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撸妹1520上市,定价4999,如今已跌至4000左右。只要愿意等下去,价格还会更便宜,早两个月上市的三星NOTE3当初5600,如今也是4000上下。对电子产品的降价,大家已经司空见惯——技术进步总是会带来成本下降,但短时间价格这么大的降幅,就不是成本论所能解释的了。
在经济学家看来,手机厂商的这种定价策略非常容易理解。一些知名品牌的产品,替代性相对小一些(山寨厂商同质化产品不在此列)。这些产品上市之初,短时间内可以认为供应是绝对刚性的,通过提高价格,确保产品卖到了对它评价最高的人手中。
这可以认为是成交原理中的价格优先原则(见第一章)。至于成交量最大原则么,只要没有出现产品积压,也可以认为是满足的。随着时间推移,供应量增加,均衡价格就随着需求曲线向下而下降。当需求曲线降至供应曲线之下时,这款手机就会停产。
与大多数厂商比起来,苹果就是个另类,他们通常会为产品制定一个较长时间不变的价格,很少调整。在新品上市之初,由于定价低于均衡价格,苹果店门口总是会排起长长的队伍。当然这也符合成交原理中的时间优先原则。
苹果新品经常在黄牛党手中“炒”到8000甚至10000的高价。这表明,即便厂商制定的价格低于均衡价格,在充分自由的市场交换当中,商品依然会到达它的均衡价格。同时也可以说明,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人眼中价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愿意多花一些钱及早入手,有的人就愿意等一等;有的人愿意彻夜排队,有的人宁可花钱买时间......
虽然两种定价策略都能达到均衡价格,但在经济学家看来,他们恐怕会更赞同诺基亚、三星的定价方式。因为对社会整体而言,排队是一件没有效率的事情,二次交换还增加了交易成本。传说中经济学家解决排队的方法,就是涨价。例如茅于轼老先生前阵子就建议春运火车票涨价,同时对穷人进行货币补贴。
新品手机也好,春运火车票也好,涨价并不能增加供应,但可以抑制需求,另一个结果是改变了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经济学家通常优先考虑效率,把利益分配考虑的比较简单,这是容易与普通人出现意见分歧的地方。譬如茅先生的火车票涨价建议,真的实行下去,铁路总公司未必会把多得的钱款上缴国家财政;就算上缴国家财政也未必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算用之于民也未必能用到普通人头上......在这么多未必面前,涨价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现实损失却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所以经济学家的好心,未必有好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关心一下取之于民的财政收入当中,究竟有多少比例用之于民,多少比例用之于“不劳而获”的官。
经济学家重视均衡价格的另一个原因,是重视价格背后包含的供求信息。我朝还在使用粮票的年代,尽管ZF禁止粮票充当货币流通,但民间一直可以用粮票换鸡蛋。直到我大学毕业那一年,5斤全国粮票还可以在校门口买茶叶蛋的老太太那里换到三个茶叶蛋,而10斤辽宁省地方粮票只能换1个茶叶蛋。说明当时辽宁的粮食供应较充足,而某些地方出现了粮食短缺。卖茶叶蛋的多半不会懂经济学,但是她知道到哪里能够用粮票换到更多的鸡蛋,而那些地方的人也因为这种交换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粮食。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那些计划者无法掌握充分的市场信息,还把价格之手束缚了起来。
儿时生活在北方,家里是南方人,胃口较小且喜食米饭,但粮食供应当中面粉占大半;邻居是北方人,从事体力劳动,口粮常常不够吃。于是每月购粮时便两家串换,大约用我们家40斤普通粉、标准粉的粗粮额度换邻居家30斤大米(算细粮)额度。对于我的家庭来说,30斤大米额度好过40斤粗粮额度,对邻居家来说正相反。通过交换,两个家庭的福利都改善了,这与粮票换鸡蛋的性质是一样的。而马氏所谓的“等价交换”真不知是从何说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