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力及其贮藏。投资理论的“凯因斯难题”
在经济生活中，购买力是相当关键的一种经济力，供求关系中，需求的大小就体现在一定的购买力上。因此如果单纯论说什么需求而没有涉及到一定购买力下的需求，那是相当空洞的。马克思说：“社会需要……总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 这样，所谓需求并不是一个先决的条件，实际上，供给比需求更具有先决性，因为正是一定的生产性的有效供给，才能使人获得一定的购买力。晏智杰先生在其《新探》中把需求看得相当先决，先决于供给及任何其它因素，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有需求，一切都好办了，价格无论怎样都可以。他的理论是：社会需求是决定市场价值的前提；他的问题是：社会需求同商品价值决定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他是想以此来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活劳动形成新价值”的思想。自然，在他及其他看问题比较肤浅的人看来，市场需求旺盛时商品价格必然会高，于是商品价值随着提高，相反，在市场需求疲软时商品价格必然会低，于是商品价值变低。但是正象刚才所说，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供给，就不具有相应的需求能力---购买力；因此所谓需求并非凭空产生，在市场的供求关系中它还不是先定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的是生产供给状况，是“有效供给创造需求”。
说到“有效供给创造需求”，必定会使人想到让·萨伊那经济学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论断，这个在萨伊看来也相当离奇的思想，一直对他身后的经济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他说：“……我们得到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很离奇的结论，就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 他还说：“直得注意的是，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 他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是卓越的，因为他看到，生产活动每产出一个产品，就已经带动起其身前的一系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比如生产出一辆汽车，已经带动起钢铁业、煤矿业、运输业、电力业、人力资源等等的生产，这些行业的生产与成功销售，反过来又对汽车产生需求。所以他所说的“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是相当有道理的，无论过去还是现代的人类经济，也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其它别的经济方式，经济活动中由供给所带动起来的一环紧扣一环的供求关系，都是如此进行。马克思曾严厉批判萨伊的这个思想，说它是极端错误的，因为无论如何，供给并不能创造出完全消化供给的需求。马克思的批判显然也不错。为什么呢？为什么供给并不能创造出完全消化供给的需求？那是因为具有需求能力的人将自己手中的购买力贮藏起来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把钱存起来”了。 如果没有这种购买力贮藏，那么萨伊的这个思想仍可得到完全实现，供给是可以为自己创造出完全的需求的。当然这个思想的意义并不一定在于“供给完全创造自己的需求”，如果不完全创造相应需求，只是部分地创造自己的需求，那这个思想也很有意义。实际上马克思自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包含类似的思想，至少包含着“需求是由生产供给创造的”，而不是需求自己创造的；因为所谓“有支付能力”无非就是指：通过供给而获得的“支付能力” 。因此从更深的经济学思想上看，马克思与让·萨伊并无太大矛盾。当然也许会有人说：人的欲望无穷，什么东西都想要，特别是贫穷的人，他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但这是没有经济意义的需求，有经济意义的需求始终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前美国人一直认为中国人缺乏购买力，因此他们自己的商品来到中国，销量与价格都难以达到理想的程度。这能说明中国人对美国货没有需求欲吗？不是，而是中国人还没有相应程度的购买力与支付能力。因此在这里应该除去这种空洞的“需求”不谈。其实，在创造者们还没有研造创制出某种新的物品时，在广大消费者还没有实际领教过这种新物品的用处时，人们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得出对它的实际需求。比如在百年前，人们对今天普遍存在的电视机并未显出丝毫的实际需求，因为这些物品还没有被供给出来，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只有当某物品真正供给到市场上，人们见到它的功用，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后，才会形成对它的现实需求。所以，无论从物品价格上还是从物品功用上，都是供给在创造着实际需求；研制出一种新的物品，也就等于开创出一个新的市场，在这新的市场里供给创造着自己的需求。
