的增长，并不意味着金融事业发展得好，这是启示，不是经验。客观上讲，经济稳定增长是根本，美国的现状是经济不稳定，发展很快，泡沫吹得很大，是好事还是坏事？一看就很清楚了。过去谈到改革成果时，往往都把存款增长多少也作为成绩，存款增长快实际意味着货币供应快了，意味通货膨胀隐患大。这些东西现在慢慢认识到了，纠正过来了。我们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所延续的好与坏、是与非的概念，现在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第四，在总结中国金融发展经验的过程中，不要浅层次地总结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

现在很多报纸上讲，美国金融危机是因为高杠杆化，是因为华尔街金融高管的薪酬刺激。这虽然是其中的原因，但我认为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只是表层的原因。

    所谓高杠杆化，从理论上抽象分析，在某一个相对独立经济体中，如果政府部门能够基本控制住整个社会的信用，只是在某-个金融机构中，它的高杠杆比例很大，这个国家经济并不会出事，这是从纯理论上说。格林斯潘从2001年来不断降息，为什么不控制？是因为他认为金融市场是有弹性的，认为美国不会出事，不是监管不力，而是不愿意去监管。所以就主动不断降低利息，容忍信用的不断扩张，通过资产证券化、通过高杠杆化等，主动不断地去扩张信用。宏观上失控，是因为美国政府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在网络股泡沫破灭之后，要保证老百姓的利益不断提高，必须扩大消费。所以，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美国政府宏观决策的失误，是对这一轮全球化没做好准备。

二、未来怎么走？

联系中国的实际，我们接下来怎么办？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政府几乎是三头两天出政策。为什么？就是保增长、保就业，实质是保社会的稳定。2007年的GDP为11.9%，而2009年的压力很大，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就业是重点问题。

压力虽然大，但是我认为，我们遇到了重大的历史机遇。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分两段时间，1978年前的第一个30年，中国的金融由于搞计划经济，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我们是个几乎被遗弃的孤儿，没有人了解你；第二个30年，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应该说中国金融是世界金融棋盘中间的一个棋子，怎么下？其实我们很被动，是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的。但是人均GDP从100多美元增长到现在2000多美元，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30年里保持了GDP年均9.8%的连续增长，这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我们成功了。现在不管什么人，对这个事实都回避不了。但我们的问题还很多，下一个30年怎么走？我始终认为，未来还应该更充分地开放。

面对当前的国际环境，我们要把眼光放长一点看，美国危机是经济全球化和美元现象的共同结果。最近20年，全球化的速度在加快发展，一方面是网络技术，生产力推动；另一方面，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约有30多亿人口，这些国家一下子进入全球化体系，意味着什么？通俗地说，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很多资本都转移到了穷国家。发达国家的资本和穷国的便宜劳动力结合，必然产生生产分工格局和生产供应链的变化。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家更明确地认识到，要保持国家的经济安全，必须要积累一定的外汇。那么美元状况如何呢？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美国经济往下走，美国政府一方面积极推动金融全球化，要求各国资本项下开放；另外一方面，本国降低利率，扩大信用，以催生房地产价格上升，带动财富效应，使老百姓有钱消费。而老百姓的消费增长，就能导致美国GDP中有70%的消费增长。

如果把美元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动态分析，1971年越南战争后，由于美国经济慢慢走下坡路，美元贬值，然后美国向全世界宣布美元不准兑黄金，全世界开始了浮动汇率，各国就相继出现了金融危机。历史数据表明：全球贸易在增长，容忍美元可以多发一些，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如果是2%，世界很太平。2006年达到了6%，世界经济必然不太平。美国降低利率，扩张信用，贷款给企业用于进口，进口大于出口，就是贸易赤字，赤字过大，就冲击世界经济。这就是这轮危机问题不断放大的机制。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怎么办？中国人要冷静，要理性分析。随着亚洲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元相对地位会衰退，但在10年、20年内，美国还是第一大经济体。危机以后，美元还是主要国际货币。因此，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头脑要冷静。重点不在“体系内”，而是“体系外”。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复兴，需要外部的金融环境，首要的是汇率的环境稳定。经济复兴之路，到2025年或者2030年，和美国GDP完全并驾齐驱的时候，人民币肯定要出去。但现在还不成熟，要有个过程，需要慢慢探索。

更多分析敬请关注我的新书《危机中的中国思考》（国务院参事夏斌：华尔街金融危机与21世纪中国未来改革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