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该书书名所显示的，《为何国家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s: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力图提出一种解释国家权力、繁荣和贫困之起源的理论模型。作者首先从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出发，即以美国-墨西哥边境线为分界的、具有相同地理环境和文化因素的两个市镇，其居民所享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福利却有如天壤。从全球视角来看，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差距同样屡见不鲜。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现象似乎司空见惯，但又困扰了一批又一批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这些研究者提出了各种针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的假说，它们分别将原因归咎于地理环境的优劣、文化要素的抵制以及统治阶层的无知。但在作者看来，这三种假说都逐步被经验证伪了，更合适的模型则是通过政治制度的架构来解释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因此，作者的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的经验观察之上的，其时空范围涵括了东西方诸多国家和从新石器时代到二十一世纪的漫长区间。
　　　　
　　在抛弃了种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之后，作者从经验观察中发现了两个向度，其一是包容性/榨取性（inclusive/extractive）政治与经济制度对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影响。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对社会大多数人口进行赋权的机制，它意味着公民在国家权威的保证下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议会、投票、情愿等）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中，国家权威也通过这种“作为包容性的平等”（安东尼•吉登斯曾使用过相同的概念）获得了相应的合法性。其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是：公民以此享受到法律和秩序，享受到非歧视性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公平竞争的经济游戏场所，同时也享受到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这些措施对个体产生了重要的激励作用，在这种激励作用下，个体会利用自己的劳动与才能进行生产和创新，在为自己带来利益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反过来又巩固了产生这种经济效应的政治制度，由此在总体上形成了良性循环。另一个向度则是历史变迁和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该书作者并不认为世界经济的历史进程是预定的，它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各种未知与偶然，而制度性变革正是在于某些关键的历史节点与当时的社会制度之间的互动。互动可能会释放出趋向包容性制度的种种动力，也可能导致精英统治的建立或者社会整体的分崩离析。这些都可以用作者提出的理论模型予以适当的解释，但并不能让人们获得可以预言未来的水晶球。
　　　　
　　以上是作者的逻辑架构，作者同时也用翔实而又引人入胜的历史案例予以印证。在最末章，作者声明自己并不类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后者认为对历史的解释应当避免简单的、单一维度的解释，而前者则认为该书提出的模型足以解释大量的历史上事实，同时也得到这些事实的佐证。但是，从某些方面来看，作者的模型确有简单化之嫌，这至少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经济发展是否可以完全忽略地理因素？人们也许要问，为什么西伯利亚没有发展出高度发达的文明呢？这难道不是地理因素的掣肘么？同样，对于热带地区疾病的治理确实可以从良好运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中获益匪浅，但这只有在相应的知识背景和技术支撑形成的允许范围内才是可能的；罗布泊最后被黄沙掩埋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之下，这个进程即便是可逆的，也不太可能从政治-经济制度的角度得以阐发。又比如，黄仁宇认为，中国在秦朝实现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是因为河洪干旱等自然灾害的频繁爆发亟须整治，而这只有在一个进行统一调配的中央政府的治理下才得以可能，对于这种权威中心的欲求在战国史籍中已然多有记载。很显然，地理因素在这里扮演者一个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依然是重要的角色。在这本书中，作者仅仅把制度变迁交给历史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有时甚至造成了矛盾，譬如在第一部分，进军南北美的殖民者选择不同的制度，难道不是因为南美有着更多的贵金属，但北美却没有这种重要的地理条件么？毋宁说，在地理、科技与政治-经济制度之间形成了一个环路，而这种环路的循环往复——在我看来——能够更好地解释历史。
