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资本归私人占有，还是归社会占有，并不是由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随心所欲地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在区分了作为状态的社会主义和作为道路的社会主义之后，我们可以说，从“道路”的角度看，资本归私人占有，还是归社会占有，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快慢决定的。如果资本归私人占有能使生产力发展得更快，就应当实行资本的私人占有制；如果资本归社会占有能使生产力发展得更快，就应当实行资本的社会占有制。撇开与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联系，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抽象地谈论资本应当归私人占有，还是应当归社会占有，是没有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过剩经济是资本占有制变化的分水岭。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资本归私人占有能更快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过剩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私人占有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需要用资本的社会占有制来取代它。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衡量是否过剩经济的客观尺度。危机表明，资本的私人占有制已经达到了它的界限，需要向资本的社会占有转化了。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所谓短缺经济，无非是指供不应求的经济。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发展生产，而不是改变分配。这一阶段应当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做大蛋糕”。过剩经济则是供过于求的经济，它表明，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是产品相对过剩，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必须采取措施刺激需求，以确保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这一点，正是欧美国家福利政策的现实基础。凯恩斯胜过哈耶克的地方，正在于他看到了“看不见的手”只适用于短缺经济，不适用于过剩经济，从而创立了宏观经济学。

“滞胀”不能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反对凯恩斯的理由。要驳倒凯恩斯，就必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出发。这恰恰是新老自由主义者所无法理解的。所有自由主义者在经济学上都立足于对“看不见的手”的盲目崇拜，只有马克思揭露了“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机制，从而指出了这只手发挥作用的限度。马克思不仅指出，“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资本以前的各个生产阶段都同样表现为生产力的桎梏”；而且指出，“资本本身，如果理解得正确，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同时又表现为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1]。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看不见的手”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而资本主义的特点就在于不断越出这种条件：“资本的一般趋势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本忘记和不顾下列各点：（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由此造成生产过剩，也就是使人突然想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所有这些必然要素；而结果是，由于忘记这些必然要素而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2]，这就是经济危机。

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之所以没有产生经济危机，从而没有形成大的经济波动，原因就在于它并不是把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对立起来。相反，中国的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只不过，在2000年以前，中国经济是短缺经济，因而更强调个人生产力的发展；2000年以后，中国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从而首次面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所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必须突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的产能过剩得到释放，延缓了危机的爆发，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终于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要么实现生产力的全面社会化，从而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世界开辟一个新时代；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而葬送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使中国沦落为至多成为日本那样的美国小伙伴。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我删掉了四个特点前后的分段符。

那么，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相比，具有哪些比较优势呢？

首先，当然是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无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后发优势。然而，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撤掉了梯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只会受到发达国家的牵制，从而使后发优势难以得到发挥。张夏准在他的《富国的伪善》中指出：发达国家总是从它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的，即使有些资本家出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良好愿望，在实践中也总是蜕变为把发展国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属利益而不是让它们壮大起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攻击，但由于能够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诉诸国际资本家的善意，从而使跨越卡夫丁大峡谷成为可能。

其次，是发挥组织生产力的经济优势。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使国际资产阶级由中世纪晚期城市中的小市民，经过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工业，发展到现代的跨国公司，从而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市场上站稳脚跟，除了发挥私人资本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外，巨型央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像某些经济学家主张的那样，把国有企业分成13亿股，搞私有化，13亿个自然人根本无法跟跨国公司相竞争。因此，尽管与民营企业相比没有效率，但中国不能放弃抱团取暖的原理。除了发展个人生产力之外，中国必须发展组织生产力——除非西方工商业退回到中世纪晚期（这当然不可能），从而改变目前的国际竞争条件。

再次，是发挥社会本位的优势。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相比，并不在于有没有资本，而在于资本掌握在社会手里，还是掌握在个人手里。掌握在个人手里的资本必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是它的效率之源。然而这种效率是以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剥削为前提的。无论是富士康，还是沃尔玛，其效率都来自对员工工资的极力压低。国有企业当然也要讲效率，否则它就不是“企业”了。但是国有企业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大局。它的终极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利润至上。如果没有国有企业的支撑，很难想象国家有能力免除农民的税费，或实行拉动内需的政策、开展各方面的建设。

复次，是发挥政治稳定的优势。我们没必要否认，多党制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来说，确实是“最不坏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实行多党制，是由于在单一语言、单一民族、单一宗教信仰的情况下，多党制主要表现为个人经济利益的差异，从而使政治制度功能比较单一。在这种情况下，多党制会逐渐演化为两党制，从而保持政局的稳定。这是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最聪明的办法。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的多民族国家之所以无法实行多党制，就是由于民族、宗教、甚至仅仅是语言等差异，都会导致不同政党的建立，从而使政治整合成为不可能。中国不采取多党制，恰恰是由于它不适合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后“天下”国家，而不是说它本身有什么不好。不了解历史的人可能以美国为例进行反驳。但中国不同于美国，它是一个后“天下”、后发展国家，而不是一个新兴的、以殖民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保持中国的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最后，是发挥以人为本的优势。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它不仅假定了人对人像狼，国家对国家像狼，从而对集体、对社会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而且把全部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制度建立在“以资为本”的基础上。个人只有获得资本，才能得到必要的发展，否则就只有接受他人的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说“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原因就在这里。因此，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只能以各种各样的拜物教，尤其是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为基础。对资本效率的追求仅仅是其最不显眼的例子。社会主义虽然也必须追求效率，但它从属于人民群众需要的满足，因此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反对各种各样的拜金主义。

除非资本主义放弃人性自私的假设，放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是那样它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了——，否则，在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的海洋中，中国就只能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发展自己。为此，我们不仅要制造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航母”，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而且要逐步改善人类生存的国际环境，把它改造成为一个以自由个性为基础的和谐共生的世界。这是世界历史视野中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