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的确用错了词，尽管是想表述，中世纪的中国和西方同样面临着思想的钳制，后者却摆脱了这种钳制。后者的摆脱，也许在于其前提性的具备了摆脱所必需的路径支持吧。所以，我承认两项“成就”具有渊源上的联系。

虽然，即使在当今我们可能依然缺乏或不具备科学的精神、思维方式、怀疑的心灵。但其原因在于我们不愿意接受，还是在于教育制度制约或影响了教授、鼓励上述内容。如果在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鼓励升学，不再是单纯的传授思维的结果，能够断言我们不愿意接受吗？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如果诞生了两项成就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其本身似乎是想说中国文化、制度环境不具备鼓励科学精神、自由思维的产生。这是一个需要承认的历史结果，但是一个需要承认或认定的现在和未来的结果吗？

经济学分析，也许仍然要依赖其他一些内容为前提（当经济学家解释不了时，经常拿“文化”当作万能词）。

附：我们说“火箭离开地球”，“月亮绕地球转”、“地球绕太阳转”、“太阳绕银河系转”，其实是默认了“遥远的恒星”是惯性系，之所以说火箭离开地球，是因为相对于遥远的众多恒星而言，火箭在加速度上的表现远强于地球，月亮在加速度上的表现远强于地球，地球在加速度上的表现远强于太阳，太阳在加速度上的表现远强于银河系中心。“地球自转偏向力”是地球自转的证据，其实是说相对于遥远恒星作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却在地球表面呈现出“偏转”，因此我们说地球在“自转”——也就是相对于遥远的恒星自转（不指出具体的参照物，“自转”其实是无法定义的）。因此，相对于遥远的恒星而言，以不同物体作参照系的“优劣”是很明显的——这种“明显”表现为运算的复杂程度与预言的精确程度。设地球是“绝对不动”的（惯性系），对于天体运行预测方面有很大的不精确性与复杂性（而其中的许多情况一旦假设太阳“绝对不动”就迎刃而解了——在精确性与简洁性同时提高）。但对于近地面上小范围运动的物体，比如来来往往的车辆与行人，假设地球不动，计算与预言它们的行为就足够精确与简洁了（但对于飞机、大气环流、洋流而言，就还是要加上大地“神奇的”偏向力——我们得以看见“气旋”与环状洋流）。

正是人们发现，地球相对于恒星自转的时间与相对于太阳自转的时间不同（所谓恒星日与太阳日之间存在差异），人们得以印证地球在绕太阳“公转”（当然不光是这一条理由说明地球在绕太阳公转——我们为什么不说地球绕别的东西公转，也是需要解释的），从而“日心说”与“恒心说”也是有不同的精确性与复杂性的。

如果“地心说”与“日心说”在预言天体行为方面表现得一模一样，它们就是等价的，不存在谁替代谁，谁比谁更优劣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也实在说明不了地球与太阳之间到底谁绕谁公转的问题（不找出一个“第三方”如何描述或定义谁绕谁公转呢？这个第三方就是遥远的恒星）。

正是因为江中的水知道它在相对于遥远的恒星转动，江中才出现了“旋涡”（“内低外高”），而相对于遥远恒星不动的水是“平静”的。

其实前人的思想不是不能怀疑，也不是不能发扬，但这其中的思想发展逻辑，到底能不能由中国人自己提出来，实在不敢判断。（直到今天，还有人妄言创新与批判——这都是造成李约瑟之谜的答案之一，咱们的论坛就有答案！当创新与批判普遍成为“自我陶醉与膨胀式”的嚎叫时，科学如何才能向前迈一步呢？科学每向前迈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与牺牲，何况那些想拿斧子造航天飞机的人呢？——他们完全可能根本就不懂航天飞机是怎么回事。本来，想提出新颖观点是件难得的事，但“标新而不立异”，“钝于思、疏于言、乏于密、惰于据”，“新观点”就成了“寒碜”，不出现李约瑟之谜才是谜）。

我们常常强调并进行“察古知今”，其实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思路：“察今探古”。《吕氏春秋》就提到过“……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有所谓“高水平陷阱”之说，记得姚阳曾经讨论过。陈平也有过一些讨论，但不觉得很有意思。

另外有个建议：nie应该把大家提到的参考文献一起列出来，更新到第一帖，这样的话比较好。

[此贴子已经被nie于2006-4-28 21:39:10编辑过]

高度集权的制度和严格的指导思想是限制中国社会思想进步的主要原因。西方在中世纪的思想桎枯下也是长期处于愚昧和落后的境地，但是西方的政治制度相对松散和薄弱，分裂的邦联制和领主制，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度，虽然如此人民生活状态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容易发生社会变革（当年新教后的革命运动就是首先在有众多小国的德国发生的），中国由于长期处于优越的生活环境下，政治制度严密，思想限制大，人民主动变革的内在和外在因素都不具备，所以自然落在后面。

实在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推动科技发展的制度上呢?科技发明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的相差是很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创新和发明的动力又有多少?在欧洲,自从专利权的相关法规出台以后,科技也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的

"据有关史料考证,知识产权制度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以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颁布的《专利法》为标志。在此后X00多年的演进过程中,知识产权制度已发生过数次重大的变革与发展,其主体制度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在此对知识... "

这是一些专利法的小历史,大家看看时间再想想欧洲1474年以后的发展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请参见本版关于“四大发明”的讨论。

知识产权保护可能更多地是保护与激励了“技术创新”，当然这不是说“科学创新”没有得到激励。牛顿与多人关于“首发权”的争斗（用“争斗”来描述一点不为过）并不妨碍多项重大理论成果在世人间传播、应用。

