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楼主似乎欲言欲止，其实大可不必。

“朝中有人好做官”，这是国人的传统，我想国外也大概如此。

如果我们假定官员的晋升制度是完善的，最大程度的限制了人情官，似乎问题就不存在了。感觉中的上级派来的官员与地方选举的官员之间晋升概率的区别，只能是上级任命的目的不同罢了（假定派来的与地方选举的工作业绩相同）。

“人情官”是存在的。问题是在财政收入不同的同一级别的上级与地方选举的官员之间，高财政收入的官员是否能够晋升，而不论他是否是上级派来的或是地方选举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上级派来的为了提高财政收入也只能借助上级部门的“人气”了，或许能够获取优惠政策与其他方面的支持，以期提高财政收入，战胜对手，获得晋升。

楼主在这里把财政收入分为正式与非正式的。正式的与本地的gdp是正相关的，即经济增长率提升，正式财政收入也按一定比例提高。非正式也就是在中央财政下，地方争取中央划拨的收入。楼主的意思说正式财政收入（经济增长）是官员工作能力的展现，非正式的就是一种“腐败”行为。对于非正式的财政收入（可能这个说法不太恰当，我们姑且论之），这可能是中央与地方允许博弈的地方。

中央财政的划拨，其实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的行为。地方的信息是私有信息，中央不可能完全知晓。也就是说这里存在一个中央财政划拨指标的选取问题，和地方如何展示自己私有信息的问题。当然存在地方官员提供虚假信息，通过朝中的熟人进行的运作行为，这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行为。腐败有可能发生。

争取非正式的财政收入能代替正式的财政税收吗？这里存在一个二者的比例问题，和二者不同的努力成本问题。如果非正式的财政收入在增个财政收入的比例很小，也就是说地方的经济发展很重要的话，官员还是理智的从事经济增长的努力大于非正式财政的争取。反之会很大，比如落后的贫穷地区。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当官的没有不想当大官的。这似乎天经地义，但我们怎么使这个个人的主观私利行为客观的达到社会整体的帕累托改进呢？这恐怕是楼主要问的关键。这又回到经济学的关键问题上来了。

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忽略的一个问题：在地方工作优异官员，就一定适合他晋升的上级工作岗位吗？（彼得原理）。如果是这样，与其让他晋升，不如让他继续发挥作用要好呀。

由此看来合适的官员的激励是多么的难呀。对于晋升激励选择的前提是：可能晋升者都是适合上级职位的。最终晋升者是可能晋升者中最优的。

有时候我似乎感觉我们考虑问题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那么重视官员的晋升激励呢？对于绝大多数理性的官员而言，风险偏好一定是中性或是风险厌恶的。那么他们一定会意识到晋升的概率很小（科层金字塔），而转向保官和守官。保官和守官的激励可能才是我们对政府官员激励的基本制度设计呀。

不能笼统地就"地方官员"提问。地方也分级,而各级面临的约束并不完全一样。

若仅问经济方面的增长率和晋升,我猜测两者在市县一级会有很强的正向关系。主要是市县之间的经济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如果不以增长率为晋升胜出的主要标志,那个地区是要自毁长城的。因为激励不足。

但估计在省部一级很难发现这种关系。因为我很难想象出各部之间＼各省之间＼省部之间要比较的那个＂经济增长率＂是个什么含义．

区县方面有一个补充．

在目前的话题中，我们假设官员的最大化要么是晋身，要么是财富，或者两者合并．可能在很多情况下，晋升和财富是一致的，但并非总是如此：在好些南方沿海区县，地方经济发展了，官员的物质收获（奖励）是很高的；反倒是升上去后却远低于原来职位．

给定楼主的学历越高，晋升可能性越大的前提，问题就变成晋升可能性增加，你的努力水平如何变化？

如果你已经鹤立鸡群，你的努力水平会下降。——因为多了学历，减少一点努力，不会降低晋升的可能性；

如果你不是名列前茅，你的努力水平会上升。——追上前面的，并且干掉他；

如果你铁定升不上去，再多努力也没有。——学历没有关系（甚至你不会去要这个学历）

政绩，关系，背景，学历，运气，年龄可能都是因素，这个问题就与“决定一个商人赚钱的因素有哪些”类似。

唯有实证才能说明？但是指标的刻画一个很大的问题。楼主贴出的周黎安的论文有刻画，但是似乎也没有解决内生性的问题。周的文章说政绩越好，晋升可能性越大。可能的问题是将要提升的官员放到好的省市去锻炼一翻。即聂版主说的关系，不知道用什么指标衡量啊（中央的背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