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通常表述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后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但他感到奇怪的是,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却少之又少,甚至没有发现逻辑学上的三段论。现在,这一令人费解的问题被人们称为“李约瑟之谜”。
这道题,据说1995年高考历史试卷就考过。
赵凌云指出:
多数学者试图从生产技术演变的角度解开“李约瑟之谜”。已有观点又可分为“技术需求不足假说”和“技术供给不足假说”两类。 “技术需求不足假说”的含义在于, 12世纪前后,中国人地比率上升。这样,一方面,劳动力日趋便宜,资源和技术日趋昂贵,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因之降低;另一方面,人均剩余减少,缺乏促进工业革命发生的资本积累。而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大量需求以及资本积累的大量产生乃是推动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必要条件。 “技术需求不足假说”不能解开“李约瑟之谜”。 Dernberger发现, 20世纪初中国工业中有较高的劳动力——资本比率,但是,中国人开设的企业数量远远超过外国人所有的企业,其数量之比超过10比1,这说明,高的人地比并未抑制中国对新技术的需求。(Dernberger,Robert F."The Role of the Foreigner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1840—1949”,in Dwight Perkins,ed.,獵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玈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而Rawski发现, 20世纪头40年,中国的现代工业部门可与同一时期的日本媲美。可见,中国技术进步速度的放慢,并非因为“对资本需求不足”。
古克礼指出,所谓“封建”是指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而不是像古代欧洲一些地区那样通过贵族阶层来管理。
古克礼说,李约瑟认为,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这样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发展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在这方面,中国比罗马帝国衰亡后直至近代的欧洲具有明显优势。
负面效应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技术开发领域存在着较强的竞争,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了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地由于不同国家的竞争使得整个中国产生了大量智力成果。
历史是历史学家在心灵上重温往事而已,所有的回忆都已只是只字片纸,望着秋日的萧木,又怎能想起它夏日的茂绿了!
这个。。。。无语,但我比较认同技术供给不足之说。由制度环境(正式,非正式)推出创新动力不足,进而技术供给不足。
实际上“技术供给不足”与“封建官僚制度”的解释是雷同的。如果刨根究底地问,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种集权制度呢?似乎又回到【制度的历史分析1】关于中国“超稳定结构”的问题上去了。
但是anyhow,李约瑟研究所提出这个“封建官僚制度”的解释实在是令人有些失望,我相信一般的学者不难想到这个答案。当然,也许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详细地论证答案。
我看了林的那篇论文,还是觉得没有说服力,因为科举制度在19世纪初被废除,但是中国社会整体效率还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降低,也就产生了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补充一下: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人口压力造成边际收益不断下降的问题不可能在中国内部找到解决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带来质的变化。
所以我认为技术供给不足假设是李之谜的解释,但是林把科举制作为解释技术供给不足的关键原因在现实中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不过如果说,有路径依赖的话,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在废除后对天下士子的激励作用或者心理作用没有马上消失,倒也能说的过去,但是我觉得很不严谨。
由于人口压力造成边际收益不断下降的问题不可能在中国内部找到解决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带来质的变化。
是否有证据表明人口增加后生产率大幅下降了?
