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列宁发现，到他那个时期，由于“现有前提”的改变，已经必须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设想：“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2]他还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3]这就表明：现实共产主义的道路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走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文明大道只有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条自发形成的道路，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的设计。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人类第一次形成了关于社会发展的自觉理论。虽然“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规律并不能改变，但人类终于有可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既然如此，俄国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就可能根据自己的具体状况，走出另外一条道路——一条向共产主义迂回过渡的社会主义道路。

遗憾的是，由于后续领导人的一系列失误乃至错误，苏联的这条道路最终没有走通。这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混淆了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状态和当时正在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区别，误把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生产力水平上的社会主义道路混同于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状态，从而背离了列宁关于“迂回过渡”的辩证法。

列宁主义的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既然中国不能跨越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担负不起领导革命的重任，那就只能由通过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越俎代庖，领导中国人民承担起这一重任。毛泽东把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把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与此相应，中国也必须经历一个过渡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按原来的打算，新民主主义社会大约需要经历多则三、五十年，少则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遗憾的是，党的领导人犯了急性病，不仅在不具备客观物质技术条件下的情况仓猝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受到了历史规律的惩罚。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总结历史经验、概括四项基本原则时，邓小平才重新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条“道路”的观点[4]。

“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按生产力标准衡量，这是低水平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但由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决定了，中国无法倒退回去，只能往前走。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走向共产主义的另一条道路，一条非资本主义的道路。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谈的“前提”指“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

[2]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1页。

[3]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4] 在邓小平所提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四个坚持”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提法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状态，而是通往那种状态的一条道路，那么，沿途的遭遇就不能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标准来判断。状态有状态的评判标准，道路有道路的评判标准。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作为一种“状态”的“社会主义”的评判标准，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必定高于它已经超越了的资本主义。对此，笔者在其他地方已经讲过[1]，此处不赘。这里主要分析作为“道路”的社会主义的评判标准，以说明“中国道路”为什么是一条“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

从逻辑上说，既然作为“状态”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首要区别是生产力水平，那么，作为“道路”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首要区别应当是：社会主义道路比资本主义道路能更快地提高生产力的水平。

生产力标准是判别落后国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标准，其他标准（如三个“有利于”标准）都是从这一条标准中派生出来的。

[1] 参见马拥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道路有起点，有终点。如果说作为这条道路的终点和“人类社会”的开端，共产主义有着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那么，作为中国道路起点的1956年底，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及中等发达国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也仅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建立小康社会，这与人们设想的作为“大同”状态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在这一意义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要进入的社会主义，按中国的生产力标准衡量，显然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要想进入这个“高级阶段”，还需要经历一个中间阶段，我称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因此，不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须经过的，就连“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从生产力水平来说，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跨越了的。

按照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既然生产力水平低于资本主义国家，那么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方面，就都不可能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统治，满足于反对党的地位，以便在生产力水平达到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高度时，通过选举的办法推翻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此前，只能在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内实行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如福利社会、福利国家政策。这种观点在欧洲发展为民主社会主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无须像宗派主义者那样，否定社会党所取得的这些成效。修正主义者背离马克思主义，不是由于他们接受了生产力标准，而是由于他们不懂辩证法，无法理解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类演化道路的关系，从而否定了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进行道路选择的可能性。尽管如此，社会党人也已经改造了资本主义，使它朝作为“状态”的“社会主义”推进了一大步。在当今时代，按照《共产党宣言》的原则，社会党人应当是共产党人联合的对象，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中的同盟军。我们需要反对的是修正主义者的单线决定论，而不是他们的福利政策。相反，他们的福利政策恰恰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

实际上，不要说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也有许多值得后发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发挥过的革命作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母腹中孕育成熟的；如果不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那种谈“资”色变的态度是幼稚的、软弱的。共产党人应当有足够的自信，既学习自己敌人的一切长处，又能始终保持自己的共产主义本色，并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倾向社会党政策的各种中间势力），顺利地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走完，然后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达国家汇合，一起迈入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走上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从生产力发展速度和由此派生的其他因素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不具有可比性，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经历了几百年，而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经历这么长时间——从理论上说，甚至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有可以利用的后发优势，发展速度也应当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快，更不要说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了；只是由于发达国家“撤掉了梯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难以保持自身的独立，因而发挥后发优势比较困难而已。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相比是否具有优越性，只能通过对同为落后国家、仅仅由于社会制度不同而造成的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快慢比较来判断。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具有比较优势。

毫无疑问，按照这个标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走的，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中国由于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确实使其生产力发展速度快于同等条件的资本主义国家。

道路本身具有过渡性。它的性质不仅要由它的起点和终点决定，而且要由起点和终点之间的过渡性之具体特征决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过渡性本来就意味着：它既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状态的、也不是纯粹社会主义状态的，但同时既是资本主义状态的、又是社会主义状态的。只是，正如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相比，首先是生产力发展速度更快一样，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与资本主义道路相比，社会主义道路也应当具有比较优势。由于自身的社会主义因素，它应当政治更稳定、社会更和谐、精神更文明。中国在这些方面也走了许多弯路，但与资本主义道路相比，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样不存在任何疑问。

由于不理解道路的过渡性，人们习惯于不是拿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与中国的发展道路相比较，而是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的发展状态与中国现有的发展状态相比较，从而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历史眼光。这种错误表明，理论思维对于人类来说是多么重要。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种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状态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早期阶段。这种过渡性突出地表现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杂多性特点：我们的主体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但必须以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甚至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成份作为补充。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更像是一道“普照的光”，使其中的一切改变了颜色。然而，与“和平演变”论者的愿望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和平的、改良的方式，让社会主义因素通过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逐步战胜和转化各种非社会主义因素，确保到这条道路的另一端时，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共产主义者的水准，而不是把自己的水准降到民主社会主义者、甚至资产阶级政党的水平。

缺乏辩证观点的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增多而惊惶失措，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说明，这些人是以“状态”、而不是以“道路”作为衡量标准的。只要理解了道路的过渡性，就可以打消这些人的疑虑，因为，正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纯粹社会主义的，而是既带有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特点、又体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群众的意志；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具有过渡性。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既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纯粹“社会主义的”，而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以各种非社会主义因素为补充的。这种补充地位，恰恰表明了这些因素同资本主义制度内的同类因素不同，其作用是受到限制的。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形势的复杂性。第二国际的蜕变和苏联的解体提醒我们：左和右都有可能葬送社会主义。要始终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就必须确保共产党人既有复杂的头脑，又有纯洁的灵魂。有复杂的头脑，才能应对复杂的局势；有纯洁的灵魂，才能确保身心不会受到污染。而这，又以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的成就为前提。遗憾的是，无论是满足于做御用文人，还是满足于做思想洋奴，中国学者们都不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难以担负起这一使命。尽管从“道路”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确实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但这种实践纲领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尚未得到充分的阐明，以致人们明明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却还在左顾右盼，以为共产主义只是存在于遥远的未来，而不是存在于脚下曲折蜿蜒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