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垄断”与“危机置换”
　　实物经济的背后是金融经济和制度经济。户口管不住有钱而不在乎户口好处的人，用钱和用地的管制却因此而显得更加重要。所以，中国经济的“以总量牺牲结构”和“要素供给控制”，其最大的要点就是“金融垄断”和“地权垄断”。中国的“金融垄断”，是ZF对货币发行、外汇兑换及汇率、金融实体、存贷款及其利率的综合垄断；中国的“地权垄断”，是集体土地没有完整产权、集体土地必须在国家征用之后才能进入土地市场的ZF垄断。“金融垄断”及其背后的强大政治力量决定了“危机置换”，决定了经济中的“总量危机”如何被置换成“结构危机”，决定了“产权控制”、“身份权利”和“政绩冲动”如何得到一种“总量的落实”。
　　让我们从货币发行、外汇兑换及汇率、存贷款及其利率等方面说起。2013年3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是103.61万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约为美国的1.5倍，成为世界第一货币量发行大国；M2与GDP的比例达到2，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7。狭义货币(M1)余额31.12万亿元，流通货币(M0)余额5.57万亿元，外汇储备余额为3.44万亿美元。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的GDP只是原来的92倍，可货币规模却高达原来的705倍，远远突破了“1元增长值对应1元货币新供给”的货币学基本原理，其结果当然是物价的飞涨。
　　当近来的物价被控制在较低水平时，结构性的问题就转移到房子和收藏品等方面物价的疯涨上，“以家为命”的中国文化也推动着购房热潮的持续，形成了房价“越压越涨”的奇观。1987年，全国商品房平均单价仅408元/㎡，到了2012年则达到5791元/㎡，上涨13.19倍，平均每年上涨10.87%。从2003年开始，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控制价格政策多达43个，可在这十年间，中国城镇住宅价格年均涨幅依然高达16.1%，远远超过了GDP的年均增长。一般来说，可承受的“房价收入比”（住宅套价的中间值除以家庭年收入的中间值）在4倍左右，可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超过了6倍，其中北京、沈阳、贵阳、南京、广州、大连和西安的比率甚至都超过了20倍。中国人的“灰色收入”、“大城市情结”和中国城市的“连续投资增值效应”支撑着不可思议的“房价收入比”。
　　“地权垄断”当然也扮演了重要的作用。2003年至2012年，房地产平均售价涨幅为143%，而土地价格竟然上涨了492%，地方ZF的“土地财政”和“土地信贷”可谓“名利双收”。地方“土地财政”和“土地信贷”的背后，当然是国家“金融垄断”和“地权垄断”的持续保证、地方的“政绩冲动”以及1994年税制改革导致的“中央财权集中”。2012年，房地产业缴税1.1万亿元，ZF土地收入28517亿元，银行获8400亿元利息，ZF与银行从房地产获利47917亿元，占6.4万亿元全年房地产销售额的75%。如此的“钢性成本”，可见涨出来的房价都到哪去了，更可见房价为什么跌不下来。这个趋势当然还在继续，据“伟业我爱我家(博客,微博)市场研究院”的估计，2013年1-6月份，全国306个城市共交易土地15493宗，土地出让金达11305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上涨60%；其中一线城市上半年土地交易地块514宗，土地出让金高达1829亿元，比去年同期疯涨315%；万科、保利、龙湖、恒大等全国标杆企业共计获取108宗，土地出让金74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35%。
　　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在调控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仍占总投资的20%左右，占银行信贷的30%左右，房地产业占GDP比重接近10%（美国的占10%以上）。按国家统计局的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中国每100亿元的房地产投资，可以带动上下游30多个关联产业的产出286亿元，其中房地产(000736,股吧)业自身10.98亿元。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业既是超发货币的“吸纳点”，又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从目前的“住房成套率”和“住房存量值”看，在最好的情况下，房价控制只能实现房价的“高位震荡”而不是“持续上涨”，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到住房的“刚性需求”在未来10年后的逐渐消失。简单地说，中国的“房市危机”不是跌价而是涨价的危机，地方财政的结构失衡、中国人的家庭观、城市观以及农村人口的结构转移，共同导致了房市的“涨价危机”。
　　按照现行的外汇管制政策，企业可以将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所得外汇卖给银行，也可以开立外汇账户，个人用汇方面的限制也基本放开，但是，资本和金融40个项目中只有5个项目完全可兑换。由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限制，中国ZF为了兑换贸易顺差得来的外币，就要投入大量人民币，形成了所谓的“外汇占款”。从2002年末到2013年，“外汇占款”由2.2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增长了13倍，由此也推动了广义货币量的增长。2002年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的实施（“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将试点），也为国内外“证券资本”的进出建立了渠道。但是，投资规模的限制和管理，为国内外的金融市场筑起了一道“防火墙”，成为外资无法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兴风作浪、或者把国际金融风险传递到中国的主要原因。