科学观念的形成与传播也是很重要的。这种科学理念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似乎不是那么大。古希腊并没有现代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它奠定了今人“言必称希腊”的基础。

无论托勒玫的地心说如何被现在某些人贬斥（似乎贬斥它就可以标榜自己如何“科学”如何“正确”），该理论在许多方面还是遵守科学规范的（至少比许多贬斥它的人的所谓“理论”强得多）。

同西方（当然，“西方”是个大概念）相比，14世纪后中国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可以说远落后于西方。其实“落后的”正是科学观念与科学发展的逻辑。（当然，什么叫“落后”，在标准上并无定论。只能说，以西方的科学观念为标准，中国是落后的，因为中国没有诞生可与之相比的理论。但这也许正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西方列强入侵强制交流，没有西方科学包括技术，中国人并不觉得生活得有多么不好。中国人依然可以创造出自己的书法、国画、音乐等各方面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Needham's Puzzle并不必是“遗憾”。如果说“遗憾”，西方没有诞生中国书法，算不算什么“张约瑟之谜”，“刘约瑟之疑”呢？算不算西方人的“遗憾”呢？人类的宝贵之处也许恰恰在于“多样性”，经济学也许想为这种多样性提供一个经济学内生的视角。不过经济学如果又以多样性为外生前提，经济学的解释就已经大打折扣了。）

我们之所以推崇西方科技的观念，一个原因也许是我们迷恋它们给我们带来的物质享受。

前两天看了秦晖的一篇文章后，突然对这个思考已经的问题有了一个颠覆性的看法。

“李约瑟之谜”到底是不是“谜”？

大概的逻辑思路是这样的：历史的发展，你从现在往过去看，你似乎可以发现从现在的一个结果你能通过一条因果链条不断往前推导，这也就是李约瑟之谜存在的理由，以及所有人解谜的一个大体思路。可是，我们假设这样的一条因果链如果真的成立的话，我们用这样的逻辑往我们以后的历史导，为什么就会很荒谬呢？（可见几十年前科学家们对现在科学技术水平的预测）

到底在自然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像西方那样进入科学革命是大概率事件，还是像中国这样停止不前，沦落是大概率事件？这个问题很难解答，李约瑟主观的把 前者当作了大概率事件，从而得出，李约瑟之谜。那么还有两种情况未作讨论，一种是假如两者是等概率事件，那么自然知识水平对两种结果的效用可以抵消，也就是说，无论是科学革命，还是中国沦落都与之前的 自然知识发展水平相对来说无关，那么就没了李约瑟之谜的前提假设。假如后者发生的概率大，那么相对来说，更高的自然知识水平还能导致之后的落后（这一点是解释李约瑟之谜时，似乎还没有人想到的，都主观的把更高的自然知识水平想成是之后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正相关因素，其实从逻辑上这也完全可能是一个负相关因素，比如像经济周期理论里，前一段的高增长高效率和后阶段低增长低效率通常是有联系的）

赵凌云认为：20世纪头40年，中国的现代工业部门可与同一时期的日本媲美。应该是有误的

破李约瑟之迷

本文的目的是打算给人们提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品经济制度形态的基本观念而作，或者说为人类经济制度发展史设计一个认识上的工具。所以也就不能不对经济学理论家都十分关心的“李约瑟之迷”说几句话。这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重要的课题。

李约瑟之迷产生于马克思历史观。马克思认为各国的历史发展，基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变化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变化导致总和基础的上层建筑发生了变革，就是社会形态的改变。但是，有时出现生产力发展被生产关系束缚，然而问题是何种力量打破了这种束缚呢?马克思没有作出解释。

经济发展史观作出解释是劳动体的管理者打破了这种束缚。例如与集体劳动体相适应的劳动方法（马克思认为的生产力）是自然力动力工具；家庭劳动体相适应的劳动方法是畜力动力工具。从集体劳动体转变为家庭劳动体，是由集体管理者管理方式的改变变成了家庭劳动体。因为集体劳动体内要实现个人劳动权的平等，即每个劳动力都必须有活干，才能实现收益上的平等。使用牛耕就必然替代人力，劳动力没有活干，就等于没有饭吃，所以宁可把牛杀掉也不愿让牛挤掉人参加劳动的权力。但是，集体劳动管理者为了降低自己的管理强度，对管理方法进行一系列的创新，由按每天记工作日变成定额工作日，接着是工作日承包，由耕作上某个环节上的承包最后变成全过程承包，由单个劳动力承包变成家庭承包，于是家庭劳动体出现了。我们称作劳动制度的改变。家庭农作下，必然为节约劳动力而使用畜力作为动力工具。以上就是劳动方法的提升过程，也等同于马克思的生产力的变化提高过程。

在工业生产中，是家庭作坊式劳动体，就不可能用机器。在指令性交易下家庭作坊要参加行会以便和官府协调。行会的收入来源于工人，如果使用机器，就要减少工人，工人首先为了自己的饭碗起来反对，行会领导怕减少自己的收益必然千方百计的反对，通过种种手段毁坏机器。这就是一定劳动体限制着劳动方法的提升。当外部条件变化了，即出现了专门商人，向行会购货，或者不是以人征税而是从交易额里抽税，就会拉动生产，于是工场式的劳动体就产生出来。为了降低产品的成本，必然对动作工具改进。所以劳动体管理者限制（推动）劳动方法的提升。总之，我们把生产制度和劳动制度分开来看待。历史观没有这种分化。那么制度的变化也就分成四种：劳动制度、生产制度、交易制度、分配制度。所以生产制度的变化是由分配制度决定的。中国的科技不发展源于指令性交易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但“按亩收税”，对工业是“按人收税”的，由行会代收的。从而阻止着机器的使用。而契约交易下，是按“交易额收税” 的，没有行会存在的必要，产生了工场手工业劳动体以后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中国学者及世界学者把马克思历史观搬到经济观中。就产生了既然生产力决定了社会形态，马克思又把生产力的发展说成是自然进程，那么就是说五种社会形态应该按顺序的发展，也就不能有停滞，也就不能有跳跃。（实际相反），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只能对科技发展进行概括，没有认真对待，即只是相对生产关系作出的逻辑安排。可是后来者的研究不是这样，不但要研究生产力的动力来源，还要研究生产力是如何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的。

