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有多重要?
对于本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争取自由似乎就是争取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人权等这些政治自由,却几乎没有人提起过经济自由,倒是革命者更知道,只有分田地,才有追随者。更有甚者,中国现代那些最坚定自由主义思想家,却曾经非常认真地提出:要把英美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与苏联的集权的国有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可以两全其美,得到两种制度的长处。因此,当新时代以用使暴力取消私有财产开始的那一刻,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欢呼起来。
然而,事实证明,取消私有财产及市场经济,实行全面的国有和计划经济,是中国的一大灾难。二十年来的改革不过是一步一步地往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后退而已。经济完全被国家控制的后果不仅是经济本身发展在疯狂与停滞之间徘徊,人们失去得更多。
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我们终于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经济自由对于一个社会、对于个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其意义决不下于我们一般所说的政治自由。
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包含两个含义。一方面,私人财产受到保护、实行市场经济等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就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经济自由的上述两种作用中,需要特别强调第一种作用,因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于把这方面的自由放在重要地位具有一种强烈的偏见,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字认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他们继承着儒家不言利的传统,瞧不起那些被他们看作为庸俗的物质方面的东西,而把他们自己追求的精神和政治方面的自由,看得无上崇高。他们追求的价值当然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对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是知识分子看不上眼的经济自由,即自己的私有财产得到承认和切实的保护,可以自由从事交易和做生意而不会受到政府的干预。
试问,当一个人的财产仅仅因为换了一批统治者就被没收的时候,他还是自由的吗?当一个人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却必须把一部分那出来孝敬地痞流氓和某些官员时,他有自由的感觉吗?当一位农民发现在城市可以挣到更多钱,但他却被警察驱赶回来时,他还有什么希望?当一位企业家发现一个机会,却被层层官僚机构的审批耽误时,他还能说自己是自由的吗?由于外汇管制,你不能去美国度假,这和你没有言论自由,两者之间就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显然,经济自由本身以及它所牵涉到的事物构成整个自由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部分。
由于经济安排对权力的集中和分散权力所具有的影响,作为获得政治自由的一个手段,经济安排是很重要的。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那种经济组织,即竞争性资本主义,也促进了政治自由,因为它能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因之而使一种权力抵消掉另一种。
理论的分析和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在计划经济下,是不可能有个人自由的。这一点,稍上点年纪的我们中国人是深有体会的。你不能安排选择的生活,因为,每一样东西国家都提你安排好了,大学毕业要一颗红心几手准备,吃饭穿衣要凭票,出外旅行要有单位证明,连洗澡都是单位规定的男一四女二五,而假如你被打成个右派、右倾、反革命之类的,那你可就失去一切,只能像狗一样生存。
另一方面,经济自由也是达到和保障政治自由的重要——也许是最重要的手段。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沙皇时代的俄国的一般公民,要比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如经济极权和政治极权结合在一起的苏联或纳粹德国的公民具有大量更多的自由。他们要换工作起码不用不经领导的批准来,因为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存在给国家的集中权力提供了某些限制。如果国家既控制了政治自由,又垄断了所有经济领域,那无疑最恐怖的时代。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自由意味着一个人不受其他人的强制性的压制。对自由的基本威胁是强制性的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是存在于君主、独裁者、寡头统治者或暂时的多数派。保持自由要求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排除这种集中的权力和分散任何不能排除掉的权力——即:相互牵制和平衡的制度。通过使经济活动组织摆脱政治当局的控制,市场便排除了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泉源。它使经济力量来牵制政治力量,而不是加强政治力量。宗教和世俗的分立,促进了西方社会的自由,政府权力的分立和制衡,确保了自由制度,同样,大量的私人企业的存在也会分散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从而能为人们的自由开辟更广阔的空间。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时代更自由,还是国有经济萎缩时代更自由?
