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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28

经济强县的贫困帽

贺海峰 来源:《决策》2005年第4期

经济强县为什么依然戴着“贫困帽”?这个原本就争议不断的话题,因为《人民日报》近期的一篇报道,再次引发各界瞩目。报道称,陕西省经济5强县中竟然有4个是贫困县。

“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但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互联网上,有人甚至引用经典的“马太效应”理论对之大张挞伐。

与局外人的愤愤不平相比,已然成为众矢之的的当事者一时间噤若寒蝉、百口莫辩。在我们联系调研时,这些经济强县的领导无一例外地以一种商量的口吻问道:“你们不是奉有关部门之命,来摘我们‘贫困帽’的吧?”言辞中,给人的感觉仿佛是理不直、气不壮。

经过对安徽省无为县进行一番深入剖析后,才发觉问题的答案并非简单。

保姆之乡”:富饶的贫困县?

无为县,地处皖中,南临长江,北望巢湖,总人口141万,是安徽的人口大县和农业大县。历史上,初设无为县建置是在宋熙宁三年(公元1090年),县名出自道家思想“思天下安于无事”,取“无为而治”之意。昔日的无为地貌复杂,灾害频仍,不少人被迫背井离乡,另觅出路,“保姆之乡”一说由此而兴,并成为无为的代名词。在历经1991年长江大水之后,无为县绝对贫困人口一度达到36万,贫困发生率高达27.4%,农民纯收入仅600元。正基于此,1992年以来,无为相继被省和国家列为重点贫困县加以扶持。2002年3月,国家再度将无为列为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002年,无为县生产总值达47.68亿元,高居安徽省61个县之首;财政收入达2.97亿元,位列全省第三。

然而,就在既然这些经济强县的财政收入如此之高,那么,它们为何迟迟不愿主动脱去“贫困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消除贫困?

争论随之而来。有人提出质疑:“这样的经济强县还是不是贫困县?”有人揶揄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安徽一位省直部门领导甚至直言不讳地感慨道:“如果连无为都是贫困县,那恐怕安徽所有的县都是贫困县!”

事实上,“经济强县”、“贫困县”的界定标准并不完全一致。评判一个县经济的强弱,主要依据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多寡;而看一个县是不是贫困县,则有一系列综合评定指标:贫困人口数量、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财力、教育卫生住房条件等。

考虑到无为县的特殊县情,这些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其贫困状况。我们不妨对无为县2002年的贫困特征、致贫因素逐一进行分析。

先来看贫困特征。一是数量多。2002年,全县绝对贫困人口73824人,低收入人口114836人,贫困人口总数188660人,相当于皖南好几个县贫困人口的总和。二是分布广。67%的贫困人口分布在丘陵山区、库区、湖区、深圩区和沿江多灾洲区,这些区域交通闭塞、资源匮乏、易旱易涝、生产生活条件恶劣。三是贫富差距大。从个体看,3000元以上的高收入户年人均纯收入3987.41元,是绝对贫困户的9.4倍,低收入户的5.5倍。从总量看,高收入人口与贫困人口大体相当,但前者收入是后者的7倍。四是贫困程度深。绝对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416.41元,低于当年全国贫困线208.59元的标准,也低于全省19个国家重点贫困县平均水平。同时,在贫困人口中,又以特困群体居多,近八成的绝对贫困人口纯收入低于500元。

再来看致贫因素。一是文化因素。因文化程度低致贫的占贫困人口40%以上。资料显示,绝大多数贫困户文化程度为文盲、半文盲或小学,“等、靠、要”思想相当严重。二是自然因素。因自然因素致贫的占贫困人口35%。特别是西南山区,“下雨三天淹,天晴三天旱”,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三是病残因素。因病残致贫返贫的占贫困人口20%以上。由于医疗费用不断上涨,加之过去建立的合作医疗体系瓦解,这一数值正呈明显递减趋势。“小病拖,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的现象屡有发生。四是收支因素。从收入看,来源单一,层次不高。在绝对贫困人口纯收入中,种植业收入占69.1%,亲友赠送和救济收入占10.9%。从支出看,供养负担过重,入不敷出。在绝对贫困户中,劳动力人均负担2.52人。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无为县贫困人口多,贫富差距大,是个“富饶的贫困县”。在这种背景下,无为县于2002年再度被国家确定为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也就顺理成章。

