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产生有一定的成书背景，1950年以来马尔萨斯关于中国人口的看法在美国学术界得到了认同。当时美国学者普遍认为：至19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导致了人地关系的失衡。这一增长造成了过剩人口，使中国农业经济陷入了停滞的内卷化发展的危机，19世纪出现的太平天国运动和灾荒带来人口的减少正是人口的现实性抑制。

当然关于这一点也有与之相对立的观点，从1970年代起，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一批学者利用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卜凯1929-1931年为研究中国土地利用在农村做的调查，对其中比较完备的资料做了人口学的数学处理，得出结论认为当时中国处于一种低已婚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的人口体系当中，从而导致了一个长期、缓慢、稳定的人口增长规模。也有一批中国学者亦持这样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李中清、王丰、王国斌、雷伟力和康文林等年轻一代学者通过使用清皇室人口生命记录、辽宁农村道义屯的户口登记和刘翠溶等学者的族谱研究这三种新资料，认为中国人口并非如马尔萨斯所描述那样处于自然增长之下，内在性抑制对人口的影响比外在性压力起到了更主要的作用。李中清和王丰日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集体性决策传统的延续，是对“马尔萨斯担忧”不断增强的结果，是基于19世纪的社会理论所制定的，而中国从来没有陷入马尔萨斯危机。

现在这种反对中国陷入马尔萨斯危机的观点并非主流，比较受学界认可的是与何炳棣的观点一脉相承的葛剑雄、曹树基等学者在人口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明清时中国已经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调整中国人口主要通过瘟疫、战争、饥荒等。这种观点也受到官方的认可，与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相一致。当然，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还远没有划下句号，随着对明清人口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对中国人口方面的问题将会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将主导我国未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走向。下面让我们具体看一下为我们明清人口研究打下深厚基础的这本书——《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8》。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8》共将近30万字，上卷讲1368-1958年之间的官方人口记录。明清户口登记不足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严重，而以人口稠密的东南地区最为突出，主要原因是：

第一，在洪武二十四年以前之所以坚持登记全部人口，是为了以黄册和鱼鳞图册为基础建立均分劳役的赋役体系。由于后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以钱代役，那么登记户口系统也就逐渐废弃了。

第二，洪武二十四年出台一个法令，法令规定以后编造黄册时重点应该十岁以上的男子，以便他们在年满十六岁时能及时编入充役名单。这一规定给地方官和户口登记方法留下了相当大的余地，因为他只要求纳税人口能够编入黄册即可。

第三，存在大量地主豪绅庇护下的隐漏户，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相当普遍，在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的省份尤其严重。

第四，明代官员的俸禄低的出奇，一些官员隐私舞弊，设法减少本县的劳役定额而将部分劳役费用中饱私囊。

第五，一些大族尽管并非同姓，却冒充一户，这样可以使赋役负担减轻。

第六，人们有时非法改变或秘密放弃原来的身份，最苦为军籍，有相当多的军机人口逃避法网成为既不纳粮又不当差的平民，也有不少平民逃离户籍，通过对军官的效力，即逃避了赋役负担，又脱离了里甲户口登记。

在两次最早黄册编造中，西南省份报的最少，而浙江、福建部分地区也有等级不足的现象，因此全国人口至少在14世纪后期已经超过6500万。正是由于户口登记不足，有明一代人口变动的模式必须根据农业开发区的扩展、全国粮食产量的增加、多样性经济的兴起、地方志中的论述以及明代权威学者的著作来加以研究。总结过去五个世纪中国官方人口数，明太祖时期、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期间和195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比较有用。若要对过去五百年间的人口动态的可能模式做出鉴别，就必须了解各个时期的历史环境，以及考查对人口变化起作用的不同经济和行政因素。

下卷讲了影响人口的诸因素，尤其详细论述了明清以来的人口迁移。

明代全国总人口相对较少而耕地相对充裕，促使人口迁移的因素比以后人口急剧增长时期要小。谢肇淛在他著名的《五杂俎》中的描述，给人这样的印象：整个西南山区，广东、湖南和湖北的相当一部分，淮河流域和部分北方地区还有未加以系统开发的可耕地；人口稠密的地区仅限于长江下游、浙西、皖南的徽州和福建省。

导致元朝覆灭时的持续动乱使华北平原和淮河流域地区户口锐减。明初，已有15万户无地佃农从苏南、浙西被迁往皖北。晋南一批农民迁往河北、山东和河南的平原。政府主持的移民对华北平原的开发来说是数量不足的。

明末张献忠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据说以前的杀戮造成四川盆地内若干地区的人口真空。康熙年间为移民四川提供优惠政策，立即从邻省如湖广、陕西招徕大批移民，湖北在清代向四川移民可能比其它任何省都多。19世纪中叶后，四川移民锐减，苏南、浙西充分灌溉的平原能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提供更好的机会。到道光三十年，四川的土地利用已经形成现代的格局，该省已跻身于全民开发的前列。清开国后200年间四川对中国人口的增长，比20世纪的东北所起的作用更大。

玉米和甘薯这两种作物都是16世纪传入中国的，这两种作物适合山地丘陵地区的种植，成为开发成长江流域高地所种植的主要作物。直到18世纪初，南岭山脉的大部分丘陵和山岭还覆盖着森林，农业较少开发。东南沿海各省由于人口压力，福建、广东开始开垦长江流域内地省份的丘陵和山区，这一过程可能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时期。18世纪中叶之前，浙江西北山区因浙南的温洲府迁民开发，大片种植玉米、甘薯和花生等经济作物。皖南山区在18世纪中叶也同样变为玉米生产地。云南的边远山区，玉米是在16世纪传入的，以种植玉米为主，开垦陡峻山岭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在19世纪，广西北部主要由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也有许多山地被来自湖北、湖南、广东和福建的移民垦殖。