生产力在我们看来就是劳动方法，是动力工具和动作工具在相互于运作时，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不均衡的信息传导给劳动者。劳动者当然要通过工具的改进追求平衡，就是说具备了改进的观念，推动了创新的冲动，新工具果真出现了。可以说任何劳动工具的发明和创新都来源于创新观念的冲动。李约瑟用了大半生研究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他发现在宋朝以前，中国的科技水平远在西欧之上，那时英国工业革命的条件在中国都已具备而没有发生，反而在三百年以后的英国发生，李约瑟非常迷惑。这就是李约瑟之迷。

从李约瑟之迷的产生来看，回答起来非常不容易。它不但包括了全部经济制度发展史而且包括经济制度形态的演变规律性；更为重要的是说明劳动方法（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及劳动活动过程的安排；并且必须把本文的权利社会观与阶级社会观的不同特征相比较。这样，不是厚厚地一本书的话，也必须有高度概括化的概念，遗憾的是高度化的概念又不能使一般性知识水平能够明白的。故这里就作后面这种尝试：第一技术的发展和劳动体管理劳动者的创新观念连结于一起。上面我们已经说出来。第二，管理劳动的技术发明和改进观念的产生受生产制度推动及约束。第三，然而生产制度又受经济体上面的分配制度的推动及约束。第四，将上述归纳，科技飞跃的发展是经济革命的结果。笔者就后面一点来解答李约瑟之迷，而完全能解答清楚只能请读者体会本文的全部内容了。

笔者猜测第一次经济革命在西欧发生，就是说公元以前西欧在自然力的使用方面，先进于中国。源于西欧接近寒带人，这一环境形成了人类直接食品资源相对温带、热带的短缺，从而最早解决个人生存平等权而最先脱离自然界。第二次经济革命在中国发生，出现了15世纪前先进于西欧的科学。这是因为中国地域广大，诸侯国之间没有高山大川、海洋湖泊的隔离，竞争法则的作用要强的多。“既然大家都没有安全感而扩军备战，还不如把武力交给一个人（君主）掌握”，即最早产生了君主制思想。竞争推动了农业革命，畜力、风力工具与相应动作工具的改进与发明，进一步推动冶炼科学，与此相应的是天文、地理、数学、文字等科学的发展。大约汉代开始超越西欧。第三次经济革命在西欧发生，出现了18世纪先进于中国的科学，源于水路交通发达引出商业的发展，导致资本生产制度的形成。加上没有地主官僚食利集团的阻拦，代议制政府早日形成，推动了技术上的革命。第四次经济革命将在中国发生，源于国有资本数量巨大而必须社会化，推动了市场品生产制度的形成，加上没有西方那种金融主官僚食利集团的阻力，代理制政府将在2060年前后形成，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在科学上超过西方。

既然是生产制度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技术的发展，而且生产制度又来源于交易制度，为什么地主制不能推动交易制度的变化呢？第一个原因是货币物质形态的功能。实物币交易的实物币永远处于供给不足状态，形成欠而买，余而卖的市场观念，即自给自足思想意识观念，不可能产生增加生产的创新冲动。第二个原因是指令性意志一旦形成，就会出现相应这种意志的权利结构去执行的分配制度。这种制度的网络效应阻碍新制度的形成。君主制的权利结构不允许个体商业劳动体的出现，所以也就不能产生商品生产制度。代议制权利结构一样，不允许独立的科技业劳动体的出现，（因为按效能价值计算管理劳动的获得的执行，就如一般操作劳动没什么两样）故不能产生市场品生产制度。契约意志力交易制度就无法改变，亏本就不能生产的生产制度观念自然也不能改变。故也不能推动法定交易制度的产生。从这两个原因得出了一个结论，即科学技术水平对应于交易制度而存在。指令性交易制度的早期出现，使中国从落后变成先进。契约交易制度在西方的早期出现，使西方从落后变成先进。目前来看，法定交易制在中国早期实现，同样可以使中国由落后变成先进。这大概也是一个辩证法吧！

笔者从《经济研究》2003年第一期上见到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迷再考察》的文章，也必须说明几句话。我认为关系到经济发展史上的现象很难用数学模型理论说清楚。既是表现的再精确（制度束缚本来就不是精确的事情）对现实没有任何意义。坚持要使用数学模型说明经济发展问题，就只能是一种迷信。所以在李约瑟之迷上使用资源约束学说，就变成对“成本—收益理论”一种迷信，迷信到说自己眼上的指头比天大，好象天都不存在那样。这是第一。第二，姚洋博士反驳中央集权说时，指出如果说南宋时期因为战争而不得不把税收全部收归中央，明清两代经历了几百年的和平时期，难道各位皇帝都没有学会“放水养鱼”的道理？事实上在这里根本不是讲什么“道理”来解决问题，而是明清两代“捆绑商业”“竭泽而鱼”的制度，才能解决问题。第三，姚洋博士上面对于产权说，所有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在另一本书里还把所有权和竞争法则看作银币的正反两面。给我的印象姚洋博士好象把所有制、产权、所有权看成大同小异的概念了。实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属于“范式”完全不同的概念。①所有权是从生存权推倒出来的。②所有权是竞争法则、替代法则、意志法则作用的基础。③所有权相对收益权而存在，或者说通过收益权而界定。④所有权是通过积累劳动受益权的索取来表现。⑤……。要和所有制，产权相差十万八千里。所有权概念由上面多种条件集结而出，不能不是资本主义起飞的重要条件，而且是任何经济制度得以运作的重要条件。所有权就如一个物体的中心，在它外面是一个多面体，如果经济制度形态是一个生命体时，所有权就是这个生命体的“基因”（DNA）。没有所有权概念就没有经济社会形态的生命运动。之所以出现了不同经济社会形态的表现，就源于所有权的体现条件排列顺序出现了变化。换言之，离开了所有权这个“基因”，就没有办法讲清楚什么是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市场品经济形态。当一个学者迷信所有制观念这个阶级社会观范式概念里拔不出来时，是不可能进入权利社会观中的。