安徽省扶贫办副主任丁国华就此评论认为,目前有些贫困县在本省、本地区相对来说是经济强县,并不意味着整体上脱了贫,比如安徽的无为县、凤台县等。这里还有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大家看到的经济强县,实际上是看到县城的繁华、个别大企业的壮大,这是好的现象。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就在这些县里,农村特别是山区的老百姓尽管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和县城相比,和全国农村相比仍然相当落后。

此前,“陕西省经济5强县中竟有4个是贫困县”的消息被披露之时,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在媒体上撰文称,一个县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如果考虑摘去其“贫困帽”,不能简单地根据一两项指标,而要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的核心,就是要看贫困人口生活改善的状况,要看贫困人口减少到什么程度,要看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什么比例,要看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什么水平。

但公众的关注点显然不在于此。他们的疑问是:既然这些经济强县的财政收入如此之高,那么,它们为何迟迟不愿主动脱去“贫困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消除贫困?

贫困帽”的含金量

对无为县而言,一顶“贫困帽”到底有多少“含金量”?

先来看扶贫“三项资金”。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以来,全县累计争取使用各类扶贫资金12.6亿元。其中,无偿资金5亿元,占39.7%;有偿资金7.6亿元,占60.3%,平均每年超过1亿元。特别是2002年以来,扶贫资金和项目的争取力度加大,仅扶贫“三项资金”就有2.2亿元。其中,2004年共争取财政发展资金854万元,扶贫贷款8270万元,分别是其2001年381万元的2.2倍、1900万元的4.4倍,扶贫贷款争取的份额占全省1/6。除此之外,无为还争取到国家小额信贷试点县项目,贴息资金50万元。

“去年,中央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之后,银根全面紧缩。但对无为县来说,这反而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无为县常务副县长宇正义解释说,“非贫困县的民营企业在银行贷不到款,但我们县却可以直接为它们提供扶贫贷款。”由于无为县扶贫贷款主要贷给龙头企业,“贷得出、收得回”,农行将越来越多的扶贫贷款投往无为。从2001年到2004年,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无为县争取到的扶贫贷款从1900万元猛增到8270万元,殊为不易。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因为扶贫贷款很难收回,2003年,枞阳县实际使用扶贫贷款只有数十万元;2004年,颍上县更是分文未用。

再来看贫困县享受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包括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两减一免”、农业“两减三补”等各类资金,涉及到财政的方方面面。甚至连公安干警的警服、计划生育专用车等,都全部由国家无偿赠送。若将无为县2004年享受的这些优惠政策折合成人民币,最保守的估计也要超过1亿元,比扶贫“三项资金”还要多。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贫困帽”非但没有影响到无为县的招商形象,反而对这个县的招商引资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原来,中央有关部门明文规定:对贫困县新办企业和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兴办的企业,在三年内免征所得税。无为县的区位、资源、市场、劳动力等要素本来就相当优越,如今又享受这项优惠政策,可谓是如虎添翼。

最后看上级机关对口帮扶。无为县是全国政协办公厅定点帮扶对象。1994年以来,全国政协办公厅不仅直接下派干部支持无为的扶贫开发,而且在项目、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八七”攻坚期间,全国政协办公厅共为无为培训人才18名,组织召开产品推销新闻发布会1次,引进项目19个,引进资金2亿多元。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1亿元贷款建设的通江大道,现已成为无为承接东部辐射、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这些对口帮扶带来的种种“好处”,自然令非贫困县羡慕不已。

无怪乎“贫困帽”如此抢手。

脱帽加冕的制度之困

“无为县脱去‘贫困帽’的时机,选择在2010年较为合宜。那时候,我们的财力可以允许我们‘自我反哺’。”无为县扶贫办主任张勇的这番话,显然经过深思熟虑。

近年来,由于扶贫成效显著、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无为县一直担心自己的“贫困帽”被摘除。而脱帽加冕的时机,各方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仅我们了解到的“版本”就有如下三个:

