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0后：这一代的爱恨情仇
作者：James Palmer
来自：Aeon Magazine
2004年我初次来到北京，受邀在一场高中英语比赛中担任评委。有两位性情愉快喜欢冷嘲热讽的中年社会学家和我一起担任评委，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在听了无数遍中国过去穷，现在强大了的说辞后，我对其中一位评委说起中国的学生似乎受到太多的关爱。
“他们什么也不懂！”她说，“他们不知道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整整一代人都不知道。他们全都被宠坏了。”
在过去的八年里这种说法我听到过许多遍，中国的媒体也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个调调，左派和右派对年轻人都抱有相同的观点。仅在今年一月，强硬派军队人士兼媒体评论员罗援少将就批评年轻人身心都不健康，他怒气冲冲地责问：“现在是阴盛阳衰，年轻人没有个性和志向，也没有坚强的体魄，他们怎么才能担当得起重任？”同时作家兼社会评论家慕容雪村也在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上批评年轻一代：“年轻人喝可乐吃汉堡变得身体肥胖，他们只相信官方的宣传，有些人甚至认为反官方的就是异端，他们懒得去核实真相。”
在这些批评中确有一些中肯之处。我来到中国后先当起了教师，这几乎是初到中国的外国人必须要经过的历程，后来我成为了一名全职的作家和编辑。有一次在上课时我不得不把一名学生拉出教室，因为他大发脾气用脚蹬地板并且拒绝离开。慕容雪村说年轻人不由自主听信ZF的宣传，这在官方公信力被社交媒体打得粉碎的时代已经不复成立，但人们可以看到罗援的话根据在哪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官的子女中似乎有更多的小胖墩。在一所附属于某军事基地的高等院校里，老师在我面前把他们的学生说成是“摆动着的粗短阳具”，并在私下比较哪个学生看上去最像是一枚“香肠”。
用食物做比喻很能说明问题——老一辈的中国人想要知道：“为什么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来得这么容易，而我们却要经历千辛万苦?”这样一种责难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国人所谓的“八零后”，即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长大的，所以从来不知道有食品配给这回事。我在这里说的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是中国传媒产品的主要购买者和消费者。众口一词的批评其实与年轻一代的真正缺点没有很大的关系，而只是一种打哈欠的症状，反映出中国年轻城市居民与他们父母之间存在着的前所未有的巨大鸿沟。
26岁的博士生张珺（中文姓名不能确定的使用音译，以下同）对这种情况给出了如此描述：“这不仅是代沟，还是在价值观、财富、教育、人际关系和信息方面的鸿沟。”30岁的林美莲是一位记者，她直截了当地说，“我和我母亲完全不同，我们谈不到一起，她不能理解我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八零后的父母亲们二十多岁时在遥远的农村里劳动，而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有购物中心、智能手机和可以随便约会的世界里。”
这样一种距离并非是中国所特有的，但在大多数别的国家里两代人之间有更多的延续性。我的青年时代是在1990年代的曼彻斯特度过的，与我父母在1960年代的布里斯托尔和悉尼度过的青年时代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但是中国八零后的父母（他们出生于1950-1965年之间）是在农村和毛泽东思想的世界里长大的，这就与他们孩子成长的环境全然不同。在他们的青年时期每个村子里只有一部电话，大学已经关门，而工作是由上级分配的。假如你能想象到许多西方的父母也在为互联网如何影响孩子的生活，还有孩子与异性约会，大学生活和职业选择等事情困惑和烦心，你就接近了代际困境的真相了。二十多岁时在遥远农村里劳动的父母们，现在要来面对他们生活在有购物中心，智能手机和可以随便约会的世界里的孩子了。