( 本文摘自<简论人类经济制度形态发展>一书)

这个问题如果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很难找到合理的答案！太复杂，不谈也把

其实如果把历史过程看作是一个混沌系统的话，产生这种形态根本就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即使人类各支的起点相同那么之后的任何微小的随机因素就会产生类似蝴蝶效应的效果造成将来巨大的差异，而将这种差异缩小的机制就是人类间的交流和学习，所以现在信息成本的降低才会造成各地的差异逐渐缩小．

我认为 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性是造成当时中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题（无意中看到的），看看大家能考多少分。 第一场，史论五篇：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5、“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 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2、“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3、“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说有容易说无难啊！

这类话题我一向很警惕！！!

刚才看了各位对"李约瑟之迷"的解释和看法,收益非浅!

我看过一些相关的书籍,列出来供大家参考: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人大经济论坛里就有电子版本),文章从意识形态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即"资本主义精神"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之源.可为什么日本没有这种新教思想却成功了呢?也许可以驳斥这种观点.但是这种从意识形态分析方法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中国传统的思想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人大经济论坛里也有电子版本),文章认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创新活动;而创新活动最终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创新者是否能过得到金融的支持;而有效的资本市场的背后却是一套有效的金融制度.西方各国常年战争,各国为了筹备资金进行战争客观上促进了金融制度的发展.

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人大经济论坛里也有电子版本),文章提出,非畜力驱动的机器的使用和旧的原材料由新的更有效的原材料取代,这最终成为了英国工业革命中技术革变的两大支柱.这个观点和前面斑竹提到的有点相似.,都从器物层面上分析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

张宇燕<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哪个出版社出的问了,下次补上),该书最大的特色是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文献.文章提出: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涌入西欧的美洲金银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的随机性的初始条件.即外生货币--制度变迁--经济增长.里面用到了制度分析方法.和偌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分析有相同点.这两本书都从制度角度对西方世界兴起进行讲述.

另外还有:

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

杨小凯的<晚清经济史>,如感兴趣的话多看看明清的历史.

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

希望大家对这些书感兴趣.这些书籍我都有电子版本,如果需要的话请和我联系,我发给大家.

我的观点是:当时中国的技术应该完全成熟,涉及到制度的问题,就是当时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几乎没有,只有强制性制度变迁所致,而在技术需求强烈的情况下,制度的相对滞后不能解决效率的问题.另外,在这一过程中,宗教的影响不可忽视,以儒家为主要思想力量的集权国家,基本排斥其他思想的发展,而技术革命的根本性质与儒家学派的思想存在矛盾之处.

我觉得文贯中给出的经济地理学解释较为令人信服.其它就不敢说,但是林老师的结论肯定错了,这个是敢说的.他说,因为中国搞了科举制,所以人才都当官去了,没有人搞科研.根据徐中约的记载,在清代获得举人功名以上的读书人占全体参加科举考试者的比例为万分之几(具体数据可以下来查书),只有得了举人以上的功名才能当官.如果林老师对了,那么他如何解释那么多人听任生活无着落,而去进行科举考试呢.像我们洪秀全天王(只考取秀才),毛泽东主席(秀才都考不上)就是因为考场失意,转而揭竿而起的.进行科举考试往往是一家人选择最聪明的子弟进行培训.而且那些考不上举人的人为什么不去作生意呢．我觉得缺乏有效的法治体系才是关键．这也是诺斯等人学说的关键．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不利于民主，各种思想兼容并包，这在我看来也大有问题．像论语，孟子中找不到一句鼓励罢黜百家以愚黔首的话，也没有关于搞国营经济与民争利的话．