汉水流域是由甘肃南端、整个陕西、鄂西高原北部的三分之二和豫西南构成的。这片以秦岭为主干的广大山区，直到康熙三十九年，除了少数几个有历史地位或战略意义的市镇开发较早外，依然人烟稀少，大多为原始森林所覆盖。18世纪中叶开始开发，移民主要来自河南、山西、福建、湖北平原、湖南平原、四川、江西东北部、豫北、山东等地。至迟到嘉庆五年，整个秦岭山脉和汉水流域基本都已开发了，玉米已成为最主要的作物及山民的主食，甘薯则成为重要的补充。

到1850年，依靠当时能用到的技术水平，对本部土地利用可能接近极限了，即使在长江流域内地和汉水流域这样新开发的山区，已出现农业报酬递减。从四川、长江流域内地山区和汉水流域的移民已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而发生逆转，长江下游地区人口锐减给长江中游和华北的无地农民提供了优越的机会。就地理而言，受太平天国蹂躏最烈的地区是安徽全省、江苏南部、浙南、赣北和湖北平原的一部分。其中安徽作为双方必争之地，受创最深。1953年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的人口合计要比道光三十年的合计还少19300000。安徽由于地位更居中心，战祸波及范围特广，吸引了各省农民，皖南丘陵区落户的移民来自湖广、河南、浙江中部和南部的县；苏南三分之二地区农业劳力奇缺，不能仅靠苏北迁来的佃农解决，又从更远的省份如河南等省吸引移民；整个浙江北部、特别是其中富庶的冲积地带，很快从人口早已饱和的绍兴、宁波二府吸引移民。

太平天国后对长江下游地区的移殖接近完成时，东北是唯一尚未开发的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华北平原的省份由于人口、内战、苛捐杂税和饥荒的持续压力，增加了向满洲移民的推动力，移民主要来自山东、河北和河南。19世纪后期东北人口还比较稀少，光绪三十年包括满族人在内的东北全部人口大约有1700万人，到1940年东北人口已增至4450万。东北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农业。虽然作物以高粱为主，但其他粮食作物小米、小麦、玉米、旱地稻、甘薯、土豆已普遍种植。大豆后来居上，增长迅速，成为主要产业，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东北完全垄断了世界的大豆和豆油出口。

台湾在清代大多数时间内，从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沿海和中北部吸收的过剩人口，达到相当大的程度。台湾的大陆人口中来自福建南部泉州、漳州的福建人有200多万人，原籍广东的客家人约50万。

光绪三年至四年大旱，波及整个西北各省、尤其是陕西中北部，人口锐减，约有900万到1300万人因饥饿、疾病或暴力而丧生。留下来的地主、地方政府从湖北、四川、湖南、安徽、江西和山东等地吸引移民。

1921年，H.F.麦克耐尔估计海外华侨约860万，海外移民一方面减轻了福建、广东的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投资以及联系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合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中国人口达到某一程度，在人口的持续增长和技术长期停滞的情况下，全国有效就业的总的机会便会急剧减少。在传统的或原来的生活水准越来越下降以至只略高于仅够糊口的情况下，19世纪早期中国的经济史或许能归结为：全国生活水准的不断下降和人口的持续增长。

当然，讲到人口的迁移，自然离不开粮食作物的改进，作者对粮食作物的改进与人口的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有着精彩的论述。

公元1000年末，水稻栽种仅限于长江流域三角洲、盆地和河谷。宋真宗（998-1022）时福建从印度支那中部占城国引入一种早熟而耐旱的水稻，被称为“占城稻”。占城稻又进一步发展改良，一方面保证了两熟制的成功，填充了越冬作物与水稻收获之间的空隙。另一方面，早熟稻用水比其他品种少，使只能利用泉水和雨水浇灌的高地和坡地便有可能种植。在南宋时，早熟品种的传播范围大概还只限于浙江、苏南、福建和江西，在元、明二代，早熟稻的栽种在西南各省和湖北、湖南也相当普遍了，两湖从此成了中国的谷仓。

早熟稻有利于征服灌溉条件较好的丘陵，使宜于种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扩大，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变得协调。而第二场农业革命传来的美洲粮食作物，如玉米、甘薯、花生和马铃薯则使作为传统平原和河谷民族的中国人得以利用干旱的丘陵、山区以及对稻米和其他本地谷物说来过于贫瘠的沙地。长江流域和北方的干旱丘陵、山区在十八世纪以后迅速得到开发。稻米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所占百分比从17世纪前期的约70%减少到1931——1937年间的36%。在过去三百年间，各种新旧旱地作物在全国粮食总量中的比率大约增加到64%。来自美洲的各种旱地粮食对全国粮食产量的增加以及人口的持续增长都做出很大贡献。

第三部分是附录，讲的是本书源引的各种资料。

本书作者何炳棣研究的过程中把官方人口记录与地方志相结合，在许多方面均有创建。如本书开头就详细分析了明清“丁”的实质，指出“丁”在明清的绝大多数年代只是一个赋税单位，根本不是人口数据，与实际人口没有任何比例关系，这一开创性论述现已为学界所接受。关于明清时期人口迁移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书从各种地方志着手也有着精彩的论述，为我们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可贵的是，在20世纪五十年代，作者就提出了山区的农业开发和生态保护的问题，其前瞻性和预见性具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代任何一个学者要研究中国人口史，《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8》是一本绕不开的著作；同时对于中国人口变动感兴趣的人来说，《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8》也是必读书目；国家在制定人口方面的政策的时候，《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8》也是一本必然参考的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