由于“供给不能完全创造自己的需求”，我们有必要将其修正为“有效供给完全创造自己的需求”。因为有效供给强调供给的有效性，强调要向市场供给适合人们购买力水平与愿望的产品。所谓“有效供给”有两方面意义：一个是产品的价格要比较低，另一个是产品的品质与品种要尽可能理想；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平常所说的“价廉物美”，或者“性能价格比高”。因此说有效供给，就要尽可能降低产品的成本消耗，同时尽可能开发新品种，并提高产品品质。这一点在前面“价值本质规律”里已经强调了。
经济学历史上著名的供给学派，根据它关于“激励”的基本主题而提出“减税”观点与政策主张，因为通过减税，可使最终产品的价格降下来，从而促进产品销售；同时，也使生产者更能获得一定利润，---生产者获得利润是促进生产者继续生产的直接原因，因而也是促进就业的基本条件。 从而对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都产生激励作用。因此它符合这里所说的第一个要求，即“产品价格要比较低”。但减税并不能直接达到降低产品价格的效果，虽然它可以直接使生产者获得更高利润；要使减税能够降低产品价格，还存在着复杂的中介过程，比如是否存在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等。 但这种供给学派似乎忽视了这里所说的第二个要求，即“产品品质与品种要尽可能理想”。因此“减税”并不是有效供给的本质反映，只是多种有效供给手段中的一种可以通过政府行为施行的手段（在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比较泛滥的国家，“减费”显得比减税更重要）。所以，如果通过这种减税达到目的的做法最终失败，仍然不能否定有效供给对复兴市场的关键意义。
萨伊的这个思想对后来的J·M·凯因斯（1883--1946）产生很大影响，凯因斯的理论（从理论根源上说）很大程度是由萨伊的这个思想引诱而发，同时也是对这个思想的研究与修正的结果。他说：“自从萨伊和李嘉图时期以来，古典经济学者们都在讲授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学说---其大意是：全部生产成本必须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购买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但对该学说，他们并没有很清楚地加以说明”。 “作为该学说的一个推论，任何具有购买力的个人的节制消费的行为被认为必然会使由于节制消费而解放出来的劳动和商品被用于生产资本品的投资”。 可见，购买力贮藏，即凯因斯所说的“节制消费”，构成了“该学说的一个推论”，含意是说：如果没有这种“节制消费”，或者如果将这种“节制消费”所剩余出来的购买力完全转化为投资，那么萨伊的这个思想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实际上，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与劳动价值论，也包含着萨伊的这个思想，因为按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原理，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可以被另外的产品完全交换的，没有过剩现象产生，问题是，人们往往“节制消费”，或者消费已经暂时满足，而把购买力贮藏起来。由于购买力贮藏的原因，也就产生了需求不足与“有效需求”的问题。但凯因斯指责他的许多前辈们（如他所说的“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相反，“有效需求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不入流的卡尔·马克思” 等人的“地下社会之中”。
凯因斯的构想是，既然人们“节制消费”而将购买力贮藏起来，严重影响到生产与就业水平，那么只好将存在银行里的这笔购买力贮藏变成投资，以投资来拉动就业和消费需求。另外，如果个人投资不积极，那就以政府行为的方式进行投资。这是凯因斯的主要思想。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难题，因为出现生产过剩与消费疲软的原因，正是由于原先投资（或投机）过于高涨，从而造成经济泡沫及泡沫崩溃后的经济衰退。如果现在再以新的投资来试图解决这种因投资过度所引起的经济危机，那么，如何投资才不至于使这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陷入更加深重的境地呢？如何投资才能将经济带出衰退局面？这个难题我们将其称为“凯因斯难题”。凯因斯在解释“在丰裕之中的贫困这一矛盾现象” 时曾抱怨“社会产量”太大，从而造成过剩，比如他说：“有效需求原理的作用会强迫该社会减少它的产量，一直到存在着潜在财富的该社会贫穷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产量的多于其消费的部分被减少到与它的微弱的投资诱导相适应为止”。 他希望社会“贫穷”到很高程度；但是，投资的直接效果就是增加供给，这样社会不是更加“贫穷”，而是更加“丰裕”。所以凯因斯的投资理论具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到底如何投资才不至于增加社会的“丰裕”程度，进而加重经济的过剩危机呢？