破解李约瑟之谜

文章作者： 许平中


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后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但他感到奇怪的是，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却少之又少，甚至没有发现逻辑学上的三段论。现在，这一令人费解的问题被人们称为“李约瑟之谜”。
要破解“李约瑟之谜”，首先要探讨技术发明和创新的原理。
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发明创造活动也是如此，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但直到18世纪，英国的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
高额赏金是刺激发明创造的好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对发明创造活动给予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被人类发明出来了。假如没有赏金和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项目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由于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
不过，西欧一系列技术突破出现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形成，所以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来自生产中精细的分工，分工来自生产规模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下面简单介绍这一过程。
中世纪前期的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在地区内和地区间首先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广泛的水陆运输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生产中的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 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吸引不少人进行研制，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这样，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既通过生产中精细的分工间接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又因大量销售产品而直接提高了创新收益。没有市场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收益的提高，是不可能出现生产技术突破的。
长期以来，中国市场一直没有发展到带动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因而并没有引起精细的分工，制造业还必须进行复杂的手工操作。直接研制和发明那些进行复杂操作的机械装置难度很大，发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加上没有利用市场获利的前景，预期收益显然大大低于预期成本，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从事研制，于是生产技术就陷于停滞状态。可见，中国生产技术长期未出现突破，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长期不发展。
那么，中国市场为何长期不发展？
不少人把中国商品经济长期不发展归咎于小农传统观念的影响、儒家保守思想的禁锢以及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小农观念、儒家思想和抑商政策都产生于社会经济生活，用它们来解释市场发展的状况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中国商品市场长期不发展，也应当是人们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中国文明本部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陆路运费又太高，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由陆路运输形成的农产品市场，辐射范围不超过10公里。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所以中国不可能自发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
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费。除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外，中国古代市场上交易的物品还有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但由于运输费用很高，它们到达最终消费地时都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国家就逐渐垄断了盐铁的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要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基本产品难以致富，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直到***时代，国家仍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上面已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被人看作难以破解的“李约瑟之谜”，即中国人何以缺乏理论创新成果，其谜底也可以归结为中国经济生活的状况。首先，理论创新都建立在对基本原理科学归纳的基础上。中国在理论创新上没有多大贡献，是因为没有人去进行基本原理的归纳；之所以没有人去进行归纳，是由于长期停滞于自给自足状态的经济生活没有产生出对科学原理进行理论归纳的“需求”。逻辑上的三段论和探求因果关系四法（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剩余法）都是如此。中国人也早已使用这些方法进行推理，探求事物的因果关系。之所以没有人对其进行归纳，是因为这种归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作用——不但终生活动在几公里范围内的农民不需要它们，而且统治国家的军政官僚和文人学者也都不需要它们，所以归纳出来写成书也没有人看，写书人将得不到任何补偿，所以没有人进行归纳就是没有人去做对人对己都无用的工作。这一归纳工作之所以由英国哲学家穆勒完成，是由于英国经济生活的发展已经产生出对这些方法进行总结归纳的“需求”，为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这一归纳工作也能够使个人获得实际利益。
但是，没有归纳不等于说没有“发现”，断言“中国人没有发现三段论”，“中国人没有发现探求因果关系的方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任何社会中，都有一些人安于现状，另有不少人积极进取。因此，由历史上中国缺乏理论成果而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是不正确的，正象我们不能由清朝皇帝、袁世凯和蒋介石连续实行***统治就断言中国人喜欢***而不喜欢自由一样。实际上，精神是一种无法确定的东西，我们可以由社会状况的任何一个方面总结出一种对应的民族精神，例如，可以由古代中国的辉煌成就得出结论说中国人具有“勤劳”、“智慧”等民族精神，也可以由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停滞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等。民族精神只在宣传教育方面具有意义，而对科学研究没有任何作用。
中国历史上理论创新成果很少，并不是由于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生活没有为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创造出获利的空间。这就是“李约瑟之谜”解答。

文章来源：河南省广播电视大学武陟县分校

 

看到我们的论坛上讨论李约瑟问题的文字大都不入路，颇感痛心.

转贴在网上普遍传布的<破解李约瑟之谜>,希望大家参考\批评.

喜欢杨朱“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个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这是一个良好的鼓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环境，回归道家个人主义，中华民族可以迎来科学的春天。

为什么没建立科学理论，为什么技术落后了，为什么没发生工业革命，这是三个问题，不能放在一起回答

解释科学理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超出了经济学的能力。

从伽利略到牛顿，欧洲基础的科学理论的构建从来不依赖技术需求。反过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并不需要完备的科学理论，从瓦特的蒸汽机到珍妮纺纱机，并不依赖现代科学。       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情况就决然不同了。发电装置与动力装置来自于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原理，技术开始依赖科学了；既然技术开始依赖科学，这时对技术的需求开始催生对科学的需求。

而在中国，技术虽领先于欧洲，但一直未建立科学理论，早在希腊时期就著成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居然明朝才引入中国，而中国尚处于“勾三股四”的阶段。所以我说，中国为什么没建立起科学体系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技术落后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没发生工业革命是第三个问题。有科学体系了不一定有技术（欧洲），有技术了不一定有科学（中国），有技术了不一定有工业革命（中国），工业革命不一定需要科学理论（第一次工业革命）

这三个问题放在一起讨论，永远“剪不断，理还乱”

我们的毛病在于没弄清“果”，就急于用经济理论讨论“因果关系”

为此，需要回答几个问题，一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没有外界竞争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自发走向资本主义？二是如果有，其中的基础是什么？三是为什么占人口众多的汉族最后会被少数民族统治？四是少数民族的统治为什么又让中国失去了走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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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核实一下中央集权的概念，在我的字典中，它是指政府凌驾于一切阶级，组织（宗教）之上，形成的官僚阶层或独裁者掌握国家权利的政体。既然官僚或独裁者垄断了权力，他就不必联合资本去抗衡别的敌人，那么资本必将受喾于政府之下，稍有壮大，就会引起政府恐惧。你所谓“自发”，大概是说屏蔽了外国这个外生变量。但我认为，“外国'这个权利来源并未有异于“阶级”，“宗教”。外国的干涉，表面上丧权辱国，实则是对绝对权力的限制，这与法国贵族对国王的制约并无二致。独裁者为了抗衡贵族权利而拔擢市民力量。同样，独裁者为了抗衡外国力量也会放任资本权利的扩张，慈禧的洋务运动就是最好的例子，独裁者甚至会支持农民阶级以对抗外国势力，“庚子拳乱”就是例证。

对于少数民族阻碍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观点，我持相反态度。宋朝的资本之所以繁荣，正式帝国遇到前所未有的强敌，而不得不求助于资本之力。当少数民族统一了中国，绝对权力重新建构，资本之力又被束之高阁。

借力打力是政治权利所有者的普遍药方，最后又被所借之力反噬，又是统治者一大概率的宿命。当年罗马人扶持高卢对抗蛮族，反被高卢所灭。汉人借乌桓之兵赢得内战，却引乌桓入主中原。但若统治者已树立绝对权力，便无借力之必要，由此资产阶级难以壮盛。

偶觉得类似的朝代更替已经成为一种周期,就如同经济周期一样.中国社会就像诺斯分析西方中世纪一样,当人口增加时,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同时社会组织的效率也递减,到一定临界值时,朝代更替了,然后社会动乱,人口下降,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又增多,社会组织的 效率又上升了,所以朝代又得到延续.

