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李楠，2004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于2011年获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

2011-2012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任博士后研究员。
自2012年起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副教授，同年聘为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兴趣包括：长期经济增长与发展、历史经济分析、历史计量方法与应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等。

先后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China Economists、《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人口科学》、《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部分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省部级成果奖。

目前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学系主要开设“历史计量学：方法与应用”、“史料学：历史文献整理与数据库构建”等研究生课程。

近期与其研究团队从事的研究主要包括：
近代大规模传染病（鼠疫）、自然灾害（水灾、旱灾）、社会动荡（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影响；
区域文化差异（如妇女地位）的经济起源；
近代中国社会分家制度与地权分配；
以及采用基因距离、空间计量等工具考察中国历史上文化整合、文化扩散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等。

问答汇总：
Q1:坛友伪摇滚爱好者：
李教授您好，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对您的研究方向很感兴趣，比如“长期经济增长与发展、历史经济分析”，请问该方向的入门书籍或是课程有哪些，想自学一下，谢谢您
A1:
你好，历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现在越来越被经济学家所重视。特别是以Acemoglu、Nathan等一批学者为代表的研究不断涌现，使我们更加关注历史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以及采用经济学方法对历史问题本身的洞察。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尚无这方面的侧重训练，无论在教学安排还是学术活动方面，因此更多研究信息的获得只能依靠直接阅读国外文献。入门的书籍有很多，比如Acemogluand Robinson,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AvnerGreif,2006.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等。或者可以看一些综述性论文如：Nunn,Nathan. 2009.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nualReview of Economics, 1 (1): 65-92.等。另外进一步阅读可以参考我在上财开设“历史计量学：方法与应用”课程大纲中开列的文献（链接：http://cliometrics.weebly.com/index.html）。

Q2:坛友123等待+坚持：
事实上，有不少地方农村居民生活的很幸福，是否要考虑新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农民进城的意愿和选择？经济史的视角怎么看此问题?
A2:
你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城市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但是城市化发展并非是“空降的”，而是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相协调的。无论从早期欧洲近代城市的产生和发展，还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城市的出现，虽然产生的原因不同。比如欧洲经济功能更强，而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则更多依托政治因素或军事目的，但是无论怎样都是内生于经济社会发展框架下，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目前我国将发展城镇化订立为主要发展目标，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对那些有条件进行城镇化的地区，辅助推进；而对不成熟的地区，不能搞一刀切。城镇化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是盖盖房子，集中一下人口，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涉及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社区管理、文化建设等等。

Q3:坛友hbhjhf：
历史计量学我很感兴趣
此前大致浏览过国内的一些研究
想听李老师展望下该领域未来进展方向
A3:
你好，我很愿意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历史计量学，英文叫做Cliometrics，或者New Economic History。发起在上个世纪中叶，通过Fogel 和North获得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发展到巅峰。但之后，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地步。虽然其强调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统计方法对经济史进行分析和研究，但很难与主流经济学相融合。但本世纪初，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计量方法手段的进步，历史计量学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带领下，比如Doran Acemoglu, Nathan Nunn, James Kung等，将这些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经济史研究中，从而导致历史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新的历史计量学与传统历史计量学的主要区别在于：（1）从研究对象来看，传统历史计量学主要关注历史中的具体经济现象，从而给出相应的分析和解释，而新历史计量学不仅关注传统历史计量学关注的问题，更多关注重大历史问题和现象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影响。而且新历史计量学也强调利用历史经济数据对重要经典经济理论的分析和检验。（2）从研究方法来看，传统历史计量学强调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统计描述为主，而新历史计量学则更注重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考察，特别是通过双重差分（DID）、断点回归（RD）、工具变量法（IV）、GMM等对变量之间因果关系考察；（3）从数据使用来看，传统历史计量学数据资料使用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时间序列数据的讨论，而新历史计量学不仅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更加强调使用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历史计量学依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与新历史计量学之间依然有一些距离，但从学科发展前景来看，由于中国不仅拥有大量高质量的历史史料数据，以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的特殊性，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成就将占有重要地位。

Q4:坛友dnq：
请问李老师，何为基因距离？用于分析什么？
A4:
你好，基因距离，Genetic distance, 主要是通过比较两组不同群体之间相同基因座上等位基因的相似程度判断这两组不同群体之间种族相似程度指标。一般而言，如果两组群体基因距离较近，则他们具有较近的血缘关系，如果基因距离远，则判断两组群体之间有较远的血缘关系。比如中国人同日本人可能在基因距离上有较近的血缘关系，但是中国人同美国人可能就有较远的血缘关系。
目前基因距离是经济学讨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主要采用基因距离作为地区间文化差异或技术边界差异的代理变量进行讨论和研究。如我的博士毕业论文（Essays in Genetic Distance, Cultural Ident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就是采用地区间基因距离作为地区间文化距离的代理变量，考察地区间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类似的研究也可以参见Spolaore, Enrico and Romain Wacziarg. 2009. “The Diffusion of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69-529；Giuliano, P., Spilimbergo, A., Tonon, G., 2006. Genetic,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s, unpublishe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ai, Ying and James Kai-sing Kung, 2011: “Genetic Distance and Income Difference: Evidence from Changes in China’s Cross Straights Relations”, Economic Letters. 110 (3): 255-258等。