试图强调单一因素以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很多现象,我感觉都是不充分的。科学发明既是大量偶然发现冲突的结果,也是一种不断有新的巨人站在以前的巨人肩膀上才能形成更大的突破,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偶然发现与不断积累共同作用的过程。
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发明都是以一些个人的聪明才智为基础,主要是经验的或者偶然的发现,比如中药通过遍偿百草而被总结,火药、造纸术、指南针等的发明,都属于这一类。
今天看了一段有关故宫的电视片,其中介绍了康熙为了重建太和殿,由于明朝建殿时没有留下结构尺寸和大殿的比例,康熙自己阅遍各种资料而无所收获。最后,工部的一位老人,自己以十比一的比例搭建了一个模型,最后造就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全木制结构建筑。
这些都是以个人的经验和智慧能够完成的创举。在中国的历史上,真正的以不断积累的方式形成的科学发现是不多的(当然,这不等于说我国的发现就不需要知识的积累)。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可能可以归结为中国除了了帝国将相外,不允许其他的巨人存在,因为这种科学和思想的巨人会对他们的统治构成现实的威胁。而欧洲国家不同的是,虽然也有不少科学巨人遭受迫害,但是更多的思想学和科学家在遭受迫害时可以到其他国家避难,从而形成了国家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就像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一样,使得他们能够有机会把偶然的发现与不断积累的过程相结合。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之后,巨人失去了避难所,不断积累的过程被中断了,有的只是偶然的发现。
中国凭借人口数量的优势和中国人自身的聪明才智,在以偶然发现为主的时期,在世界上取得了科学发明的优势。但是,一旦这种发明转化为以科学积累为主的时期,中国的科学科学技术不可避免地就落后了。虽然刚解放之后一段时间,中国人有了短暂的积累期,凭借着自身的聪明很快在不少方面赶上了的西方国家,数学、物理、化学都接近了国际水平,原子弹爆炸取得成功,卫星上了天,“运十”飞机成功试飞。中国在科学上已经是一个强国。但是反右和文革,加上改革开放之后政策导向的失败,我国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又进一步扩大。
中国现在高举比较优势的伟大理论,紧紧抓住生产“裤子”之类的低端商品不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我看不出来是否有希望不久的将来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赶上发达国家。这或许是为什么我们要在“神六”上天之后,进行如此强大的宣传,以振奋民心吧!(在我看来,“神六”根本不能算是创造,只是把别人已经做过的事再做一遍;而不是做了没有人曾经做过的事情。前者是模仿,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
昨晚跟了贴之后,一直在思考着中国历史的制度变迁问题。由此想到了另一个相关的命题,暂且命名为中国历史变迁的REN氏之谜: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两度由数量极少的民族(蒙古族和满族)统治人口数量极大的汉族。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在元朝之前就有了四大发明,中医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社会经济非常繁荣。另外,在汊人统治的明朝,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发展的可能性。
是否有理由认为,尽管中国不断经历朝代变迁,但是如果中国没有被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最终会自发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呢?
为此,需要回答几个问题,一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没有外界竞争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自发走向资本主义?二是如果有,其中的基础是什么?三是为什么占人口众多的汉族最后会被少数民族统治?四是少数民族的统治为什么又让中国失去了走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我自己历来一直以来,第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我把中国的历史变迁的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考虑时,我突然感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其基础是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政治和科层的腐败是这种演变的基础。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如果没有腐败,统治者是不可能让我在10楼所说的巨人存在于世的,也不可能让资本主义在其中发展。但是,只有腐败动摇这种根基,最终演化出资本主义来。
但是,政治和科层的腐败如果没有使得这个国家最终演化出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结果是内部的斗争会在很大程度上损耗自己的力量,导致少数民族的入侵,并最终控制这个国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两度出现少数民族的统治。
