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学俊 2013-11-02
核心提示:弗里德曼掩盖美国前世今生的罪恶历史,靠滥用权威,傍亚当.斯密来论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然而他却是阉割亚当.斯密思想的学术道德腐败者;他发现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美联储制造了1929年大萧条等经济危机,却把危机的责任归咎于政府,于是他主张限制政府,放任资本;他教导美国发动货币战争与债务战争掠夺他国财富,是货币战争与债务战争的理论教父。他教坏了美国,祸害了世界。今天正在祸害中国。
目录
一、 把强盗恶魔美化成天使:掩盖美国的原罪... 2
二、 索尔兹伯里:戳破弗里德曼对美国奇迹神话... 4
三、 再次美化侵略:把炮舰贸易说成是自由贸易... 6
四、 阉割亚当斯密:学术道德腐败比萨缪尔森有过之无不及... 8
五、 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造的经济危机的责任赖到政府头上... 9
(一)、弗里德曼发现: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制造1920年经济危机... 9
(二)、弗里德曼还发现联邦储备委员会制造了1929年大萧条,却归咎于政府... 10
(三)、两个诺贝尔获奖者对掐:谁在说谎?... 13
六、 发动货币战争掠夺他国财富的理论教父... 14
七、发动“债务战争”掠夺他国财富的理论教父... 16
八、弗里德曼承认国家安全:为何中国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 18
米尔顿·弗里德曼因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闻名经济学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先后三次来到中国传播他的理论。
由于中国解放后效仿苏联计划经济,对于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的市场经济(春秋时代齐国前300年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齐桓公时代管仲改革实施政府宏观调控的混合式市场经济)以及中国两千多年来经济中的重要的市场经济部分早已忘记,因此何为市场经济反倒几乎一无所知。
弗里德曼无疑对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与助推作用。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导师。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因此基本没有研究中国市场经济悠久的历史,一切向向西看,向美国看,弗里德曼等人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自然成了中国市场经济学家们的《圣经》,弗里德曼的话就像上帝的话,无论是否真实、是否合乎逻辑,是否合乎中国的国情,是否合乎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都是不可怀疑的。例如最近由刘鹤领衔起草的“383”改革方案就具有强烈的弗里德曼底色。
据学界传说,弗里德曼尤其善于辩论,与人置辩从未输过。我相信,因为你看他的著作,虽然不乏有价值的思想,但同样看到,他确是善于诡辩。
不过,本文就专门来戳穿他的诡辩。
一、把强盗恶魔美化成天使:掩盖美国的原罪
弗里德曼不愧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高手。为了宣传自己理论的高妙,他首先占领道德制高点,然后再凭借占据的道德制高点再占领理论制高点,于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还有多少人敢怀疑他的理论呢?
他首先用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美国总统杰弗逊《独立宣言》作为抬高自己理论的台阶:
“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说来也巧,这两套思想都是在1776年公诸于世的。” [1]
接着弗里德曼将美国说成是没有任何污点的道德模范:
“十九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美国甚至比英国更繁荣。它以清白的历史开始:阶级和等级的余毒较少;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一片尚未开发的大陆,等待着人们去征服。” [2]
作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不可能不熟悉美国的前世今生。而美国一点不清白,充满罪恶,但是为了说明自己理论的正确就这样睁开着眼睛说瞎话。
美洲原本就没有什么美国,原住民是印第安人,过着自由的游牧生活。美国建国首先需要的是地盘,于是这帮来自欧洲的殖民主义者就是靠采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办法实施种族灭绝来获取了他们建国的土地。
我们摘录几段英国剑桥《美国经济史》的记载就彻底击穿弗里德曼的谎言:
美国建国前从欧洲来的各国殖民侵略者遭到印第安人抵抗,但是来到这里的英国人(即后来脱离英国成为美国人的这些人)无耻的蓄意的将当时的无法治愈的天花病毒传染给印第安人,以此悄无声息的灭绝印第安人。
“由于缺乏食物,当地人的内部分裂,以及天花疫病的流行,致使北美土著人停止对殖民者的进攻。天花疫病的流传是英国人蓄意造成的。他们在匹兹堡分发带菌的毛毯时引发的。”[3]
“18世纪80年代,在大平原及西南以及其它地区差不多1/3的人口以前从未遇见过传染性疾病的袭击,这时也被天花击倒了,同时当地还爆发了流行性感冒和其他疾病。” [4]
“18世纪80年代爆发的流行性疾病,同样摧毁了南部平原和西南地区印第安人的生活,……”[5]
由于天花等传染病的传播,大量的印第安人死去。仅仅“加利福尼亚地区印第安人人口从从1770年的72000人减少到1830年的约18000人”[6]
这些未来的美国人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以英国女王的名义颁布法令,采用大量猎杀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野牛的“野牛政策”和悬赏印第安人头皮的“头皮政策”来鼓励白人猎杀印第安人,或者直接绞杀印第安人:
“在当时世界‘文明’的国度美国(指美国独立前的十三个殖民地),这种种族灭绝政策,来得更加凶残。他们一再提高屠杀印第安人的赏格。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一百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五十镑!’”[7]
或许弗里德曼会说,这是美国建国之前的事,与美国无关(在中国现在就有人这么说)。但不可否认就是这帮欧洲来的强盗把印第安人驱赶,几乎彻底灭绝之后建立美国的。弗里德曼的逻辑就是说,一伙强盗杀人放火抢占别人的财产地盘以后成立了一个组织,例如共和党或民主党,然后就说我们共和党或民主党是清白的,没有干坏事一样无耻之极。
美国建国以后长时间也没有改邪归正,并以印第安人拒绝他们的“文明开化”为由,继续驱赶屠杀印第安人:
“……美国扩张主义的利益集团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政府把‘文明开化’的政策目标调整为驱逐所有东部印第安人,要求他们把东部的土地让给美国政府,作为交换,美国政府给予他们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在政府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以后,杰弗逊总统增加了这种土地交换的可能性,……1825年,门罗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驱逐印第安人的清单,1830年,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后,《印第安人》驱逐法得到通过。”[8]
后来在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发现了金矿,美国政府就制定了种族灭绝的政策:
“由于淘金潮的影响,美国政府很快就接管了这一地区(墨西哥州—引者注)……因为得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资助,私人军事扩张得以进行,北部和山区的印第安人都被驱赶出去,彻底灭绝印第安人就成为美国政府一项经过认真商讨得而执行的政策。到1860年,4000多土著印第安人——代表印第安人的12%就死于这样的清剿战争。……1850年的法律规定,只要白人认为你是流浪的人,任何印第安人都要受到罚款。……印第安人的儿童和姑娘会当被绑架做奴隶和妓女。疾病、酗酒和贫穷是印第安人要经常面对的问题,这已经不足为奇了。疾病通常有肺结核、天花、肺炎、囊虫病和性病,这些都是造成印第安人死亡的主要原因。1848—1860年间,有2/3的印第安人都是因为这些疾病而死亡的。”[9]
“至1865年,墨西哥北部的印第安人口数量可能不到35万人,与人民估计的4个世纪以前的500万到1000万人来说,显然是急剧减少了。”[10]
殖民主义者到底杀死了多少印第安人已经不能确实知道,历史学家估计,北美印第安人的总数超过1000万,到19世纪末期,只剩下20多万。
印第安人不愿过美国人的文明生活,所以就被美国灭绝了,谁来干活呢?
他们就从非洲贩来大量的黑奴:
1700年到1809年从非洲塞内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贝宁海湾,比夫拉湾和安哥拉六个国家和地区贩卖到美洲的黑人奴隶就高达6,672,000人。[11]
黑奴贸易持续了400多年,使非洲损失了1亿多人口,而美国则是使用黑奴最多的国家。
这些都是美国建国前后的罪恶,铁证如山,弗里德曼却一句话美国“以清白的历史开始”就将美国的原罪掩盖过去,开始编造美国奇迹的美丽传说。
二、索尔兹伯里:戳破弗里德曼对美国奇迹神话
弗里德曼继续论述美国奇迹产生的第二个原因:
“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该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表达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绪。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12]
于是,美国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杰弗逊宣称的‘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美国奇迹就产生了。
然而经济历史学家尼尔.索尔兹伯里在《美国经济史》中如此大量的历史记载说明,美国建国前后历史,美国对“天生平等”的人实施了全面的种族灭绝。
美国,从建国开始,从总统杰弗逊到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都在说谎,都在欺骗,都在把强盗恶魔说成天使,都在掩盖美国的原罪。
弗里德曼认为美国奇迹产生就是由于美国实施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美国总统杰弗逊《独立宣言》里的思想这个的观点站不住脚,是对美国奇迹的神话与美化。索尔兹伯里对此段美国经济历史的总结,更是用铁证戳破了弗里德曼对美国奇迹神话与美化:
“纵览1865年时整个北美大陆的发展状况及其所造就的巨额财富,就可以认识到印第安人背叛与土地分离的历史过程,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源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3]
美国罪恶的历史铁证将美国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弗里德曼却是美国的王二:此地无银三百两。
否定市场交换源于公有制,再借亚当斯密论证“市场万能”
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在两个假设条件之上,即私有制与私有制下的公平交易。
“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就如在任何国家的自由经济中一样,交易在私有的实体——个人、企业、慈善机构——之间进行。任何交易的条件,都由参加各方协议。除非各方都相信他们能从交易中得到好处,否则就做不成交易。结果,各个方面的利益取得了协调。普遍存在的是合作而不是冲突。”[14]
市场交换确实能各取所需,促进合作与经济发展。但是存在的条件并不如弗里德曼所说。
第一、市场的交换并不起源于私有制,而是公有制。也并不仅仅存在于私有制,还存在于公私混合所有制。因此,说“交易在私有的实体——个人、企业、慈善机构——之间进行”就是否认交易起源于公有制和存在于公私混合所有制的历史事实。春秋时代的齐国,管仲实施的就是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混合的市场经济(参见笔者《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子>—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