Q5:坛友waterseven：
李楠老师，
很高兴在这里提问！
您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的跨学科问题，但我个人觉得跨学科研究有利有弊：利处在于视野比较宽阔，但弊端则在于两个学科对论文的研究、写作风格以及评价标准都存在差异，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研究中如何进行平衡的？谢谢！
A5:
你好。你的问题是做经济史研究中常见的一种问题。的确经济学和历史学史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无论从研究范式还是从材料的使用等都存在较大的不同。经济史研究也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一个是历史学家的经济史研究。一般的问题，经济学家指责历史学家没有方法，堆砌史料；而历史学家则指责经济学家乱用滥用史料，甚至使用不具有史学公认性的历史材料做研究。这个也是在我进行经济史研究中常遇见的问题。我个人的经验是，我们探索的世界是覆盖在未知之幕之下的，无论经济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这个未知世界的。所以本质上来说两种范式研究不矛盾。但是出现方法论不足和史料运用的错误则是不应该出现的。较好的做法是两者相互做朋友。经济学家多向历史学家请教史料问题，特别是史料的可信度如何，因为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强项，没有史料就无法展开研究；而历史学家也应该多向经济学家请教方法论问题，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中方法论最健全和最“科学”的学科。在投稿方面，我的经验则是，如果篇历史的，可以投给历史学杂志，如果篇经济学的可以投给经济学杂志。毕竟每个研究的研究动机和侧重点不同。无论站在经济学还是站在历史学，研究贡献是位的。

Q6:坛友jocelyn4526：
老师您好。前日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致辞时表示，要逐渐摆脱对宏观政策的依赖，可以沉住气，去花大力气进行经济转型。您怎样看待新一届ZF这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策略？这是否意味着ZF对凯恩斯主义的逐渐放弃或批判？而经济结构调整最为重要的是让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调整过程的时限，会有明确的时间点么？
A6:
你好，我认为你提的问题是一个政策研究的问题，由于我本人不是做政策研究的，因此未必会给你一个明确的回答，特别是涉及到时间点的问题，这个可能只有问当事者，或者请教李克强同志才可以。但是我想你的观察是有道理的。特别是要摆脱对宏观政策的依赖，这体现了ZF构建中国经济运行基础制度的决心。其实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不过30多年，如同婴儿走路，宏观经济政策表面是宏观调控，实际上更多的作用类似一个幼儿园的阿姨，扶着小孩学步。可以看到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的改革是探索，是中国经济襁褓时期；而从1992年到现在则是中国经济的婴儿时期。目前中国经济正步入学龄阶段，所以构建市场基础尤为重要，使之按照市场机制运行。我不认为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或者放弃，而是我国ZF构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

Q7:坛友sishisiren：
李老师，您好。请问您对于土地要素和土地制度改革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是怎么看待的？
A7:
你好。在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投入与制度改革同样重要。生产要素，包括土地、机械、水利、化肥、劳动力、种子提供了基本的农业生产的物质保障。但是如何将其有效的组织，发挥其巨大的作用，制度因素往往更加重要。比如传统社会中农业生产租佃制中的分成制与定额制。就是在考虑土地风险的情况下，确立下来的特殊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保证地主和佃农都能够通过土地的生产而获益。

Q8:坛友bear5333：
李老师对大饥荒之后“以粮为纲”的农作物种植结构怎么看，这种体制是否对后来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扭曲？另外，对大饥荒的群体性记忆是否使得这种种植结构更加固化？
A8:
你好。首先，计划经济时期的农业种植结构的确是对农业生产结构造成了扭曲。由于没有较强的价格导向，农业种植结构不能按照农产品的价格进行合理调整。但是这种体制是否对后来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依托于粮食价格体制改革的。粮食价格体制放开之后，农民自主生产的积极性和处置权被放开，经济结构随之可以按照价格信号进行调整。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依然有国家干预粮食种植结构的现象，但是即使这样，我国也是通过价格信号来实现的，比如保护价、收购价等。其次，针对第二个问题历史记忆而言，历史记忆是目前社会科学讨论的热点，而且历史记忆肯定存在。但是这种历史记忆对种植结构影响多大很难估计和度量。我个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