少数民族的统治也会出现腐败,甚至是更大程度的腐败。但是,这种腐败社会本身是以一个少数民族的小利益集团为基础,社会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等级。这个特殊的等级成了限制科学和思想巨人继续出现的真正原因,也是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因。这种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最为严重的情况还可能出现南非式的大规模种族隔离。
如果说,斯密所论述的“看不见的手”在2000年前就出现在中国了。如果说,那个《蜜蜂寓言》更不知道是多少年前就出现在中国了。前者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市场价格、供给、需求,乃至政府作用的阐述不逊色于斯密。后者出现在不知道谁写的,如今也只能在,应该还是《史记》里看到,文章名为《奢靡论》。一个标准的经济需要充分的内需才能发展的经济学道理。说这话,丧气。这些理论,根本没能发挥它们本该发挥的价值。这牵涉到知识和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谁写的,呵呵,记别人的名字,极度不擅长。见谅。
技术和科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只有当科学理论能够被运用到技术中,技术才能成为科技。科学理论能够被运用,无疑需要科学知识的理论化过程。除了知识和权力的选择,导致了经验科学化,科学理论化未能实现,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中国文化在其发展中,偏重的发展了对心灵的内省,对事物的细腻感受,“悟”的地位超过了“论证”的地位。
人地矛盾的纠纷不容忽视。但,人地矛盾激化的时刻,往往引发了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农民战争,改朝换代多少缓解了这一矛盾。这一点只是历史感受,没有数据,不能多说。
前次没回答。因为,感觉从经济学的角度很难解释为什么经验总结未能成为科学理论,进而使得技术成为科技。曾经选择的思维路径是中国文化和语言特质的角度。但,此角度很难解释为什么毕竟曾经辉煌。知识理论化,需要一定的制度激励。理论知识具有积极的正外部效应,对于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来说,个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中国的制度规范,缺乏对这种行为的激励。(国外是否有呢,不熟悉他国历史。)制度激励不是单纯的物质激励,事实上,针对个人的物质激励很难真正的激发研究。制度激励是社会整体制度规范(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是否能给于这种行为发展空间和可能性。
中国超稳定的政治结构,取决于其文化理念与这种政治结构的制度选择具有很强的耦合互动作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对非正式制度的选择。选择这种文化,在于孔子所提倡的“仁”的观念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孔子所提倡的国家理家很接近某个学者提倡的“小国”理念。仁强调的是如何建立自己与他者的关系。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他者无论数量众寡是另一个个体。孔子试图将现实社会复杂的N人关系转化为简单的二人关系。二人关系,在各种行为选择中,所需支付的成本都是最小的。(显然缺少严格证明)。集权国家是一个统治者和他者的社会模式。如何强调二者的等级关系,降低他者之间的聚合,儒学是最好的文化选择。当然,二人关系并不能真地实现。如果可以实现,就是家的管理模式。中国的管理理念,在很多表述中正是由家而国而天下。降低他者行为选择的可能性范畴,儒学提供的思想正是等级森严的管理内涵。这种文化范畴和与之相对性的制度规范,鼓励了中国学者更有兴趣研究,如何管理和规范他者行为的问题,制度选择也会逐步走向这个方向。
这种制度遏制或不鼓励学者进行经验理论化研究。等级概念是原因之一,如果有位圣贤对某一自然现象作了错误解释,后来这需要冒极大的风险来纠正错误。权力选择是原因之一,既然需要建立的是一个统治者和他者这种社会模式,那么权力更偏好于对这种社会模式巩固问题的研究。此种制度范畴对自由思维的钳制是原因之一,既然是主要的注意力是研究规范他者行为,而行为是思想的表现,那么自由思维势必不被鼓励。经济学无论怎样解释也不能否认肆无忌惮的怀疑,异想天开的思维是所有科学知识理论化所必备的思想基础。而制度范畴可以鼓励这种思想基础,也可以降低。
当然,问题还可以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解释。这一点可能需要熟悉西方历史。才能说,是否西方社会在其发展中,由于工业化、商业化和科技化的同步进行,确保了科学理论化的收益。这个,有点胡说八道了。因为,毕竟理论知识早于工业化和商业化。上述所说,显然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这个问题,赞同某一楼的人所说:它的答案需要综合历史中各种影响历史形成的因素。也就需要综合各种人文学科的观点。上述所说,只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浅显思考。也是对被我翻腾出的这个尘埃落定问题的(这里的尘埃落定)善始善终。
我们思考这么重大的问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适用的理论,那么就姑且把这个思考和讨论的过程视为学习的过程吧,这样大家在回答问题时都没有了负重感。^_^
青雪叮当说的问题可以理解为制度的互补性,这个问题在青木昌彦等人那里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但历史制度不是不能颠覆的,如同过去我们的文化非常强调集体主义(我因为儒教就有这种倾向),但是现在我们似乎又走到个人主义的极端去了,集体主义、责任感变得非常脆弱。这说明,还是有某种力量可以瓦解互补的制度体系的。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我们大胆地预测一下,是否存在一种力量,已经瓦解了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制度壁垒呢?
