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南方日报  记者:李书龙  2014-02-14
马年春节,就在生态的悄然变化、心态的欣然复归、形态的轻松转型中度过。马年春节的种种变奏,让人们有久违美好的感觉——原来春节可以这么过。
”行板“的优雅,”慢板“的快乐。轻松的身,释然的心,重拾被忽略的亲情——会不会就在这个兴趣盎然的假期过去之后,再次成为美好的记忆?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人们对风清气正的普通的日子的更多期许,不仅仅是一个春节的变奏,希望的是一天天持续下去的协奏曲。人们更期待的是,在马年春节过后,ZF机关能否继续保持清正廉洁、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公序良俗能否回归积极向上、温良恭俭的本来面貌?而这一切,既需要常态的机制予以制度化的规范,更需要所有人用更从容的心态共同守护。  
“往后少送礼,才是好风气”
林莉(化名)移居加拿大已经五年了,每年春节才回到广州与家人团聚。她家都是生意人,往年春节少不了各种迎来送往、吃喝应酬。尤其是她老公,还没登上回国的飞机,手机里就有一大堆国内朋友预约饭局的短信。林莉这几年在国外过惯了不急不躁的慢生活,回到广州,生活节奏立即就加快了。“各种朋友聚会,各种关系户要拜访,虽然见着家乡人挺高兴、挺热闹,但就是觉得过年真累。”
林莉说,今年春节,她的归国之旅变得安静了——往年那些“闹腾”的朋友和关系户像约好了似的,有的出门旅游了,有的婉拒聚会了,于公于私的应酬都少了很多。
正月初二,林莉提议全家人一起包饺子。林莉的妈妈从杂物柜里翻出了多年前的擀面杖,和着面粉,擀起了饺子皮。全家人一齐动手,虽然成型的饺子被捏得奇形怪状,但林家的欢声笑语从没中断过。“就像小时候过年一样。”林莉说。
马年春节更加祥和温馨,生活节奏变慢,这是不少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共同感受。
这种现象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台湾《联合晚报》2月6日刊发报道称,“八项规定”整顿了官场风气,如今连大陆民间也受到影响,今年不仅官场春节送礼歪风开始肃清,民间人情送礼也悄然改变,走向节俭风气,物美价廉的土特产和健康养生的商品,成为走亲访友送礼及孝敬父母长辈的主流。
在东莞办厂多年的台商陆玉明对此感触颇深。往年春节,陆玉明如果留在东莞过年,只有两件“大事”——拜访官员和商人聚会。“和在台湾不一样,在那边过年主要是陪家人,会参加很多的民俗活动,但是很少有生意上的应酬。”陆玉明说。
和不少台商的感受一样,今年春节,和陆玉明相熟的地方官员早就跟他打好了招呼:“过年就不要来拜年啦,影响不好。”没有应酬,没有送礼,难得清闲的陆玉明索性趁着假期去了东南亚旅游,这可比成天喝酒、吹牛自在多了。陆玉明希望,往后都能少点应酬、少点送礼,这才是真的好风气。                              
“对不正之风形成制度化管束”                    
        
马年春节格外不同,公职人员的体会最为深刻——公款消费之风被狠刹,宴请送礼之疾更是被严厉遏止。
也不乏有公务员抱怨今年过了个“裸年”,“连台历水果都得自己掏钱买了。”但刚刚进入公务员队伍的耿敏(化名)觉得这样挺好,这位年轻的科员此前正为机关里的不良风气而烦恼不已。
“每到春节、中秋这些大的节庆日,身边的同事就琢磨要给领导送礼物。”耿敏说,她还没有送礼的经验,每想起这些事儿就觉得不自在,可是其他人都在送,这让她很为难。
“这下好了,今年领导明确表示严禁送礼,我不用烦恼了。”耿敏说,“真希望往后一直这样。”
62岁的张萍(化名)也希望,往后的春节,一家人都能在自个儿家里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
张萍的儿子是某事业单位的干部,近些年的春节,张萍压根不用在家里操办年夜饭,早有人在高级酒店里为他们家订好了年夜大餐。“累倒是不累了,但就觉得在酒店里吃年夜饭,味儿不对。”张萍说。
今年春节,张萍的官员儿子不仅拒绝了酒店的年夜饭,连官场的应酬都少了。除夕那天,张萍大清早就在厨房里操持起来,炖汤、烧肉、蒸菜,厨房里香气腾腾,全家人笑语盈盈,喜气洋洋。“这才像过年嘛。”张萍说。
虽然隐形的福利少了,但是陪伴家人的时间多了,马年春节,不仅让很多公职人员从繁复冗长的应酬中解脱,更让他们的家人感到“很满意”。
广东省ZF参事、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认为,今年在中央“八项规定”的政策压力下,原先为小团体谋利的公款消费、官场爱讲排场的不良风气被有效遏止,尽管有公务员为“裸年”而抱怨,有高档酒楼为团体消费冷清而犯愁,但对广大的民众而言,还是希望狠刹不良之风的势头能够继续保持,这符合更广泛的民众利益。
当然,作为基层公务员的耿敏也在担心,“今年春节不收礼”的风气能够持续多久?台商陆玉明也在疑虑,是不是过个大半年,又得请地方领导们吃顿饭了?
对此,陈鸿宇认为,控制“三公”消费、改善机关作风,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之事,目前对不正之风的遏止已经初见成效,更重要的是持之以恒。这就要求各项“规定”和“要求”进一步走向规范化,还需要继续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常态性的监督机制,对公职人员的不正之风形成制度化的管束。
“说到底,还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陈鸿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