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问题不是单独存在的，主要是社会环境和学校环境问题，因此，针对学生的问题恐怕不是通过思想教育能够解决的，学生的问题不是主要，不能作为改革的重点。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只能是高校的治理，高校治理的核心是学术自由和重建高校与高校教师的道德感召力。

学术自由要求打破现有的学术垄断和学术评价体系，开展学术争鸣。学术垄断的形成是因为我们的学术管理采用的科层官僚制，学术管理采用行政管理的方法注定学术资源只能采用配给制，十分容易产生学术垄断。即使课题申请采用竞标的方式，也会因为学术地位的积累产生垄断。由于课题申请有许多资格门槛，年轻人往往被排斥在外，而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是无法通过无论怎样的资格条件来鉴别的。在学术评价方面，无论品德多高尚、水平多么一流的学者专家或ZF官员对知识增量领域做出客观评价也是困难重重的，而僵化的所谓客观标准更是无法适应学术的发展。

清除学术腐败和学术泡沫，恐怕通过更加严厉的制裁无法解决，要治本就必须解决动力问题，釜底抽薪。因为职称评定和学术地位积累需要所谓的成果才会想办法去搞出成果，学术腐败和学术泡沫由此产生。职称评定和学术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的利益机制如此。学术领域即知识增量领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它是一个特别需要自由的领域，自由越多，讨论越充分，成果就越多，而这种成果由于有许多人参与而很难确定是某个人的成果。而我们的教育界认识不到这个领域的特殊性，用行政化和市场化思维处理问题，要求拉开不同地位学者的收入差距，与此相适应，这要求把学界分出个三流九等，不光在宏观层面这样分，而且几乎每个学校也要把自己的学术队伍分出等级来，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需要客观标准，让广大学者在统一的客观标准面前充分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客观标准需要具体操作，又不得不借助行政化力量，这样行政之弊和市场之弊在学术领域都得到充分展现，既有腐败又有造假。我们为什么不想想，民国初期的学术繁荣和中华人们共和国初期的重大科技成果可是在几乎没有什么学术评价标准下取得的哦。学术等级越多、学术评价标准越多，行政干预的空间就越大，学术自由就越少，学术成果就必定越来越少。同时由于学术成果个人享有，同行之间争夺成果，学术规范需要花许多精力，严重影响创造力的发挥。

让我们青年教师能够负得起责任，就必须重建高校道德的感召力。而这种感召力的重建，任何严格的规章制度都难以发挥作用，因为规章制度在现有条件下意味着更多的行政干预，会侵犯我们青年教师的自由，与其让抽象的规章制度负责，不如让我们青年一代负起责任来。要让我们负起责任来，其实很简单，就是多给我们自由，少搞职称评定、学术地位评定，不要盲目拉大收入差别，因为现在的职称评定和学术评价逼迫我们把精力放在争取经济利益和学术地位上，而不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上。不能把我们想象成辫子不抽就不动的笨牛，不能把我们想象成为上面不给我们任务，空闲时间多、生活安逸就会无所事事、精神空虚的文盲。我们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压力、课堂作业和所谓的学术评价标准及指定的学术带头人，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各自实现自我价值。有了自由，我们中，有的会在述而不作、教书育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有的会在求真爱智、探讨真理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有的会在启蒙思想、传播科学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有的会在社会实践、扶持贫弱中实现自我价值。当然也可能会有少数仅仅混口饭吃、无所事事，但是，这些没有理想的人，给他们抽辫子、压任务更可能产生学术腐败和学术泡沫，其实只是浪费资源，别无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