一个“版本”是2006年。这一年,国务院扶贫办将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进行中期评估。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期间(1994—2000年),贫困县一经确定,无论扶贫效果如何,都能连续七年享受政策。但自2001年起实施的《纲要》传递出的信息则是,贫困县很可能将以五年为期,作局部微调。在安徽19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无为县率先成为全省经济十强县,故此,安徽如果调整“贫困帽”,无为县肯定将首当其冲。

另一个“版本”是2008年。2004年到2007年,安徽省在19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施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工程。如果考虑到扶贫开发工作的连续性,则有可能在整村推进工程完成后再作计议。

再一个“版本”是2010年底,亦即《纲要》达到预期目标之时。这一时机,也正是无为县所期望的。

对经济强县戴“贫困帽”这种现象,各方之所以在认识上存有巨大分歧,本质上折射出国家扶贫政策的若干制度缺失。

其一,“贫困县”的界定标准操作性差。1980年代以来,各地相继建立了不同的贫困标准,主要采取区域瞄准方式和区域识别制度。现行贫困标准主要依据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粮食两项标准。应当承认,这些标准在划分贫困县时的确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我国贫困线的确定缺乏一套科学规范的方法,带有较大的随意性,难以准确估计全国和各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缺口。这样,在争取扶贫资金时,各地政府往往多报贫困人口的数量;而在邀功请赏的时候,各地往往又乱报脱贫人数,夸大扶贫成绩。

其二,贫困动态监测、评估、调整的机制滞后,难以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比如,经济强县的财政收入达到什么水平,就可以实现“自我反哺”?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正面回应,必然招致一些人的蜚短流长。

其三,地方扶贫配套资金“一刀切”。对两个财政收入悬殊极大的“贫困县”而言,这种做法明显有欠公平。扶贫部门应当根据各贫困县的财力,重新界定其配套资金比例。

其四,经济强县摘掉“贫困帽”之后,仍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如何扶持使之脱贫,目前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日前,国务院扶贫办称,调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一个全局性的工作。即使需要调整,也要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按照客观、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年底,为加强“贫困帽”的管理,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动态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办法》规定,自2005年起,凡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考核中进入全省十强,或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进入全省十强的县,不得列入扶贫计划。

经济强县的“贫困帽”到底是摘还是不摘?这个哈姆雷特式的两难命题也许会以此为肇始,最终得到圆满的解答。

请教各位高手,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是否存在强区与富民的矛盾?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28 10:43:2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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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5-28 14:52:00

陕西省经济5强县中竟有4个是贫困县

陕西省有关部门最近对全省85个县的经济发展进行了综合测评,结果发现全省经济强县5名中竟有4个至今还戴着国家和陕西省重点扶助的贫困县帽子。有关人士认为,富县戴穷帽现象折射出目前国家扶贫政策的某种滞后性,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监测管理,使贫困县有一个动态的指标。

陕西“第一经济大县”竟是省定贫困县

  在陕西省这次经济发展综合测评中,神木、蒲城、户县、靖边、城固分列经济发展实力较强的前5名。然而,靖边、蒲城目前仍是国家确定的重点贫困县,神木、城固也是省定贫困县。

  神木县位于陕西省北部,20世纪80年代这里发现了世界级大煤田--神府煤田。从此,神木的发展日新月异。2003年,神木县的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42亿元,财政收入为6.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808元,是陕西第一经济大县。可是在陕西省27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中,这个全省经济的“龙头老大”竟赫然在列,每年要享受近百万元的扶贫资金支持。

  对“经济强县”仍戴“贫困帽”现象,陕西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认为,对陕西“经济强县”的“含金量”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现在所谓的“经济强县”主要依据指标是GDP和地方财政收入,这并不能说明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更不能反映出当地贫困人口占农业人口的比重以及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他举例说,到2003年底,神木县人均纯收入865元以下的农村贫困人口有5.49万,占全县农村人口的19.2%。靖边县有农村贫困人口7.53万,占全县农村人口的30.6%。这两个县都位于陕北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仅靠农民自身实现增收脱贫很困难。