2003年的拙作“李约瑟之谜的经济解释与科教兴国战略”英文版曾经发表在MODERN EAST ASIA杂志。中文版参阅以下网站

http://www.comment-cn.net/data/2006/0420/article_6116.html。内容附后。

李约瑟之谜”与科教兴国战略

作者：范存会

内容提要：本文以林毅夫教授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为出发点，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提出妨碍中国实现工业革命的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最高水平没有被打破，由此产生的稳定的“三角形”就很难被打破，从而使科学技术的根本性创新成为梦想。进而提出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政策建议。

林毅夫教授在“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林毅夫，1999）一文中，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指出“……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去投资从事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见上书第14页）。通读林教授著的全文以后， 鄙人认为这个结论未免太绝对化，受其分析方法的启发，在林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对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能够满足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农业劳动率最高水平不被突破，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文化道德三者构成的稳定的“三角形”就很难被打破，从而使得工业革命成为泡影。最后根据这个结论提出了一些如何真正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目标的政策建议，

一、什么是李约瑟之谜

关心中国科技发展历史或者读过李约瑟先生著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第一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的朋友，应该对“李约瑟之谜”并不陌生。在十四世纪，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因为从历史资料不难看出，那些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认为产生了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几乎都已经存在了。对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情况参见各类历史书籍及林对这些情况的概述（林毅夫，1999），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正如本文开始时所指出的，文中的分析是受到林毅夫教授分析方法启发的，所以第二部分首先分别介绍对“李约瑟之谜”已有的解释和林对其的否定。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分析林的观点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给出科学和技术创新的区别，并提出社会技术扩散模型和科学理论存量的供需模型分析。第六部分利用欧洲文艺复兴的社会背景，阐明工业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农业生产率瓶颈的突破，进而结合我国的历史资料，对李约瑟之谜做出与林毅夫的观点不同的解释，同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已有的解释和林对以前解释的否定。
2.1 “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主要论点
目前对这个谜的解释中，广为接受的假说是“高水平均衡陷阱”，由Elvin(1973,Chao, p.17)

首先提出。Elvin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后期的滞后源于人地比例失调。他的分析思路由于是人地比例失调，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导致农业剩余不足。同时人口的过剩，导致对劳力节约型技术的发明和创造缺乏激励。而较高的人地比率耗尽了作为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的农业剩余。这样就使得中国的工业革命由于资本的缺乏而与之失之交臂。

2.2 林毅夫教授对已有解释的否认

（1）林先生的文中，利用Feuerwerker(1990, P.227)的中国欧洲人口比较图（公元前400年-2000年）指出14，15和17世纪中叶，人均土地比率甚至有所增加，人地比例失调这一论点与历史数据不符，但是当时却没有出现更多的技术创新。

（2）即使把20世纪早期的人地比例状况作为讨论的焦点，Elvin认为“较高的人地比率耗尽了作为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的观点也是脆弱的。林先生通过列举已有的一些研究（Riskin,1975;Rostow 1960；SSB，1988，P.60 等），指出当时的积累率还是较高的,高于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临界水平。同时20世纪早期，由于双季耕种的大面积推广，使得劳动力变得相对短缺（Buck,1937），对于认为由于人口过剩使得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缺乏激励的假说也是一个否定。

（3）林教授在文中还利用我国明清时期各种新技术和发明的出现，表明12世纪之后，虽然人地比率比欧洲更为不利，但无论农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的的技术创新都从未停滞过。

笔者赞成林教授对于上述观点的否定，但是对于林教授本人的解释不敢苟同。

三、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及其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林教授的观点是通过对技术发明模型的分析入手逐步提出的。这一部分将首先对这一模型进行概述，然后列举林先生对这个谜的主要解释。

3.1 技术发明模型

林的技术发明模型又称为“试错和改错”模型。林先生认为，发明者科学知识存量的增加，使得发明分布函数的均值增加，导致分布函数右移（技术的平均生产率更高）。显然不同发明者有不同的分布函数。技术水平一定时，发明者的科学知识增加，发明出更好技术的概率也越大。模型的假设是经验性的和试验性的““试错和改错””是发明的源泉。前者没有经济上的考虑，后者则要考虑经济因素。由此所得出的结论是：

(1) 技术发明的分布函数P(发明新技术)=f(试错次数，现存技术水平)，

(2) 科技存量的增加和现存材料质量的改善，都会使一位发明者发明出更好的技术的可能性增大。

3.2 林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知识分子是科学研究的主体。林的解释是：科举制度下，中国的激励结构使得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试验或对有关的自然假说进行数学化这一事实。

四、林的解释存在的问题。

4.1 林的技术发明模型的重要假设是如果发明了一项更好的技术，它很快就会在整个经济里得到采用。这个假设太强，因为该假设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技术的扩散是决定社会总体技术水平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许多技术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很多都没有流传下来（例如中国古代的五色琉璃制造技术、花纹钢冶炼技术、预测地震的地动仪和观测天文的混天仪等）。问题就在于技术的扩散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即使到了明清时代（12世纪后），在民间却出现了很多尖端技术（见林的原文），笔者认为技术的扩散也是问题的关键。