是啊。人文学科就某个问题的解释,很难有正确或错误的划分,只有更好,更接近现实的判断。虽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克服个人思维方向的偏好,尽可能接近老子所说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天下观天下”的思维路径。但,每个研究者又不得不站在自己的知识存量的角度,理解和阐述问题。
青木昌言的书刚刚买来。正准备看。现在,学习和积累更为重要。与我而言。不过,还是说点。^_^。对于人们常说的儒学的集体主义,我以为其所倡导更接近此两者:或牺牲个人利益或独善其身。前者似乎是和集体主义相同的。但,侧重点未必相同。或者说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均衡点的选择在集体主义的整体概念范畴中,不同的文化均衡点选择不同。后者,不必多说了。在商业无限化的当代,个人主义的极端化,从文化、制度、经济、集体主义范畴中个人和集体的均衡选择等角度都可以解释:在一个极力提倡集体主义的社会为何会发生个人主义极端化的现实悖论。不再赘述。
nie最后提的问题,想,你是否想表述如下思想:很多学者在研究曾经辉煌如今没落的文明和国家时,大多从制度的角度提出了类似“路径依赖”的观点。从这个观点而言,历史制度将通过时间的连续,知识的传递影响当前和今后的制度选择。是必然的吗?是否即存在着制度“路径依赖”的惯性运动,也存在着制度磨合、变化过程中的打破惯性,从而使得历史制度对当前和今后制度的选择影响很小。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机制是基于怎样的矛盾,何种事物之间的矛盾相互作用后而得以实现的。不知是否准确理解了你的观点。
事实上,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中的确存在过这种惯性突破,1000年前的宋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那时的西方社会尚处于愚昧而黑暗的中世纪。但,也就是从那个时代,中国的文明和经济开始滑坡,西方借助一场文艺复兴,或其他因素,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啊,罗嗦了这么多。时间问题。暂且打住。以后再谈。不过,若真的要讨论这个问题,并使之不停留于空泛的话,这帖子得尘埃落下一段时间了。至少与我而言。^_^
原因之一、官方的原因:是学而优则仕。学的东西与技术无关;而仕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和发展潜规则,亦与技术无关。政府不但不鼓励学习技术,反而视其为奇巧淫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舆论导向不正确。
原因之二、民间的原因:民间注重内在修养,重在修身。凡事皆求诸己,古人想的更多的不是多种粮食才能吃饱,而是通过修炼不吃饭;不是发明飞行器上天,而是通过修炼白日飞升。搞技术乃是匠人和方士所为,也就是说技术没有群众基础。
原因之三、观念过于保守:有技术的人不愿意传播技术,因此不利于技术的扩散和应用。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搞技术和发明的人不能得到官府的肯定和报酬,因此他们不愿意将拥有的技术公开。而是将其珍藏起来作为谋生的手段,甚至传儿不传女。
原因之四、中庸之道:发明或者创造是要出名的,而中国人不喜欢出名。其实本质上是怕出名带来的风险,尽管也羡慕出名带来的好处。类似一种搭便车的思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6 11:25:38编辑过]
我觉得根本原因是正式制度的供给不足造成的。
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制度,不像西方国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中国的地方官员是对交易进行治理的正式机构,但是官僚机构的治理,依据的普遍是“德行”,而不是成文的法典(中国也有成文的法典,但我们可以看到,科举考试考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的内容,也就是说,对于官员德行的考察更是重点)。也就是说,正式制度的供给是不足的。在官僚机构的“德行”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对交易治理的标准不一致,这样就发挥不了正式制度的规模效应,所以人们转而寻求非正式制度进行治理。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人们只能在小范围的非匿名市场上交易,普遍存在的就是不脱离宗族、乡土而进行的交易。
这样的交易显然不能构成大范围内的社会化分工,因为分工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他人具有较高的可依赖性,因而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市场;同时,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政策也抑制了交易的发生,使得人们更依赖自给自足。造成的后果是分工程度显然不像西方国家的分工水平那么高。分工水平低下,专业化程度低下,因而系统化、分门别类的知识,也就是科学和技术革命难以产生,即使产生了先进的技巧,也难于通过应用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17 12:59:28编辑过]
