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各种因素的关系历来关注，如投资、储蓄、利率、失业率（就业率）、进出口、负债、消费等等。
　　有些因素的效果似乎已成定论，也合乎逻辑。如投资与发展。投资可以带动经济发展，这似乎没有异议了，这也是投资行为的目的和指向所在。对此有看法，也不过是说过度的投资会带来泡沫化的发展，容易积累风险而已，但总体上投资推动发展是没有逻辑上的问题 。
　　利率和经济的发展似乎是负相关的，这一点似乎也无悬念。利率高时，投资的成本高，资本使用成本高，抑制投资，进而会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所以，2008年次贷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为代表的银行体系，普遍采用的近乎为零的极低利率，以刺激和维持投资的信心，进而以图恢复经济发展的速度。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债务经济，所以，现代各国经济都是依靠借债度日维系所谓的“发展”。债务经济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最终巨大的债务会落在谁的手上而无法传递下去不得而知。
　　举债是为了筹集资金，筹集资金用于投资，所以，债务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投资在起作用。因此，债务和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各国都用发债来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尤其是地方和企业对于举债的热情都非常高涨，希望能通过举债集资推进企业和地方的发展。
　　消费自不必多说，历来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生产、贸易等等无一不是以消费需求为依据而进行的，没有了消费，生产和贸易都会停滞，就谈不上什么经济发展了。
　　经济学唯一有点含糊不清的是关于储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学似乎认为，储蓄就是资金的滞留，而如果把储蓄用于投资，则是资本效用的最大发挥。因此，凯恩斯就提出过一个“凯恩斯恒等式”，即所谓的“储蓄=投资”，认为储蓄等于投资是最好的经济发展状态。
　　总体上，在银行系统的运作上，由于央行对于银行有一个“存款准备金”制度，凯恩斯提出的恒等式实际上是无法达成的，即银行只能把居民储蓄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用于投资，所以，投资总是小于储蓄的。
　　经济学对于储蓄和发展的关系的认识基本上是偏于“负面”的，认为人们不应该把收入都储蓄起来，而应该把收入用于消费和投资，这样国家经济才能发展。
　　储蓄占收入的比例即众所周知的“储蓄率”。普遍的观点认为，储蓄率有一个“合理水平”，超过了就是过度储蓄。而资料表明，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2009年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突破了18万亿元，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2013年9月，我国居民储蓄连续3个月突破43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3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最新数据是，中国储蓄率排在卡塔尔和科威特之后，名列第三。
　　由于把高储蓄率看做是对投资的“冷淡”，因此，在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定论之下，高储蓄率就变成了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中国学界和官方面对国人超过50%的储蓄率，也基本接受了国际社会的指责，即中国人过度储蓄而不是消费和投资，因此，包括央行行长在内的人士纷纷出来分析中国人高储蓄率的原因和应对之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长时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阻碍，保持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就是最终需求不足。
　　然而，储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非学界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只要看看银行业界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经济学上所谓的投资（I），指的就是银行的放贷行为，即贷款，银行就是靠放贷度日的，而贷款的来源，除了成立是的资本筹集渠道之外，之后的运作主要依靠居民的存款，即储蓄，没有了储蓄，银行的放贷（投资）就成了无源之水。银行业界对此非常清楚，所以，银行总是在千方百计地面向居民进行揽储。
　　最基本简单的揽储招数就是通过提高存款利率吸引居民进行储蓄。大银行受到国家银行法的限制和央行的管控，无法自行提高存款利率，而民间金融机构和地下钱庄则可以大幅度提高利率和银行争抢存款，银行则以地下钱庄不安全等为说辞告诫居民不要受高息诱惑而上当受骗。而另一方面，银行业也一直试图摆脱央行对利率的管控，鼓吹利率要市场化，希望也能够和民间金融在利率政策上“平起平坐”，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要自主确定利率。
　　这个利率市场化“自由”带来的总趋势就是存款利率的提高，而提高它的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居民存款，以充实用于放贷投资的资本金。
　　由此，如果居民储蓄下降，则银行投资就会乏力，经济发展必然失去动力。在市场经济制度下，银行业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银行业界对揽储的热情和实践说明，储蓄一定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而不是学界所认知的高储蓄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负面因素。
　　中国的高储蓄率时期和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重合，最好地说明了储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正是中国居民的高储蓄使得中国的银行业有了充足的投资能力，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如果高储蓄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那么，银行业的揽储热情就只能解释成为银行业一直在做着对经济发展不利的举措了，至少广开网点吸引存款也算是一直盲目的恶性竞争了。
银行作为经济学理论上的“理性人”，是不可能做出对经济发展不利的举措的，因为，银行是投资的主体，投资的法则是谁投资谁受益，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无须学界为之担忧，它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高储蓄为何不会如学界所说的影响投资呢？不会。第一，学界不要忘记了，经济学的投资本来指的就是银行的放贷，而非居民用自有资金进行的生产资料的购买行为；第二，这只是一个谁来投资的问题，而不是投资多少的问题，居民钱存在银行里，银行用这些钱去投资，并不是把钱锁在金库里实质性的“存”在那里。
　　那么，储蓄究竟是不是会影响到消费呢？也不会。现代社会，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深入人心，少有人是为了储蓄而储蓄，居民储蓄主要是为了日后消费和大宗消费做准备，因此，它改变的仅仅是消费的节奏和时点，并不是要在死掉之前看着存折上的钱一直增加。如果大宗的消费可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则可以有效地改变“储蓄-消费”的波动。但，即便是没有分期付款这种消费方式，居民的消费节奏和习惯也应该是居民的财产权的一个方面，而且属于微观经济层面的，不应该受到过度的宏观关注和干涉。而且，要有信心相信厂商部门会以其对利润的嗜好和对市场的敏锐适应得了并跟得上居民的这种消费节奏，无须杞人忧天。
　　学界对于储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模糊认识，源于对“储蓄”概念本身的模糊认识。
　　从货币流动的角度看，货币之源在于货币当局，一经“发行”进入经济体，就逐步变成居民的个人收入，个人收入是私有财产，不可能再回流到发行源点去，更不会有所谓的加息回流，所以，货币是以央行贷款给商业银行的方式进入经济体的说法，理论上不成立，实践上是对居民的忽悠。
　　所有货币，一经发行，就变成了储蓄。可以按照经济学使用的部门分析法认为这个分为两部分，即居民储蓄S1和厂商储蓄S2，而且，二者之和一定等于货币发行量M，即M=S1+S2，这就是货币不灭定律（《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作为居民的私有财产的收入，就是储蓄，储蓄就是拥有。消费行为改变不了其储蓄本质，只是存在了谁的名下而已，总体上它还是储蓄。居民甲用储蓄的钱购买了居民乙建造的房子，原来属于甲的储蓄就变成了居民乙的储蓄。
　　无论是厂商也好还是居民也罢，他们所理解的发展，其实就是自己名下的储蓄的不断增加，如果属于自己的存款越来越少，相信没有人会把这种局面解读为“发展”。因此，总体上，经济发展，就是储蓄的增加。中国经济发展了，最好的证明也就是中国世界第一的储蓄率。
　　当代市场经济就是货币经济。由于储蓄之源在于央行的货币发行，因此，没有央行的货币发行，也就没有经济发展的动力。所谓紧缩银根之下，断无总体上的货币经济的发展。举债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是因为“债”本身就是“准货币”，最终还是要央行用货币来偿还这个债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