　　当然，“金融垄断”最重要的还是“金融实体、存贷款及其利率的控制”。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特点是国有机构的超大规模，以及非国有机构的ZF背景和严格监管。结果，80%左右的银行贷款都流向了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占GDP6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只获得的银行贷款的20%左右。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力对资本本来就已经有劣势，金融垄断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优势。贷款流向、存贷款及其利率的控制，结果就等于“用存款人的钱来补贴银行和国内外借款人”，这必然导致国内的“贷款拼抢”、“金融腐败”和“金融灰市场高风险创新” ，导致了“影子银行”和“地下钱庄”的兴起，也必然伴随着金融当局抽风式的数量紧缩监管。这些都是所谓的“利出一孔效应”，也是“高总量控制能力”和“结构危机常态化”的原因。
　　在发达国家，“影子银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主导、较少受监管的、高杠杆证券化的批发性融资活动。在中国，“影子银行”主要是商业银行主导、较少受监管的、低杠杆低证券化的零售性融资活动，如银行理财产品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类信贷产品（包括股票、期货、债券、同行拆借、贷款、租赁、抵押、典当、担保、承兑、保函、信用证等，期限转换或短债长贷是较普遍的做法），广义的“影子银行”也包括“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近年来，“影子银行”的规模急速扩大，有估计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在2013年已经接近或超过了GDP的50%。
　　在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影子银行”一方面推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房地产、地方投融资平台与中小企业的旺盛融资需求。中国目前还不存在一个金融保险（放心保）制度，即使未来几年推出一个金融保险制度，国家银行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仍存在，所有风险最终都由ZF信用来解决。“影子银行”至少有一部份会处于金融保险制度之外，国资、民资、外资的相互参股也使风险问题更加复杂化了，风险点也显然集中在房地产、地方投融资平台和中小企业上。但是，即便出现了“余额宝”之类的网络化零售创新，中国“影子银行”的风险仍然远远无法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那种风险相比，特别表现在杠杆率、证券化、批发性这三个方面（2007年单一个信用衍生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规模就达到62万亿美元，4倍多于当时美国的GDP，到2012年其规模仍有25万亿美元，最疯狂的是高达80%“裸约”的存在，相当于“破产保险合约的彩票化”）。
　　中国“地下钱庄”的问题，已经在2012年通过设立“金融特区”而至少在温州得到了初步的解决。“温州十二条”绕开了“存贷款利率自由化”的禁区，把温州的民间资金引向合股村镇银行、合股贷款公司、合股投资企业、企业债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等。这样，能够吸收存款的民间机构，将被迫通过提高资信和服务来进行存款业务竞争；而不愿接受低息存款的人，则能通过合股机构进行放贷和投资。“放贷投资合股化”是“温州金融特区”最重要的一环，它不仅通过温州本地“股息竞争产生的高股息压力”，绕过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全国存款市场的冲击，而且还通过温州本地“放贷竞争的低利息压力”，绕过了贷款利率市场化对高利贷法规的冲击。但是，即便有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金融自由化和全国范围的贷款利率松动（目前存在的“投资担保公司”基本都是灰色经营），中国金融自由化的全面铺开还很遥远，真正自由化了的金融风险只会使中国现在的金融风险相形见绌。
　　以上分析所能得到的结论是，“金融垄断”会自动产生出“投资饥渴”和“贷款拼抢”的“增长效应”，其前提包括中国的“地权控制”、“身份控制”、“地方政绩冲动”、家庭观、城市观和较低水平的人均GDP。在“金融垄断增长效应”的支配下，资产严重缩水和大银行倒闭的金融危机根本不可能发生。外汇管制使国际金融危机碰到“绝缘机制”而难以传人中国，产权和身份控制使国内结构危机碰到“隔舱机制”而难以全面扩散，中国经济的“总量危机”已经被“结构危机”所取代。
　　3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1984－1986、1992－1994、2008－2010等三次大的信贷高潮，这三次信贷高潮都是由ZF推动完成的，特别体现在各级ZF的财政预算内投资上，并最终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扩张上。“行政控制”和“金融垄断”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然是ZF的“财会部门”，银行的表面公司化根本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如果说，金融的自由证券化和风险的外部性扩散是金融失控的要害，那么，中国的金融垄断正好完全控制了金融证券化和风险的外部性扩散。有意思的是，ZF投资在资金来源上也一直得到民间储蓄的支持。1978年ZF财政收入1100亿，居民储蓄存款只有210亿；2012年ZF财政收入达11.7万亿，但2013年5月居民储蓄存款竟高达44万亿。尽管居民收入的80%集中在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里，有支付能力的“内需”（包括“灰色内需”）依然可观。
　　总之，预测中国陷入经济危机的最大错误，是把中国经济的局部结构危机看成总体经济危机的征兆。中国经济的局部结构危机偏偏是常态，“国际绝缘，国内隔舱”使中国经济只会出现池塘里的危机而不是大海里的危机，这就像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溃散”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下不足以形成“社会动乱”一样。（本文作者著有《中国不一样》）

有道理，不能简单的用西方经济理论解释中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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