4.2 那么一项新技术的扩散又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影响技术扩散的因素有很多，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三个主要因素：经济、政治体制和道德文化。考虑技术扩散时，不可能把这三个因素作为外生的。

因此为了了解中国古代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以下分析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经济和文化道德具有的特点。

经济制度的特点：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

这种经济制度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与中国早期的自然禀赋有很大关系，因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较高，开始出现精耕细作农业，有些思想家正是这种经济制度的推崇者，最早可见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参见老子“道德经”）。

政治体制的特点：封建君主中央集权制。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的拥有者——地主就毫无疑问地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阶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是封建的君主中央集权制。这种政治体制自从秦朝统一六国以来，一直延续了近2000年。

地主们为了维护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对道德文化体系进行了影响改造，推行儒家思想。

秦统一中国以后，虽然曾经“焚书坑儒”，试图消除“百家思想”对民众的影响，但是没有成功（见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始于汉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自从儒家思想在汉朝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以后，以后各朝代的统治者纷纷效仿，儒家的有关文献也在隋朝以后成为历代科举制度的必考内容。虽然期间也出现过一些试图挑战传统哲学和社会秩序的思想家（如林的原文中提到的王阳明，批驳儒家思想和君主专制的其他思想家及其著作，参见明朝李贽的《明灯道古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唐甄的《潜书》等），但与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背景相较量的结果，只能算是昙花一现。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科举制度只是这个三角关系中对政治体制和道德文化性质的反映。而且有些重要的技术突破都是在朝廷的扶持下，由经过科举考试选拔出的官吏们研究或者推广的（例如明朝初期的农业技术创新）。第7部分将对这个超稳定的三角关系做出进一步的论述。