年长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五六十岁的中国人，看起来常常像是居住在自己国家里的移民。他们有与移民相同的迷失感，他们与自己无法完全把握的社会规范和习俗磕磕碰碰，与此同时牢牢地抓住属于自己的一小片天地。在与孩子的关系方面，他们使我想起了那些印度和孟加拉国孩子的父母，我是与这些孩子一起长大的，他们竭力向孩子提出那些自己从来没有做到过的高要求。然而在所有由于地理位置的错位而造成的不一致当中，一个孟加拉村庄与曼彻斯特郊区的距离，要小于1970年代的中国农村与现代北京的距离。
移民们常常有一整套来自故乡文化背景的稳定的价值观，他们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无论是在宗教方面还是文化方面。然而作为在中国文化革命时期长大的孩子，这种文化的延续性中断了。在1960和1970年代他们被灌输了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接着到了70年代后期他们已经是年轻的成年人，他们又被告知在他们青年时代所接受的一切都是可怕的谬误。然后他们又接受了些许社会主义思想，但很快被一夜暴富的理想所扭曲，最终到了1980年代后期形成了反文化的自由主义，到1989年一切都戛然而止。同时，在他们年轻时代被批判为“反革命”的传统价值观又粉墨登场，被当局吹捧为新的社会脊梁。
年轻一代因为沾染了所谓的物质主义受到了批评，但是对于这样一种价值观他们的父母抓得更紧，因为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安全感的来源一成不变地在于金钱。金钱——至少是幻想中的金钱——从来没有抛弃过他们。“中国人爱钱，”博士生张珺告诉我，“因为钱是没有历史的。”经历了在中国攫取财富过程中的那种野蛮的资本主义，老一辈中国人不加掩饰的不道德行为让他们的孩子感到震惊。诗人、攀岩者和身价亿万的房地产开发商黄怒波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他是少数几位能坦率谈论这种现象的人。在中国杂志《财经》所做的一次访谈中，他谈到了“分崩离析的社会生态”。但像黄怒波这样能依仗着自己财富说话的人只是凤毛麟角，更多的父母在担心自己的孩子在生活中还不够努力。
移民们经常梦想自己的孩子能成为医生、律师或教授等，而本土中国人的抱负却常在别的地方。在充满腐败饱受批评的医疗体系中，医生们常常收入低，工作强度大而且不受欢迎；律师要受到变幻无常的司法体系的束缚；教授则要靠到外面去挣外快来过日子。无论做什么工作，中国父母优先考虑的不是职业地位或公众成就，而是金钱和安全。
张珺是一位工作节奏极快的年轻学者，她经常参加高层次的外交和安全会议。（在我访谈过的人士当中，她是唯一怕被人搜索而要求我用假名的）她说，“我母亲对我所做的事情不能理解，尤其是她看我捞不到一点外快。去年过年时我在家里，正好我表兄也在，他是做医药代表的，也就是说他与医生勾结在一起把假药和价格虚高的药品卖给医院，然后他们瓜分利润。我母亲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哦，你为什么不去做你表哥的工作，他能挣这么多钱！’”母亲知道表兄的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但她从来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中国父母在子女教育上投入金钱，但他们也喜欢花钱走捷径。大多数人花不起某位煤老板所花的钱：孩子进不了清华大学就为他买一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国籍，然后他就可以以“外国留学生”的身份进清华了，而金钱就是他唯一的资格证书。但他们可以做到张珺母亲所做的，每学期花钱去贿赂老师让她坐在前排，这样她就不会落在其他50-60位同学的后面。
尽管富人和有关系人士把上升的梯子拿走了，在中国有才华的人仍有可能为自己铸就职业生涯。就拿艺术来说，仅参加一次国家级的舞蹈竞赛就至少需要支付20000-30000元（大约为3000-5000美元，而在中国城市居民的月平均收入大约为500美元）。
“真正的胜出者是有舞蹈天赋的，但你要交钱给评委才能把自己的名字排上。”一位21岁的舞蹈演员告诉我，于是女孩们不是倚靠自己的爹，就是为自己去找一位干爹。在音乐方面，国家顶级的音乐学院曾经是培养大师的温床，但现在要求学生从主任那里购买每堂课价格为5000元人民币的私人课程。假如人人都在玩花样，那么最诚实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也别无选择，尽管他们中有些人还在哀叹亵渎了自己的理想。57岁的退休教师韩素珍评论说：“我们培养孩子的方式已经不适合这个世界，我们把我们接受到的思想观念去教给他们，往往是纯真无邪的思想。但是今天人人都在追逐我们曾经被告知是无价值的东西。我们学到的是要奉献社会，而他们现在学会了为了自己可以不择手段，这完全是相反的。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去谈论思想和自由了。”