　　　　
　　2）该书认为非洲人面对西方文明的渗入时并不拒绝这些外来者带来的枪支，这表明文化因素并不能阻止非洲人敞开胸怀接纳西方科技。但一种文化在面对他种文化的闯入时，首先会选择符合自身规范性标准的外来因素予以吸收，而当自身无法吸收外来因素、并且有可能为外来因素所解构时，文化转型的阵痛才会把不太重要的“传统”推入历史的后台，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非洲人没有拒绝枪支而拒绝了其他东西，或许恰是因为这种文化并不认为酋长和奴隶的生命是平等的，枪支可以更好地适于巩固旧有的文化结构；至于其他不合胃口的外来文化，本土文化就不那么容易吸纳了。清朝末年的中华文明在面对西方入侵做出的种种应对也说明了这一点。从“挑战-应对”的文明互动模式来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近代化正是在应对种种挑战的过程中逐步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乃至思想层面。固然，作者完全可以说，在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在大清国任天象、历法官员时，中国虽然已然接触到、但却没有大规模革新科技，这是因为中国缺乏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鼓励这样的变革，但我们需要反问：大清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变革？对于类似于清朝这样的文化而言，缺乏逐利的激励机制似乎是导致衰退的根源，但反过来，这种文化为什么需要有逐利的心理动机呢？如果一个崇尚佛教的国家经济衰退了，我们难道会对佛教徒清心寡欲的社会后果大惊小怪么？（于是便存在着文化相对主义的论题）就这本书而言，如果不是以一种现代经济人的视角去审视古代文化，那还能是什么呢？
　　　　
　　3）本书将自身定位于国家层面，因此在解释那种全球性的经济现象时就显得力不从心（除了介绍欧洲殖民扩张给东南亚和非洲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外）。作者认为蒙博托在扎伊尔采取的政策是极端榨取性的，但这个现象并不仅仅是单一国家的现象。作者对美国扶持蒙博托上台一事绝口不提，对冷战背景下的国际格局不置可否，这与历史解释的主流范式是相抵牾的。无论是国别史还是思想史，只有把某一国家、社会、文明放置于历史的互动中才能扩大我们的视界，形成一幅关乎人类进程的整体样貌，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一个包容性抑或榨取性的制度是如何演化的，而只能诉诸——正如作者坦言——历史偶然性。如果我们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东欧的“再版农奴制”（the Second Serfdom）与西欧的商业活动和技术变革是离不开的，当西欧通过技术革新走向工业化的道路时，它对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需求在世界市场上造成的经济影响，在东欧得到了反馈，即“再版农奴制”。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可能是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但在西欧和东欧之间经济制度的分流中有着更加重要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或许因为是一种“看不见的手”而被作者忽视了吧。让我们回到中国。大半个世纪以前给中国造成巨大影响的共产主义思潮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最终在四九年之后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一个该书所谓的“榨取性”制度；但是，如果我们不诉诸巴黎和会在远东的影响、不诉诸抗日战争对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逆转、不诉诸中苏两国之间的分分合合和冷战时期高度紧张的政治空气，这样一种制度的成长和演化就得不到哪怕是差强人意的解释。
　　　　
　　4）最后（我想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按照作者的逻辑推导下去，只有这样一个世界才是最可能繁荣的——在这个世界里，通过一个全球性的权威中心保证每个人的政治权利的和经济福利，人人都可以不分国界、肤色、民族、性别、性取向地平等竞争，充分开发自身的潜能、运用自己的能力，在自我成就的同时成就社会。我们渴望这样一个平滑的世界，但社会是复杂的，身份认同与技术支持至少是与政治-经济制度同等重要，前者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文化，而后者则表明我们对于环境和资源的利用和改造程度，换言之，人地关系。一个对繁荣和贫困进行解释的理论至少应该把前两者同样纳入阐释框架中，而不是在反驳了那种把制度当做文化和地理的因变量的种种理论之后，又反过来把这两者当做制度的因变量。在历史解释中，任何简单化的“函数关系”都有失之浅薄之嫌。可惜，这本书以详细的篇幅为这样一种浅薄提供了一个例证和注脚。该书的主题更多是在探讨“包容性/榨取性制度在国家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而如果把视域限制在这样一个论题之中，那么这本书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说服力了；但不得不承认，它远没有解释清标题所表明的解释对象，显然，这个对象对于这样一个模型来说，实在是有些难以应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