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对于大众消费品需求主要来自收入增加带来的消费量增加和城镇化水平提升导致的对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替代消费需求增长。大众消费品消费的收入弹性较小，对于低收入居民来说，收入增加会促进消费量的提升，但是当收入增长到某个临界值之后，其对于大众消费品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质的方面抑或是品牌和价格方面，对于消费量的促进作用则较小。此外，城镇化率的提升会直接导致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原先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将直接提升大众消费品需求量的增长。

    综合考虑居民收入水平和城镇化率两个因素，均对我国大众消费品需求形成促进作用，未来大众消费品需求快速稳定增长可期。

    对于中低收入居民来讲，大众消费品消费的收入弹性较大，收入的增加对消费需求增加的促进效果明显。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快速增长，而从人口总量上来看，目前我国居民中依然有将近一半的居民生活在农村，低收入群体人口数量众多。这些居民收入的增加将会促进大众消费品需求量的增长。随着新一届ZF关于促进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政策的提升，未来我国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速将会加快。根据2013年11月12日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政策将会在提升农民收入，改善民生方面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具体包括：

    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随着以上政策的逐步实施，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将会持续加快，促进大众消费品需求的快速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率快速提升，从2000年至今，我国城镇化率提升16.35%，年均增加1.36%。居民的城镇化过程直接带来的是生活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带动大众消费品需求的增加。

    尽管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快速提升，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限制居民市民化的制度性因素的存在，导致我国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从我国人均GDP的发展水平来看，2012年我国人均GDP水平与日本1977年、韩国1989年、巴西2007年的水平相当，而我国当前的城镇化率与这些国家对应时间点的城镇化率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这表明制度性因素的存在制约我国居民城镇化进程。

    十八届三中全会加快破除制约居民城镇化的制度性因素：“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我们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限制城镇化进程的制度性因素逐渐消除，未来我国城镇化率将会稳步提升，这将大大促进居民大众消费品需求的增加。

    图表1：我国人均GDP与日本、韩国和巴西的对比

    图表2：我国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