  “贫困帽”戴不容易脱也难

  记者从扶贫部门了解到,陕西省目前共有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7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它们都是2001年评定的。评定“贫困县”的主要依据是贫困人口数量占农业人口比例、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以及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等多项指标。陕西扶贫重点县是按各县1997年到1999年3年间各项指标的平均值进行比较评定的。

  据介绍,从2001年以来,陕西省扶贫办每年都要组织两次抽查,检查各贫困县的组织领导、扶贫项目实施、扶贫资金使用以及扶贫效益等情况。按规定,对不能完成任务指标的县将取消其“贫困县”待遇,但3年来没有一个“贫困县”因此被被撤销或调整。

  知情人士透露说,一些经济强县过去被定为“贫困县”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贫穷历史,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动态的评定制度,“贫困帽”一经戴上,再想“脱下来”就比较困难了。在陕西,扶贫工作重点县每年能够享受到100万元到300万元左右的资金支持。再加上陕西贫困面大,各县都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贫困帽”自然就成了“抢手货”。

  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规划处负责人说,受“政绩观”的影响,不少“经济强县”将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城市建设,而广大农村地区还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需要扶持,有些“经济强县”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甚至比非“经济强县”还要多。

  扶贫需要动态跟踪管理

  一些专家认为,“富”县戴“穷帽”现象反映了扶贫政策的某种滞后性,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动态监测,该摘的“贫困帽”要及时摘掉,而对确实存在很大贫困面的“经济强县”也应继续扶持,使扶贫资金的使用分配更加合理。

  陕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宝通认为,各县争戴“贫困帽”现象,说明陕西县域经济整体实力比较差。在扶持资金总量不足的情况下,各县领导自然要想方设法把“贫困帽”戴到自己头上,“经济强县”也不例外。外界由此便批评地方政府“政绩观扭曲”“一心谋取地方私利”有失偏颇。毕竟,地方政府想把辖区发展成为“经济强县”是好事,努力争取国家和省上的政策和资金扶持也在情理之中,不应过多批判,而应从方法上加以指导。

  有专家建议,现行国家扶贫政策应该从政策制定的理念上加以更新,既加强对贫困地区和人口的救助和帮扶,又加强政策和舆论导向,反对不思进取和“等靠要”思想,引导贫困地区自立自强。同时要对现行扶贫政策加以不断完善,加强动态跟踪管理,及时准确地掌握贫困状况和扶贫开发工作情况,尽可能减少“经济强县”头戴“贫困帽”的怪现象。

  为了加强“贫困帽”的管理,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出台了《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动态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规定在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考核中排在前10名,或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排在前10位的县,不得列入扶贫计划。据悉,此项办法将于明年起实施。

