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胡月晓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 2013-07-16 (www.ftchinese.com)
近期公布的中国2季度经济增速如期回落时，市场却一片平静。可见，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已形成如下共识：在转型过度时期,经济增速或有短暂下降，但下降幅度有限；当前经济增速仍处在政策合意范围内,政府料暂时不会出台刺激政策。
笔者认为，“钱荒”后货币市场加速挤泡沫，将带来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延伸去泡沫进程，货币政策组合重心将进一步由“紧数量”转向“低利率”，现金类资产仍具较佳配置价值。
经济发展成熟于趋近静止社会
在资本主义和经济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古典经济学之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在19世纪中期就指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阶段是静止社会，经济增长的最终结局是社会处于静止状态。当然这种静止社会，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经济停滞、生活贫困的社会，而是经济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幸福的社会。穆勒所设想的“静止”仅是指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停止，人类精神、道德、非物质化的社会服务仍然在增长。现代人很好理解，穆勒所指的“静止社会”是一个“服务型”经济的社会。
当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成熟的高级阶段，经济学也进入现代经济学成熟阶段时，现代发展经济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沃尔特•罗斯托，于20世纪 6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并于70年代进行了完善。与早期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终极是“静止社会”类似，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看法也是经济行为趋近平稳，经济增长停滞。
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增长可划分为多个阶段，最高级阶段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经济发展的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追求“生活质量”的服务业成为了经济主导部门，用劳务形式反映的生活质量程度成了衡量经济成长的新标志。
显然，现代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终极社会的设想是一致的。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增速不再是经济运行目标，经济生活回归到以服务满足精神需求的人性发展本源阶段。当前GDP统计仍然是以基本积累和物质财富增长和核心的，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现行的GDP统计体系已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的真实增长。我们看到，2013年4月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透露，将调整GDP统计内容，将过去当作成本支出的R&D纳入GDP之中。
增速下移是中国经济成功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
虽然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都认为，经济发展最终将趋向于“静止社会”，但现代经济学还对这个趋近过程做了细分：经济在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中，增速将经历一个逐渐加快到高速增长，再到逐渐下移至接近于“静止社会”的过程。
一致公认的是，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增速下降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另一个更常见说法是中等收入阶段，这个转变时期的另一个更常见说法是经济转型。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一是说明中国经济成功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二是说明中国经济进入了转型阶段，这个转型过程通常并不顺利，转不过去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能否转过去就看中国人的智慧了。因此，我们当前不应仍向以往一样关注经济增速，而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推进转型上，更多地讨论转型方向、目标、路径设计等具体方面。过去，如果经济不能保持高速说明运行出了问题。而现在，如果还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说明经济转型的长期目标被短期利益所绑架了。在我看来，如果经济增速持续反弹，那才是应真正引起警觉的。在转型时期仍然片面追求高增长，不愿忍受转型期的阵痛，对中国经济而言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很有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中国合意的经济增速区间判断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转型初期经济增速通常会有一个深度下探的过程，然后再回归到一个比前期高速增长阶段低一个台阶的正常区间。从过去的经济运行态势看，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适宜运行区间为9%-11%，平均值为10%。那么，在中国经济转型下，新成长阶段下中国经济的合适增速为多少呢？国际经验告诉我们，6%-9%是一个较为适宜的区间！9%以上的增速在新经济阶段下属于经济繁荣时期的水平。
中国经济目前的 “低迷”状态仍将中期持续（至少2-3年），甚至可能还短期再下降。短期看，有多种因素促使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持续当前的缓慢下降趋势：货币持续紧缩降低需求扩张水平；世界经济持续疲软，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进口增长，导致净出口下降；长期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政策转向对推进经济转型更有利的供给管理政策时，初期会出现政策成效不明显现象！
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在经济起飞的后半期，经济发展阶段正处于向过渡阶段转化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增速出现短期断崖式回落也并不奇怪。相反，从均衡、可持续增长的角度，GDP增速超过9%的增长极易引起“过热”反应，不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多年的习惯是我们对当前经济增速有点过虑了！
李克强经济学能使中国成功接近“静止社会”吗？
显然，经济过早静止下来，实际上就是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我们的观点是仍然处在起飞阶段的后期，这意味着中国仍能维持较长时间的较高速增长——10年左右的约8%增长潜力。问题是，潜在增长能力是不会自动实现的，任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到达中等发展阶段初始都有继续快速增长的潜力！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转显然未能显示出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迹象。
首先，中国的权贵资本已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实力强大，强大到足以左右政策，控制舆论；其次，代表民众利益的政治改革力量基础不存在；第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依赖正在形成；公众利益在得到小幅修正后，社会压力会大大减轻，民众被安抚后经济容易“温水煮青蛙式”的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状态。从具体产业运行阶段看，在上届政府的持续货币宽松政策下，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全社会形成了搞实业不如搞房地产、投资不如投机的氛围。制造业的研发投入不足，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国际竞争力下降！
应对后续增长乏力的对策是经济转型。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在本届政府终于让市场看到了从“喊口号”变成“动真格”的迹象！需求管理看来正在让位于结构调整的政策，供给管理看来已经在宏观调控中担当了主角。李克强上任后实行的一系列结构调整政策被市场总结为“李克强经济学”：其调控手段市场总结为无刺激、去杠杆和结构改革，核心目标是“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从有利结构调整的角度，偏紧的需求环境有利于增加供给端的压力，从而加速结构调整。这样看来，“李克强经济学”要有效，其金融新政一定不能放松货币。2013年6月19日，李克强在货币市场流动性高度紧张之际，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讨论了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首要点就是“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而什么是“实体经济”，国务院常务会议公报明示为“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如果本届政府能克服利益集团的压力，坚持稳健货币（实则偏紧）政策的同时，成功将货币、信贷引向制造业，重新在全社会恢复起发展实业的氛围，那么中国不会过早进入“静止社会”。未来的中国金融改革，只有在确保虚拟经济发展在提高实体经济运转效率前提下，不使制造业资本流失，中国经济发展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