严格说,中国古代对“科技”的贡献,主要是“技术”方面的,而非“科学”方面的。“贡献”不仅仅是提出来了(尤其只是以只言片语“点到为止”),还要传播开来为众人所知,才能算贡献。许多外国人都知道中国人会制陶瓷,但不知中国人是如何证明勾股定理的。工程技术的大规模发展,是离不开基础科学理论的深入研究的。仅从手段上说,没有诞生简洁有效的符号运算系统,就严重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http://www.cas.cn/html/Dir/2005/04/05/6933.htm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极端”这样的提法值得斟酌——关键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本身是不是以“极端”的含义提出的?如果它们本身没有“极端”的内涵,就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说法了。
不尊重每个个体的感受,何来“责任感”呢?责任感的脆弱是不是恰恰来自于对个体的漠视呢?
真地把西方式的科技(科学与技术)发展范式介绍给中国人,中国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呢?(且不说有多少人能理解)
且不说,中国人自己能不能诞生这样的范式。(且只看本论坛,多少人还在为批判别人“形而上学”而沾沾自喜。至今许多西方科技发展中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形而上学”这个东西轻描淡写地忽略了)
有谁真正理解“地心说”相对于“日心说”的关键“缺陷”呢?高喊“地球围绕太阳转”(似乎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神学了)的人,有谁了解“遥远恒星”的意义呢?火箭点火升空,我们为什么说“火箭离开地球”,而不说“地球离开火箭”?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地球自转偏向力”被当作地球自转的“证据”,其依据又何在呢?——其实这些并不是知识的缺陷,而是接受知识方式的缺陷。
(还有许多人甚至将哥德巴赫猜想当作证明“1+1=2”的无聊的数学家的游戏——他们知道“1+1”代表什么吗?这样的心态如果是普遍的,何以期望科技在当代的大突破?)
李约瑟之谜的答案其实也不必非要追溯遥远的过去去寻找,答案也许就在(或还在)我们今人身上。
个人坚信:(有没有少数民族统治都)不会——如果“资本主义”指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如果中国的帝王们相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堂吉诃德都可以击毁威廉一世讨厌的那个风车。
这里“腐败”及相关行为模式的定义至关重要。所谓的“资本主义”,就不会存在“腐败”吗?所以定义很重要。在未做出定义之前,旁人无法理解这种假说。
如果西方实现了这种“惯性突破”,为什么会存在“文艺复兴”这样的旗号或称谓呢(即便文艺复兴真地实现了突破)?西方学者“言必称希腊”又表达了什么呢?
“西方”不是一个国家,一种传统,而是一个集合,以中国比“西方”,本身也有点不好比。
在致J. E. Switzer的信(1953)中,爱因斯坦这样谈到:“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has been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of finding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at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need not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did not mak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为了不误会原意,贴出原文。其中后半段关于中国学者的评论一定要慎重翻译,因为它可能有两种对立的翻译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04-02/25/content_1331544.htm)这里先不管后半段,只看前半段,那两项“成就”就没有渊源上的联系吗?
I think sungmoo's points are very interesting.hehe
Anyway, how to analyze this puzzle in economics rather than other disciplines? Fox example, why we dislike or aren't used to abstract theory?
Valuable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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