中国改革报:陕西蒲城贫困大县为何又是经济强县

——陕西省蒲城县农村经济状况调查

吴泽平 华野

  前不久,陕西省有关部门根据各县GDP、地方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对2003年全省80多个县进行了综合测评,公布了经济发展实力较强的前20个县。神木、蒲城、户县、靖边、城固依次分列前5名。   然而,结果一经披露,立即招来各方议论:经济强县还戴着“贫困帽”,靖边、蒲城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神木、城固是陕西省扶贫工作重点县。人民日报等有关媒体先后3次以“陕西省经济5强县中竟有4个是贫困县”为内容,进行了报道。   一边是经济强县,一边又上了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名单。此事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回良玉从今年6月份至10月29日期间曾3次作出批示。国务院扶贫办高度重视,目前正在积极调查研究。   那么,造成经济强县同时是贫困县的现象,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些县农村贫困状况到底怎样呢?为此,我们特地赴陕西省“经济强县”蒲城县进行了深入采访。    地处旱腰带的村民们被迫“嫁儿嫁女嫁父母”   到达蒲城县城,已经是傍晚时分。蒲城县地处渭北黄土高原的沟壑区,是一个农业大县、人口大县。全县辖24个乡镇,农业人口64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7%。我们在县城转了几圈,街上冷冷清清,行人和车辆也很少,丝毫没有感到经济强县所应有的繁荣气息,或许是天冷的原因吧。   我们好不容易跟一位正在散步的老干部搭上了话。蒲城县2003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30.8亿元,地方财政收入9800万元,在全省经济实力排名第二。我们问他是否知道这件事,没想到这位老干部对蒲城的情况十分熟悉:“全县中小学教师有8000多人,加上县级部门和乡镇,每年仅保工资一项就需1.7亿元。近几年财政赤字每年都在2000万元以上,目前财政负债总额已经超过5亿元。这是蒲城真实的财政现状。”   他还告诉我们:这几年,蒲城经济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由于有几家中央和省直属企业,如电厂、水泥厂,使全县经济总量也上去了,被评为经济强县。但用人均标准来衡量,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经济总量的扩张并没有惠及全县农村的贫困人口。   这位老干部的话第二天就得到了印证。蒲城县县长鱼茂胜介绍说,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多次表明,蒲城虽是“经济大县”,但仍为“财政穷县”。用国家关于评定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的8大体系33个具体指标来分析,蒲城农村社会还是相当落后的。蒲城农村之贫,主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所困,十年九旱,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二滩(南部卤泊滩、东部洛河滩)一带(中部旱腰带)一区(北部沟壑区)”,占贫困人口的90%以上。   我们沿渭清路南行2公里,来到了号称10万亩的卤泊滩,一望无际。据附近村民介绍,它是由古卤阳湖干涸形成,滩区面积10.6万亩,覆盖5个乡镇49个村11.7万人。土壤盐碱化严重,地下水位高,含氟量大,是地方性氟骨病的高发区,这里每年约有30%的农户到3、4月份就出现缺粮现象。今年地处滩区腹地的董楼等4个村被洪水围困月余,滩区4万亩土地未能种上小麦。   “夏秋水汪汪,冬春白茫茫,只生盐和碱,不长棉和粮”,就是卤泊滩的真实写照。陈庄镇富新村一组64岁的村民陈世成,生活在卤泊滩区,儿子29岁一直没钱娶媳妇,全家耕地2.5亩,承包果园6亩,饲养1头牛,年收入还不到2000元,年纯收入仅千余元。村民王金山和老伴都是70多岁的古稀老人,儿媳因家穷9年前与一贩梨的客商私奔,15岁的孙子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在家。东部洛河滩,属洛河水灾多发易发区,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瘠薄少肥,近两年的多雨洪灾直接危害着洛河两岸6乡31村2.13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沿西禹路北行4公里,便是异常干旱的中部旱腰带,东西长40余公里,南北宽15公里,涉及9个乡镇81个村19万人,约有30万亩耕地。自古以来就有“龙山马湖,渴死寡妇”的说法,平均海拔500多米,地形复杂,极度干旱。据调查,翔村乡光陵村1800多人,人均纯收入680元,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500多人,153户居住在土窑洞里,全村学龄儿童215人有40名学生交不起学费。我们在该村见到了当了35年村妇女主任、生产队长,连任三届的县人大代表闫淑玲,全家住在高约6米的黄土崖下的4孔窑洞内,除了几张床外,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大孙子10岁时因肠梗阻无钱做手术造成终身残疾。全家10亩小麦产量不足2000斤,按保护价计算约1000元左右,而每亩地的成本高达100多元,加上劳动力成本,就是入不敷出。据闫淑玲介绍,像她这种情况还不算最差的,不如她的全村还有50多户。位于旱腰带东部的洛滨镇苏家坡村生活更贫困,因自然条件极差,被迫“嫁儿、嫁女、嫁父母”,全村301户30岁左右未娶到媳妇的光棍达38人,自然村逐渐萎缩。北部属丘陵沟壑区,与白水县、铜川耀县交界,交通不便,山大沟深,沟壑纵横,1公里以上大小沟壑1968条,土地支离破碎,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极差。看到高阳镇单家村1组58岁的村民屈东余一家的生活状况,确实让人心寒:3个儿子因没钱娶媳妇都去外村做了上门女婿,房子是几十年前用土垒起来的,女主人常年有病却没钱买药,地上凌乱地堆放着一些苹果,由于交通不便苹果连1毛钱1斤都卖不出去,吃水要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买。    “经济强县”还有19万群众未脱贫   赴蒲城采访之前,就听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玉梅介绍过蒲城农村贫困的现状,我们还半信半疑:“经济强县”的农村会那么贫困吗?但实地看到祖祖辈辈生活在“二滩一带一区”的贫困老百姓后,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在震惊之余,我们切身感受到蒲城县扶贫开发任务的艰巨。   据蒲城县政府扶贫办主任徐平安介绍说,近年来,全县坚持走开发式扶贫的路子,使全县整体贫困程度得到了一定缓解。