其次,“任何交易的条件,都由参加各方协议”,但协议常常并不公平。公平交换的概念是等价交换,真实的市场交换有等价交换的时候,但常常是不等价交换。因为交换的定价权永远掌握在强势一方。所以,大量的交换都是被迫自愿的,没有公平可言。因此,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交易理论假设条件存在严重缺陷。
论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后,他再次借助亚当斯密论证“市场万能”:
“价格制度运行得这样好,这样有效,以至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感觉不到它。直到它的运行受到阻滞,我们才认识到它的良好作用,但即使到那时,我们也很少认识到麻烦的根源。”[15]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迄今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16]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亚当·斯密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强大得足以克服活动在政治领域里的那只手造成的麻痹作用。”[17]
可见他认为,市场看不见的手具有克服政府干扰的能力,具有完全的自我纠错能力,市场万能,所以不需要政府干预。历史反复证明,市场确实具有自我纠正能力,但十分有限,所以总是爆发经济危机。
弗里德曼引用亚当斯密这段话来论证市场万能显然是将自己的意思强加给古人。因为《国富论》发表在1776年,但那时英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方兴未艾,还没有发生经济危机。英国是在1825年7月才爆发了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差不多已经过去50年了,而到1857年,才从美国开始爆发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差不多已经过去80年了。
所以亚当斯密不可能观察到市场全面失灵现象,正因为如此他的市场经济论述有缺陷,不能用来证明市场万能。而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一书写作之前,已经出现了多少次经济危机了,难道弗里德曼不清楚,还用亚当斯密此段论述来证明市场万能无异于刻舟求剑,靠傍亚当斯密的权威来为自己撑腰,而实际这是滥用权威。
“如果我们要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就必须了解我国制度的运行所依赖的基本原则,既要了解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原则(见第一章),又要了解杰斐逊提出的政治原则(见第五章)。斯密的经济原则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顺利运行的制度为什么能在没有中央指导的情况下获得发展并繁荣兴旺,同时告诉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不采用强制性手段而使人们相互协作。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试图以中央指导代替合作会造成那么多损害(第二章)。我们也必须懂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18]
但是,弗里德曼这个善于诡辩的经济学家也有说漏嘴的时候。他指责美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时候就无意之间说漏嘴了:
“美国虽然没有实施中央经济计划,但在过去五十年里,我们在经济中扩大政府的作用已经够多了。这种干预使我们在经济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对经济自由施加的限制,使我国两个世纪来的经济发展有归于结束的危险。干预也使我们在政治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它大大地限制了我们的个人自由。”[19]
熟悉美国经济史的人都知道,恰恰就是这50年,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是罗斯福的新政采用政府干预市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军火大量需求刺激经济,结束了美联储弄出来的1929大萧条。
他也不得不承认,以色列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经济模式卓有成效:
“在中东,尽管以色列宣布的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和政策,并且政府广泛地干预经济,但它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市场因素,这主要是对外贸易在以色列的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产生的间接后果。它的社会主义政策妨碍了它的经济成长,但是它的公民比起埃及的来,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和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埃及的政治权力更比以色列集中得多,其经济活动受到的控制也要比以色列严格得多。”[20]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经济发展比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更快,在很多经济领域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西方300多年走过的路程,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次证明了弗里德曼的理论具有严重的缺陷。
——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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