这个“凯因斯难题”也体现在凯因斯本人所设定的“投资诱导”概念中。因为他认为，“微弱的投资诱导”使社会投资大量减少，从而出现经济危机；而出现投资诱导过弱是由许多因素引起的，其中他认为最主要的是“资本边际效率”大幅下降，即资本盈利能力大幅减弱，使投资者减少他们的投资。他进一步认为，如果投资所得只等于甚至低于银行利息，那么人们就会将钱存入银行而不再作任何投资。他说：“在任何时期中，如果增加在任何一种资产上的投资，那未，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该种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就会递减……显然可以看到，实际的投资量会增加到如此的地步，以致没有任何种类的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会大于现行的利息率”。 于是他主张由政府投资来接上私人投资退却的地方，以政府投资来扩大需求和就业，从而把经济带出危机境地。他说：“我希望看到的是：处于能根据一般的社会效益来计算出长期资本边际效率的地位的国家机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进行投资”。 在他看来，私人投资注重于个人的经济效益，而政府投资则可更注重于公共的“社会效益”，而不是纯粹的谋利。所以政府是应该有责任将私人投资缺乏的地方补上的。但是实际上，政府投资也需要讲效益，讲效率； 而政府投资的弊病却正在于缺乏效率，甚至因此可能加重过剩危机（比如政府往往会指令银行向那些机制不灵活、产品过剩严重的政府企业发放贷款，以维持它们的生产与生存），因为它最终只是以其质次价高的过剩产品而充斥市场。这样，既使这样的投资加重市场的过剩危机，又使银行由于政府投资而陷入坏帐压力沉重的境地，或者使政府陷于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的困境。 所以与凯因斯的想法相反，当今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政府都不会作直接的投资，只是通过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货币利率来调节投资的边际效率预期，从而达到刺激私人投资的目的。 但凯因斯对这种货币政策的效果感到怀疑，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仅仅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程度，现在有些怀疑”。 因为这样的货币政策总具有“远水难解近渴”的滞后性。
由此可见，无论如何投资，“凯因斯难题”仍然存在着。
实际上，这种凯因斯主义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似乎“有效”实施了几十年之后，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众所周知的“滞胀”现象---这种相当尴尬的经济局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显然，通过不断地追加投资以解决经济衰退的问题，最终只能使投资所累积起来的成本越来越大（因此物价必然随着上涨），而需求方面却因一般性的供给（因投资扩张）增大，必定更加疲软，如此，在长时间运行之后出现高通货膨胀与高经济衰退、高失业同时存在并且同步增胀的“滞胀”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停滞膨胀’既是国家长期干预经济的结果，又是政府用以刺激经济的各项政策措施再也不能奏效的表现。” 萨缪尔森曾提到一种“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类型，其意义是：“由于市场供给方因生产成本急剧上升而引发的通货膨胀”。 其中，投资过度即是这种“生产成本急剧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 由此看来，指导西方世界经济几十年的凯因斯主义经济学，到头来会有多少成功的成份呢？对此甚至连凯因斯本人也感到疑虑，就象他自己所说：“长期地看，我们都属于死亡”。“‘停滞膨胀’的出现，是政府长期推行凯因斯主义的结果，同时也证明凯因斯主义已经失灵。”
要解决凯因斯难题仍然需要引入供给因素，即前面所说的“有效供给创造需求”。凯因斯的理论只作单纯的“需求管理”，而不懂得转个弯，迂回到供给因素上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比如，最为凯因斯看重的“政府投资”，就必须要产生相应的有效供给，对促进需求才是有效的。所以为什么政府投资往往侧重于基础项目的投资，就是因为通过将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项目建设好，为整个经济的运行提供更好的环境与平台。属于基础性建设的项目通常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基础电信网、远近程供电网、水利设施、城市交通与环境的优化等等，通过政府投资将这些方面的项目建设好，就能够为社会经济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活动环境，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得到进一步提高。所以政府投资归根到底是通过向社会提供有效供给而创造出社会需求的。如果这个社会没有提供更好的公路，则某个地方的大量特产就因无法及时运输出去而过剩在产地；如果没有提供优质的电信服务，信息不灵，就无法进行更好的经济活动；如果没有提供更有效的水利水源保障，旱涝灾害就会对社会经济活动造成很大影响。可见，没有这些供给，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与市场的旺盛需求。因此，与“需求管理”相反，以供给的手段来解决供给过剩的问题，是经济学的卓越性与精髓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