五、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与技术扩散模型
    5.1 科学与技术的区别
    为了进一步分析李约瑟之谜，首先有必要指出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差别。林教授的原文中对此已经有清楚的描述。(1) 技术的特点是强调可操作性，它直接影响生产行为（或者消费行为）。科学则是对技术的概括，以可检验的假说为基础，注意逻辑的严密性（特征之一就是数学化）,同时要与严谨的实验检验相结合，强调可重复性。一般都是由技术发明者掌握或者提出。但技术与科学存在时间滞后。(2) 技术扩散模型。针对林教授的技术发明模型，这一部分进一步提出社会的技术发明模型（技术扩散模型）。
    一项新技术能否得到扩散，取决于该技术代表的社会生产率是否高于社会平均生产率。实际上也可以这么看，新技术在整个社会的扩散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整个社会的技术发明过程。不过这里对于技术发明的载体是社会全体民众而非单个的能工巧匠或者个别天才。社会成员在已有的新技术中，经过实践检验或者称之为社会的试错改错过程，确定对某项技术接受与否。
    因此，技术在整个社会的扩散函数就必然类似于林教授提出的技术发明模型。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经济学中社会需求和消费者个人需求之间的关系，技术扩散分布函数的生产率均值是（或者接近）单个发明分布的均值而不是最大值（这个均值要高于社会已有的生产率均值，否则不可能被推广），但却具有更大的方差，原因是社会在接受某项技术时，选择的是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而生产率太高的技术由于脱离当时的实际水平，反而存在推广的困难（历史上，据传鲁班造就曾经制造出会飞的木鸢；三国中的诸葛亮曾经制造出过“木流牛马”等，现在都只能见诸于文学作品中，技术细节却无人知晓。）；同时由于单个发明家的分布函数相差较大（有科技知识存量较多的知识分子，也有普通的劳动者如农夫或者普通手工业者等），使得社会的技术发明分布函数具有较大的方差。
    一般来说，与个别发明者的发明分布函数不同，和社会技术扩散函数（或者社会发明分布函数）相对应的试错最高生产率水平就会低于个别发明者的试错最高生产率水平。这种对单个发明进行筛选的社会发明分布函数，其性质和林所指出的个别发明家的发明分布函数性质相同（由于林教授的原文中假设技术扩散很快，所以其社会技术发明函数与单个发明家的发明分布函数完全相同），也是试错次数的增函数和随机试错产生的最高生产率的负函数。在试错次数既定的情况下，新技术得到推广的概率（社会发明新技术的概率）就会比单个发明产生的概率大，实际上，林的文章中列举的明清时期不乏发明创造的实例，恰好是对这个模型的说明。
    需要补充的是，这里与林的假定相同，分布函数服从正态分布，但实际的分布是什么并不重要，正态分布的假定只是为了论述的简便。上述模型见下图。
    5.2 科学理论的供给需求模型
    科学理论存量的需求和供给可以利用和经济学供求理论类似的方法分析。前面提到科学理论存量的供求都是生产率的函数。其供给是生产率的增函数，需求则是生产率的负函数。也就是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科学理论存量的供给要相应地增加，否则生产率的提高就难以实现；但是在生产率水平已经比较高，可以满足甚至超过生产实际需要的情况下，对于科学理论存量的需求则缺乏激励。如果一个社会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较高，高于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并且农业生产可以满足自给自足，这时由于科学理论存量的供给大于社会的需求，导致缺乏科学理论创新的动力；相反，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可能单纯依靠农业就会难以生存，这时对科学理论存量的供给就会不足，从而需要有科学理论的创新，并且创新的焦点可能集中在非农业，原因是这种社会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可能是由于资源禀赋导致的（农业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禀赋，前现代时期尤其如此）。上述分析参见下图。
    六、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李约瑟之谜描述了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一方面，直到明代和清代，新技术不乏出现，另一方面，历史上如此多的优秀技术，竟然一直缺乏科学理论化的概括，直至落后于西方国家科技的发展，被其他国家侵略。
    要解释李约瑟之谜，首先要考虑一下工业革命发生的背景并将我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之进行比较。
    6.1 工业革命的社会背景
    考察欧洲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历史，可以发现几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
    （1）农业发展一直比较落后（（美）詹姆斯.W.汤普逊,商务印书馆，1996年），只有依靠手工业，以贸易的方式获得生活必需品。于是出现了三个很重要的阶层：商人、资本家和工人。生产或者经营的目的一开始就是为了交换而不是为了自给自足。
    （2）与此相对应的政治体制也必然是民主体制，因为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机构可以完全控制国际市场。实际上，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民主政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农业发展落后，经济来源主要依赖航海业和商业的缘故（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体”）。
    （3）民主政治体制对于社会成员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和道德标准，工业革命前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黑暗的中世纪）虽然也试图压制新的科学理论的出现，但是当资本家、工人和商人的经济利益的发展受到这种政治体制的阻碍而无法进一步提高时，矛盾的激化将必然导致新科技的产生和相应的政治变革。
    所以可以这样说，欧洲工业革命的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并且由于自然禀赋的限制（耕地面积、气候条件等），一直难以得到提高。这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发展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当这三个重要的非农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在科学技术和理论方面有较大突破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时，就必然地出现了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非农业科学技术。
    与此相对应，我国古代的资源禀赋特别适合农业生产，农民为了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在农业技术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于是就有了以下的结果：
    (i) 农业的发达，使得农民可以实现自给自足，这就是我国古代经济的特点。
    (ii) 与自然经济最适合的政治体制莫过于中央集权制（已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对于帝王而言，整个国家都是他自己的；实际上，帝王就是一个最大的地主。
    (iii) 作为社会的统治者，所有的地主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需要民众“本分受法”，而对于民众而言，只要有一小块地，就能够生存，所以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一点农田，“本分受法”的风险最小。于是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中国的圣经，而以服从为特点的“三纲五常”就成为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iv) 这种情况下，新的科学理论的创新就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极限，只要还有提高的余地（满足自给自足的余地），(i),(ii) 和(iii) 的关系就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很难被打破。历次改朝换代的原因是土地的分配，而每个朝代初期的兴盛也是由于土地的分配，这些政权更替的过程，也就是利用土地分配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过程。正如林先生文中指出的，我国古代的人地比率并非总是在减少，而是17世纪中叶比11世纪有所增加，也说明了古人为了缓解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压力而扩大耕地面积的努力。
    (i),(ii)和(iii)构成的稳定的“三角形”也说明，在14世纪，中国的市场发育和生产率水平虽然已经较高，但是应该注意到当时还是以农为本。无论是商人还是手工业者，他们经商和经营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购买土地。只要有了足够的土地，他们就会舒适地当起地主，因为地主的休闲显然要多于其他工作（经商和搞手工业）。社会上当时流行的观点是把那些典卖自家土地的人称为“败家子”。
    (v) 所以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是：只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最高水平（可称之为“李约瑟瓶颈”，是指在能够满足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最高水平。）不被打破，由此产生的稳定的“三角形”就很难被打破，从而使科学技术的根本性创新成为梦想。中国清朝末年，由于政治的腐败、人口的剧增，这个瓶颈就要被打破，但是太晚了，西方人的侵略开始了。
    6.2 结论和政策建议
    虽然中国早已结束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实际上，中国人以前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只注重提高产量，很大程度上就是受自给自足思想的影响，当然，60年代的自然灾害对决策者心理的影响也不可否认。但是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生产已经逐渐能够满足口粮消费并且出现了剩余，在需求渐趋多样化的情况下，口粮得到满足的农户收入的增长慢了下来，所以决策层提出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笔者认为，为了保证中国农业的发展，同时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以下几点都是应该考虑的：
    （1）改变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理解，从只注重农产品的产量转向口粮安全。国内有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建议（黄季焜，1996）。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应该更加注意国内和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市场行情，根据市场需求相应地调整种植业结构。
    （2）高层决策的民主化程度。最近几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民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一个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将是科学技术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
    （3）加强文化道德建设，提倡求实和创新应该成为“以德治国”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用邓小平理论的一个词概括就是要“实事求是”。实事意味着求实，求是意味着追求真理的创新过程。这是整个科学发展历史所遵循的客观规律。
    （4）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必须抓住这个机遇。在外力的推动下，面对国际市场的挑战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竞争机制的激励，对生产率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然将刺激社会对能够提高生产率水平的科学技术的需求，从而带来新世纪中国科技的腾飞，最终“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 Buck, John L.,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1937.

Elvin, 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d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 Feuerwerker, Albert.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aul

S. Ropp, ed. Heritage of Chi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3. Needham, Joseph.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ume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4. Riskin Carl. "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 in Dwight H. 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5. 林毅夫著，“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春秋）老子，“道德经”，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
7.(汉) 司马迁，秦始皇本纪，“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8.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
9.（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经济史”，徐家玲等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1996。
10. 黄季焜，中国粮食供需平衡分析和对策——也谈中国是否会使世界饥饿，改革，1996年第2

期第17-22页。
11. 黄季焜，Scott　Rozelle，中国不会饥饿世界——粮食供需平衡分析和对策，《中国能养活

自己吗？》第88-106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此文英文版发表在MODERN EAST ASIA杂志，题目为“Economic Explanation of the "Needham

Puzzl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Strategies in China”

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这本书中有一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很有感觉，大家可以看看

姚洋、皮建才等有专论，可以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