马克思理论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在这一点上是有道理的:欲行使政治自由,首先必须要能够谋生。在计划体制下,一切工作的机会都在政治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你必须顺应体制的要求,诚如托洛茨基晚年则对苏联的体制感慨说:“在国家是唯一雇主(和所有者)的国度,与国家作对意味着慢慢地饿死。在这里,不劳动者不得食被一项崭新的原则所取代:不服从者不得食。”
经济自由也可为寻求政治自由创造必需的条件。马克思可以得到富人——恩格斯的资助研究推翻资本主义的理论,而在苏联,大概没有人有这种财力。在英美,对纸张供应者来说,把纸卖给《工人日报》和卖给《华尔街日报》没有任何区别。金钱是不问买卖者的政治倾向的。在市场经济下,出版社会愿意出版反对现行制度、反社会的著作的,只要有钱赚。而从1933年到二战爆发,丘吉尔却不能在BBC讲话。因为它是政府垄断经营的,仅仅因为他的意见“具有很大的争论性质”,他就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而在五十年代的好莱坞,许多有才华的演艺人员被列入反共黑名单,但他们仍能拍电影,因为,在投资人看来,一个家伙信共产主义或信资本主义,跟能不能拍出能赚钱的电影,根本就是两码事。这些投资人不是政府机构,他们只关心挣钱。
这真是一大讽刺:在知识分子看来很势利的商人恰恰给思想的反叛者创造了自由。假设好莱坞影厂都是国有的,这些演艺术人员就绝没有这么幸运。若干年前的中国,多少人仅仅因为思想问题,就失去了工作谋生这一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而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在三四十年代大胆地宣传左翼思想,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很大一部分媒体是私营的。
迄今为止,人类要协调千百万人的经济活动,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命令,或者自愿结合。前者是军队所采用的,计划经济也是采用这一方式;后者则是自由市场经济。
这种自愿结合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从这种自愿的劳务和商品交换中获得利益,而每个人总是愿意增进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正是借助人的利己之心,而打破每个人的孤立,把所有人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最有效率、也最道德的经济甚至社会秩序。之所以是有效率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为自己劳动的,之所以是道德的,因为它没有强制,而是出于个人的意愿。
相反,计划经济则必然采取军事的强制的手段,通过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来管理数百上千万人。然而,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这种计划根本是不可能的。也许短时期内可以某种作用,但从长期来说,肯定归于失败。
计划经济之被抛弃,尤其在于,它必然摧毁个人的自由,也将摧毁公民的道德。
计划只能通过政府执行,计划经济必然赋予政府庞大的管理经济的权力,随之政府会发现,为了彻底贯彻计划,也必须控制公民的政治生活,进而要控制他们的思想,甚至最后必须控制他们的情感,控制他们的个人生活。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最后公民将丧失一切个人空间,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根本就不起眼的小小的螺丝钉——我们不是宣传了几十年这种螺丝钉精神吗——他们只能任由国家摆布,如果他们不服从,就只有慢慢饿死,或者直接就被列入另类,而被专政。在这种体制下,民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自由。
由于计划经济一切都是由上而下控制的,个人只是计划报表上的数码字而已,一切都得靠领导——所以我们的运动员获奖或劳模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感谢某某的培养——反过来,个人亦不须承担任何个人的责任,一个失去了任何私人空间的人也是不可能有道德感的。不过有很多人留恋五六十年代的,说那时候的中国人多高尚,我的看法是,那更像是出于恐惧,出于无知,或者仅仅就是虚伪。
所以,实行市场经济的结果,就不仅仅是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财富——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还有重大的政治和伦理意义。
有人指责市场经济是自私自利的经济,是不道德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市场的基石是自愿交换,一个人获得自己的利益并没有强迫另一个人,而计划经济只能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命令,一个人只能由另一个人决定自己的命运,两相比较,哪一个更道德?在自愿交换中,个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样一个人必然是有自尊的。而计划经济下的个人没有这种自尊,因为他只能由领导摆布。
市场经济的优越之处在于他为个人提供了多样的选择空间。同样是一个穷人,在市场中,他会有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计划体制下,一切都由上边安排,如果政府为了某个目标,要大家作出牺牲,那你就只有安于这种贫穷的命运。
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个人自愿的制度,它从本质上是排斥政府的专横干预。一个可以很方便地在众多私有企业中谋取职业的人,一个可以很方便地从市场上找到自己所需资源的企业,本身就为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划定了一个界限。这些个人和企业实际上是分散了政府的权力,也限制了政府权力的运用。计划经济下的经济力量强化政府的权力,而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力量则能牵制和分散政府的权力。因此市场经济是个人的自由的天然保障,是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一个经验的事实是,凡是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都实行市场经济。
当然,市场经济并不是个人自由的充分条件。有些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上可能仍是专制的或是所谓的威权政府,如实行民主制度前的韩国、台湾,甚至包括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基本上也都实行市场经济。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个人似乎也比在实行完全计划经济的社会拥有更多一点个人自由。这再次说明,市场经济能够为个人自由提供有力的保障。
不过,在这种专制政治下的市场经济则很难是健康的。庞大的政府把专横的权力伸向经济领域,必然造成政府不可抑制的腐败,企业也必须付出额外的成本——向官员支付租金,行贿受贿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韩国、印尼等都曾经经历过这个混乱的时代,透明国际历年公布的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大都是这类国家。它不仅损害经济效率,也会彻底破坏社会的道德感和人际交往的规则,瓦解一个社会的认同感。当今中国也面临这一困境,起码我们可以找到不少这方面的迹象。
国内翻译出版的几种西方自由主义经典著作,前面都有一个译者说明,其中照例都要搬出马克思的自由学说,并很断然地得出结论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才是真正科学的、最伟大的自由观念,能给全人类带来最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