但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和连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县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还很大,返贫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今年7月份,带着对“陕西省综合经济实力第二名”的困惑,抱着对蒲城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蒲城县县长鱼茂胜带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深入乡村调查走访,历时一个月,对全县农村的贫困状况逐村摸底。通过摸底调查认为,全县农村贫困状况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   一是贫困面大。全县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在23个乡镇,主要集中在山、滩、沟、塬,占地面积56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35.5%;贫困村125个,占行政村总数的33.5%;贫困户4.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8%。   二是贫困人口多。2001年,全县农村贫困人口17.2万人。2003年底,全县贫困人口不减反增,达19.41万人。其中人均纯收入低于625元的贫困人口为8.2万人;625-865元之间的贫困人口9万人。尤其是2003年秋季洪涝灾害造成1.5万人返贫,1.8万人因灾致贫。   三是贫困程度深。2003年末,全县贫困人口中年收入低于625元的7.66万人,占贫困人口总数的44.5%。年平均收入496元,不到全县人均纯收入的1/3。据陕西省农调队对蒲城县近三年农村贫困状况的监测,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全省、全市的水平。以2003年为例,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1%;农民现金收入水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2%,人均GDP分别是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的46.28%、64.3%,人均财政收入分别是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的7.28%、28%。农村劳动力文盲率达21.6%,而全国平均水平只有10%。   四是两极分化严重。全县经济状况最好的乡镇人均纯收入2300元,最差的仅有200元,相差11倍;人均收入最高的5600元,最低的只有260元,相差近22倍。   五是三次产业差别悬殊。2003年,全县GDP为30.8亿元,一产增加值占GDP的21.8%,二产占42.63%,三产占35.42%。其中,中央、省企业可提供的GDP值为7.5亿元,占GDP的24.4%,这充分说明蒲城是农业大县,蒲城的农村还很贫穷。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蒲城既是陕西相对的经济大县,又是一个较为贫困的西部县呢?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的一位教授颇有感触,他说,这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不足为怪!西部农村许多地方都是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相当薄弱,经济结构单一落后,因灾因病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农村社会发展的机制不健全,县级财政状况较差等,贫困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个县的GDP总量增长了,并不意味着这个县的贫困人口就减少了。   据了解,恶劣的自然条件仍是农村摆脱贫困的最大障碍。按国家划定的“三个一标准”衡量,蒲城县尚有26万多人饮水困难,占农村人口的41.14%,其中饮用氟水人数18.52万人,达不到饮水卫生标准人数8.14万人。全县有1.8万人居住在偏远山区,12个自然村没有通电,72个自然村尚未通车,村民外出要到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搭乘汽车。村民物质精神生活匮乏。此外,因灾返贫、因病返贫现象比较严重:去年受阴雨灾害造成农村返贫人口3.3万人,贫困家庭的医疗支出占收入比率平均在20%以上,碰上大病只能任病魔肆虐。   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蒲城县县长鱼茂胜表示:要把扶贫开发工作长期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力争使县乡村的贫困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解决群众温饱的关系,始终把解决好温饱问题放在首位。坚持项目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坚持扶贫与帮困相结合。坚持自力更生与国家扶持相结合。   蒲城县委书记惠进才认为:“蒲城首先是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其次,蒲城现在正处于扶贫开发的重要阶段,就像碌碡拽到半坡上,气可鼓而不可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蒲城必须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的工作力度,使群众尽早脱贫致富,早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县。”   《中国改革报》2004年11月18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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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5-28 22:57:00
这一现象正反映了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不正常的现象:经济快速发展,结果却是贫富差距严重;很多地方政府特别是政府中的主要领导干部左右着社会经济的主要活动,扶贫成了某些领导干部致富的手段;掌握权力成了一批人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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