就像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朝代一样，一份公务员的工作是最有吸引力的。从表面上看公务员的工资很低，但在官场的漫长等级中一份最不起眼的工作也有终身的福利和安全保障，所以这份工作被称为“铁饭碗”。有了一个中层职位就有了可以敲诈勒索拉帮结派的资本。张珺告诉我：“我的那位药贩子表兄一直在纠缠我，‘你为什么不升官？这样我就可以告诉别人我有一位当官的亲戚，我们可以一起去捞钱。’”
在公务员之下是在大型国企里的工作，如在石油巨头中石油或四大银行里的职位。在这些国企里工作也算是“体制内”人士，有着许多相伴而来的额外津贴和高额的社会保险，而到了一定级别还有许多东西可报销。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国企职位都有价格标签，无论是用金钱还是用关系来衡量——关系是中文里的常用词汇，表示影响力，优惠买卖和裙带关系等意思。初入社会需要父母的撑腰，去年十二月有一份国企新员工的候选名单被泄露到了网上，每一个求职人都有自己身份显赫的亲戚在背后撑腰。
也不是所有的职位都能买到。25岁的李翔长得很帅而且喜欢奇思异想，他正在求职中央ZF公务员的考试和面试过程中。“我父母都在中央ZF工作，这使我很沮丧，”他说，“有一条规矩是你不可以在直系亲属的同一部门工作。中央ZF的招聘系统比地方ZF或国企要干净许多，你很难花钱或靠别人的影响来让自己进入。”
当我们在一起吃一顿要价400元的高价牛排大餐时，他分析了他跳槽行为的利弊所在。“工资要降低不少，从我目前这份工作的10000元降到税后6000元左右，而且在开始的一年或二年是实习期，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打七折。但是为ZF官员指定的医院是最好的，尤其是中央ZF。工作很有安全感，社会保险交得很高。我真的很想为人民服务，所以我才应聘全国政协的咨询岗位（全国政协是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为此我把父母气坏了，他们朝我发脾气，因为我去了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单位。”
就像李翔一样，八零后一代人当中有许多人愿意去帮助别人，这与他们身负的物质主义贪得无厌的名声正好相反。参加志愿活动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虽然比起西方来还是要少许多。大学生和白领青年是非ZF组织的最初创建者，但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慈善可能是一个肮脏的字眼。“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妻子有病又没有钱，”博士生张珺说：“我想给他500元来帮助他，但是当我在等他的时候，我母亲的声音出现在头脑中，她骂我是一个傻瓜。每次捐钱给别人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被骗的感觉。”我采访过的另外一个人告诉我：“假如我告诉我妈捐了钱，她就要责骂我，因为我甚至还没有自己的公寓房。”
“不赡养年老的父母可能会有牢狱之灾”
父母们自己的梦想被历史无情地打破，于是他们就有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逼迫孩子走上自己曾经想走的道路。当我初次遇见罗津清的时候，她那自信而又有些许厌世的神情让我觉得她比实际年龄24岁要更大一些。我们在新元素餐馆午餐时谈话，这是一家总部在上海的高档连锁餐馆，食客多为像她那样的年轻专业人员。
“我母亲想成为一位职业女性，”她告诉我，“她去上了外国语高中，这样可以避免被送到农村去（这是1950-1970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城里的‘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去与农民生活在一起），或者参军也可以。当大学重新打开大门后她从外国语高中进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日本大使馆里去工作。她在27岁时在那里遇到了我父亲，他们结了婚，因为我爸把她击倒了，至少他是这样说的。现在他们已经离婚了。”
