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是无产者夺取政权的原因！

——学习为马克思辩护的两篇文章的体会（24）

46，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

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在这个制度中，未来社会的一切因素在发展过程中首先采取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它们不是向社会主义靠近，而是对社会主义疏远。在生产中，社会性越来越表现的明白。但是采取什么形式呢？——大企业、股份公司、卡特尔，在这里，资本主义的对立、劳动力的被剥削和被奴役的情况发展到最高点。

在国防上，义务兵役制有了推广。服役期限缩短了，因而就物质方面来说向人民军队接近了。但是，这是采取现代军国主义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人民的受军事国家所统治、国家的阶级性质，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在政治关系上，民主有了发展。民主是最有利于所有各阶层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园地，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向“人民国家”发展。但是，民主采取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阶级对立、阶级统治没有被废除，倒是开展和暴露出来了。由此可见，因为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是在矛盾中运动的，所以，为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内核从同它矛盾着的资本主义的外壳里挖出来，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就要由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伯恩斯坦在这里得出的当然是另一个结论：如果说，民主的发展是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而不是使它缓和，那么，他答复说：“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想给自己的工作增加困难，倒是应该尽力去破坏社会改良和破坏民主措施的扩大了。”不错，如果社会民主党还学小资产阶级的样子，对于从历史上去选择一切优点、抛弃一切缺点的吃力工作还是津津有味的话。不过，它后来势所必然地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也要“尽力去破坏”，因为这个制度毫无疑问是罪魁祸首，在它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布下重重障碍。实际上，资本主义除了布下障碍以外，同时也提供了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唯一可能性。这种情况，在民主方面也完全适用。

如果说，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一部分已经变成多余的，一部分变成了障碍，那么，正因为这样，对于工人阶级，它就成为必要的、不可缺的。首先民主是必要的，因为它提供了各种政治形式（自治、选举之类），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对无产阶级起了跳板和支点的作用。其次，民主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中，在为民主而斗争中，在运用民主权利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历史任务。

总之，民主是少不得的，不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多余的事，相反，倒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既成为唯一的可能性，并且同样成为必要的。当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中审查当前工人运动的策略，并把合法斗争同街垒对立起来时，他论述的——从序言的每一行都看得清楚——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框子内他的态度问题。总之，恩格斯是对被统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给了准绳!

马克思关于英国土地问题的著名的发言则相反，——伯恩斯坦同样引用了它的一段话：“如果对土地实行赎买，或许是最便宜的”，——这里所讲的不是无产阶级在它胜利之前的态度，而是指胜利以后。因为显然只有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才说的上对统治阶级的“赎买”。而马克思在这里当做可能性来考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和平的运用，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来代替这个专政。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要性，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任何时候都没有怀疑过。到伯恩斯坦，才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埘，当做负有完成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的机关。

不过，伯恩斯坦让他的理论纯粹从忧虑和警告开头，——无产阶级可不能太早地取得政权啊！在这种情况下，照他看来，只有让资本主义的现状完全维持下去，即使我们遭受一次可怕的失败也好。我们从这种忧虑中首先看到了什么呢？那就是，如果由于种种情况，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那么伯恩斯坦的理论对于无产阶级只有一个实际指示——躺着睡觉吧！因此，这个理论没有指出更多的东西，只是提出了一个观点，注定了无产阶级在斗争的紧要关头只该坐着不动、消极地背叛自己的事业。

我们的整个纲领如果不能在斗争的一切紧要关头和时机为我们服务，并且是通过它的运用而不是不运用为我们服务，实际上就是一张废纸。我们的纲领如果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表述，那么，必须在基本轮廓上表述这个发展的一切过渡阶段，因而，它也就能向无产阶级指出，在每个时机如何为着使社会主义早日到来而采取适当的行动。由此可见，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一时一刻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纲领，或者他被这个纲领所放弃。

实际上，事实就是这样表现的，由于事态的发展，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不可能或者不必要采取一定措施来实现它的纲领、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定措施的。

要是过渡措施采取的过早了呢？——在这个问题中，包含着对社会革命变革的现实过程的一大堆错误认识。

国家政权的由无产阶级掌握，就是说由一大批人民群众来掌握，首先不要认为这是可以用什么人工的方法造成的。它是以经济政治情况的一定的成熟程度为前提的。

从社会前提的角度上来看，工人阶级的夺取政权完全不会“过早”发生。可是从另一方面，从政治效果的角度上看，从政权的巩固来看，它却必然是“过早”地发生的。使伯恩斯坦睡不着觉的过早的革命，像达摩克里斯的剑一样悬在我们头顶上，对于这把剑，任何请求和祈祷，战栗和恐惧都毫无用处。这里有两点很简单的理由：

第一，像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巨大变革，说要一下子完成，在无产阶级的胜利的一击之下完成，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变革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在这个斗争中，按照各种可能的情况看来，无产阶级会不止一次地被击退，因此，从整个斗争的最后结果的观点来说，第一次必然是“过早”地掌握政权。

   但是，第二，这种过早的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这种过早的进攻，正是为最后胜利创造政治条件的一个因素，并且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随着它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在政治上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的历史要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是机械地看社会发展，它是假定阶级斗争最后胜利的时机是在阶级斗争之外、离开阶级斗争决定的。

这样看来，无产阶级除了“过早”地夺取政权以外，它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夺取政权，因为它无条件地必须做一次或几次的“过早”的夺权，才能有最后的、持久的掌握。因为如此，反对“过早”夺取政权的反对派不是别的，正是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反对派。

劳动者2013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