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时代符号的记忆碎片
岁月造化，人陷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和性格悲剧，没法躲闪，难于排遣，这一点在浩然身上体现得十分鲜明，他是那个年代最具标本性的人物之一。
一
2008年2月20日上午，我正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参加《炎黄春秋》杂志社新春作者联谊会，许多尊敬的老前辈老先生在会上热议民主与社会进步的话题，场面很热烈，我听得特别入神。十一点左右，《北京晚报》读书版孙小宁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知道浩然今晨逝世的消息。我听了以后惘然许久，思绪有些慌乱，在会议的氛围里明显显得走神。
我悄悄地向《炎黄春秋》编辑部的吴思、徐庆全报告了这个消息，他们听了略有诧异，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他们都是卓有成就的治史学者，面对浩然这个“文革”标志性人物的离去，多少都有一种莫名的、深沉的感慨，只是这种感慨不及言说，难以说全。
从会场出来后，我慢慢地踱到相隔几百米外的月坛北街，春日阳光特别温和，钓鱼台国宾馆外面的杨柳树在轻微地摇晃着。月坛北街与钓鱼台东门遥遥相对，街两旁大都是五六十年代建造的居民住宅，楼高三四层。这地方现在已远离闹市区，人迹稀少，而在“文革”期间因为邻近钓鱼台，却是一个人声鼎沸、政治性极强的区域，居住的人多为受信任的国家机关干部，出入基本无自丁。浩然七八十年代就在此大街安家，度过他一生中最为辉煌和最为苦楚的两段岁月，“月坛北街”成了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黑白分明的人生坐标。
十年前我三次驱车去河北三河，在采访之中浩然谈到月坛北街的往事，总是详而又详，在一遍遍叙述中，月坛北街与他缠绕在一起，有时他要费不少时间才能解析清楚，有时他仿佛陷入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但是细节总是及时地、可靠地流淌出来，帮助他找回当年或昂首阔步或遮帽过街的真切感觉，月坛北街人生两重天的境地是他后来不愿触及的，由此而来的困惑和不解伴随着他的下半生。北京市文联一些熟悉情况的老人总说：“浩然心很重，一直没有解开心里的疙瘩。对过去的事总没有解脱出来。”
采访中，他几次说了这层意思：“我的心很乱。”再深究，他就不愿多说。
涉及月坛北街的岁月．他有时是爱说的，而且披露的细节格外鲜活。譬如他说，“文革”中每次去钓鱼台见江青、张春桥等，都是坐上面派来的面包车进去的，从来不能用文联机关的车辆。他对当时大批判时一些人的发言颇感恼怒，这些发言者说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钓鱼台外面冻了一夜。他大声地对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上钓鱼台从来没有用过机关车。”
他又说了一件事，当时广东一家报刊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全国到处转载，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他给中央某机关领导写了一封解释信件，就是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也就是几百米的路途，他走得特别费劲茫然。信交出去，但没有回音，更增加心中的苦闷，坐在家中望着远处的钓鱼台方向而难于释怀。
他说的另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一天上午他离家去参加市文联大会，他念了一小时检讨书就算解脱了，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天正巧是他大儿子结婚，散会后他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他说：“事情就那么巧，总算那天很高兴。”
二
20日晚八点，接到浩然女儿通报的电话，我问了老人最后在医院的情况，她说：“从去年10月开始，父亲的病情就很不稳定，医生让住到重症病房抢救，这几个月情况一直不佳，血压、器官都不太好，今年春节前就出现了病危。”
老人五年前住院后就已经不能认人，躺在病床上再也说不出什么。他从同仁医院移到方庄东方医院，静静地在十二层一间干部病房走完最后的日子，没有思考，也没有缠绕多少年的烦恼。
我每年总要去医院探望一两次，几年间觉得老人在家人和护工的细心照料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只是腿部稍有萎缩。脸上皮肤尚好，甚至跟正常人一样光滑，细看起来竟还有一些红晕。只是他在病中曾用牙咬过嘴，在嘴角处留下一处咬破的伤口。
听护工大姐说，病重中的浩然老人对于亲友来访有时也会有一些细小的反应，对于人世间的温情还是有所感知的。
有一年春节前，护工大姐突然发现老人眼角流出几滴泪水，表情也有几分哀戚，她甚感诧异。过了几天她从家人的口中得知，相伴几十年的老人老伴就在那天不幸去世。护工大姐连连感叹：老人多少还有几分感应，真让人惊奇。
后来，护工大姐在床旁放置一个金鱼缸，有几条无忧无虑的鲜艳的小金鱼在缸内欢快地游玩着，老人总是侧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久了就会咧着嘴“嘿嘿”几声，脸上表露出一丝丝难得的愉悦神情。
三
浩然是我们那一代学生的集体偶像之一，“浩然”这个名字是我们在少年成长时共用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或多或少地寻觅到过去时代的某些碎片。《艳阳天》《金光大道》固然有天大的缺陷，但却是我们在万分苦闷之中最难得的必读之物，书中一些个性十足、读来亲切的人物（如精于算计的富农弯弯绕等）一直是我们念念不忘、时常叨唠的文学群像。
如果没有浩然的文字，我们头上那片文学的天空只能是更加无味和暗淡。在采访之余，我曾对浩然说：“您的作品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像《艳阳天》、《幼苗集》当时不知读了多少遍。”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谢谢，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文艺界是非事太多了。”
我们特别在意作品的阅读效果，只存一份谢意；他依旧没有走出过去的阴影，只留一份沉滞。
这就是我们两代人的真实心境，中间相连着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的岁月，那种能够深入骨髓的东西依然在悄悄地发酵。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岁月造化，人陷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和性格悲剧，没法躲闪，难于排遣，这一点在浩然身上体现得十分鲜明，他是那个年代最具标本性的人物之一。
好几位文联老人说，在动荡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受极左大风暴的左右，浩然难免做过一些错事．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本分之人，没有因为受江青的重视而霸道。他采取能躲就躲、能拖就拖的办法，就是一心想给自己创造写作条件。
1998年秋他已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了《文革回忆录》的写作合同，但迟迟不见下笔。他告诉我，已拟定一个简略的初步提纲，手边还有完整的当年的日记本，写作时估计不会有大问题。我再三劝他早日动笔，他摊开手说：“有难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文革回忆录》只留下一份提纲，那些与时代风云紧紧相连的场景细节都随着老人的生病和离去而带走，这真是令人痛惜不已。唯有希望的是，他的家人将来有机会能够整理出版老人的日记，以此来弥补老人离世的遗憾。
（www.earm.cn/田成杰2014-3-16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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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修订版）》，陈徒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本文节选自《浩然的历史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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