“她总是说我毁了她的生活，”罗津清继续说道，“她告诉我永远不要有孩子，因为孩子会把一切都搞糟。她说怀孕毁了她的职业，她的事业停滞不前全是我的过失，她因此也只能屈尊嫁给了我的父亲。在我记事起她就开始对我这样说，这是不是很荒唐？”她大笑起来，就像人们有时在说起很久以前的可怕故事时那样。“但实际上她就是想要我变成她，变成那个她永远无法成为的人。她想当医生，所以她真的很想我也去当医生。我记得自己朝着她喊叫，‘我不是你想要我做的那个人，我永远不会是那个人。’”
但是要违抗父母之命也不太容易。出乎意料的是，在历经中国几千年的盛衰之后仍得以保留的理念之一是小辈对长辈负有义务，这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就有最清晰的表达，并有无数的格言警句和孝敬长辈的故事传说来加以辅佐，就如“孝为所有美德之根源”这样的说法，还有“爱你父母所爱，敬重父母所敬重。”等等。在一本由尊孔民族主义组织于1935年颁发的道德小册子中就教导说，“女人生来就欠缺孝心和背有伦理债务，所以她们的人生目的就是偿还这些债务。”
没有一种文化会高估一个不懂感恩的孩子所做出的恶毒行为，但是在现代西方世界人们很难想象，在媒体头条上会有一位大学校长回乡去为自己的老母亲洗脚的报道，或者要小学生学习如何跪拜自己的父母。甚至法律也支持这种对长辈的孝顺：不能赡养年老父母的子女可能会有牢狱之灾，虽然这种法律像中国许多不能直接让ZF得益的法律一样，很难见到有真正实施的时候。甚至有人企图立法把回家看父母当作一种强制性的行为。
这些孔夫子的理念与现实情况从来不符。对于不孝中国也有惯常的说法，如说一些伪善者对父母“薄养厚葬”等。确实，经常有老人被遗弃和忽视的情况发生。在经济发达的邻国韩国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没有中断过的孔子文化，但在韩国年长者往往相对贫困，很可能需要继续工作以维持生计。在韩国的年轻人中有自杀倾向的人比率已经比较高，但有自杀倾向的老年人是年轻人的四倍。在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要低于韩国，但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翻了三倍。但在韩国和在中国一样，从理论上来说对于父母不孝被认为是万恶之首。
父母对于子女的权威常常是靠棍棒来维持的，对于小孩子的一句常规咒骂语是“我要把你打死！”蔡美儿于2011年出版了她那本臭名昭著的《虎妈战歌》，“虎妈”的观念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一片嘘声。但是作为一种回应，许多中国媒体吹捧了广州商人萧百佑写的《狼爸》，这本书的原名是《把孩子打进北大》（2011年）。在这本书里萧百佑洋洋自得地吹嘘了自己对待四个孩子的极权态度和虐待，包括孩子犯错时遭打和禁止他们交朋友玩耍等。在北京的一家法式餐厅里，快节奏的博士生张珺让我看了她的小腿，透过丝袜我可以看到上面有长长的白色印痕。“这是我妈在我小时候用藤条打的，”她说。
由于人口问题家庭压力增大了。在过去赡养父母的负担有几个子女来分担，而如今的独生子女政策把八零后一代压在了突然颠倒过来的金字塔底部。这种情况对于刚刚达到富裕阶段的城市中产阶级打击最大，而在农村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力，大多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一到二名兄弟姐妹。有钱人也可以付得起罚款来生育第二或第三个孩子，虽然有时他们把子女生在不同的地方。然而对于年轻的白领们，每对夫妻要承受赡养两对年长父母的负担，有时还要加上健在的祖父母。由于社会保障不完善，父母们把养老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毫不奇怪，家庭压力的最大表现是购买房产。只有少数人能买得起房，但他们在年轻时就买——购房者年龄的中位线在27岁。在城市里建造了全新住宅楼的农民工永远买不起他们自己的产品，但我认识的大多数二十多岁的白领在北京拥有自己的公寓，价格一般在100-300万元之间，而他们的月收入在5000-10000元之间。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全部版块
我的主页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