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默顿•索洛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因为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贡献，荣获1987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索洛的贡献，其实是有很多批评的，尤其是制度学派的学者，批评其研究的是增长的表象，而非增长的原因，误导了后人研究的方向。甚至索罗本人，也表示对于制度变迁的重视不够。
一、索洛说对了什么
要理解索洛模型的是是非非，还要回到索洛模型本身。索罗用一个简单的生产函数还描述经济增长，产出是投入的函数，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在生产技术给定的条件下，产出由投入的数量决定。由于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长期内的经济增长由技术进步决定，而索洛模型里面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在索罗模型里，如果假定不同的经济体采用相同的技术，那么不同的经济体都会趋同到接近的收入水平。
对于索洛模型的批评，首先来自这个“趋同”的假说。实际当中观察到的，并不是趋同，而是分叉。远的不说，二战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高收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比其他国家还要快出约1.2个百分点，75年来实际收入差距拉大了一倍以上，呈现明显的分叉而非趋同特征。世界主要地区中，只有亚太地区的平均速度比OECD国家快，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的先后发力，功不可没。
然而这个趋同的假说，并非索洛模型的死穴，只需解释为何不同国家的生产技术不同，就可迎刃而解。而且，技术差异也与现实中的观察相符。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人力资本在科学技术的研发、采用中的重要作用。科学的进步、技术的发明，都需要高水平的人才，这一点无需赘述。常常被忽视的，是技术的普及和采用，也需要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现实中，一些先进的技术在落后国家不被采用，与当地人力资本的状况有很大关系。笔者当然不否认其他因素（比如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然而技术需要人去掌握和使用，却是不争的基本事实。
后人对于索洛模型的最重要拓展之一，就是把人力资本加进生产函数，与资本和劳动这两大生产要素并列成为第三生产要素。更有甚者，用人力资本替代劳动，与资本并列为两大生产要素，其实不无道理。理论上可以把劳动者分解为“原始劳动力”和“获得的技能”两部分，然而实际上这种分解很有问题。好的营养、有规律的作息、花时间锻炼身体等等，都可以帮助保持健康，增强体质，都可以看做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那么，一个人的健康和体力，是原始的劳动力还是获得的技能？这种分解在概念上和操作上都存在困难，而且不一定必要。
倘若考察拓展版的索洛模型，就会发现其实索洛说对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经济增长是需要投入的，投入包括技术、资本、劳动力、还有人力资本。投入不增长，产出就不会增长。最近中国的经济增速在下降，既有宏观调控的因素，也有潜在投入的增长开始缓慢下降的因素。要看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让我们来一一分解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生产技术这四大要素。
中国的投资增速一直很高，投资占GDP比重也很大，资本总额的增长无需担心，需要担心的是资本的质量、形态、包含的技术成分等方面的因素。劳动人口数量是一个容易测量的变量，近几年不仅增速在下降，绝对数很快就会下降，这是一个近年来讨论中被普遍认同的担忧。资本增长没有更多空间，劳动力数量即将下降是既定事实无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增长，就只有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这两项“软指标”上下功夫了。而技术进步也要依赖人力资本的提高，看来人力资本成了根本性的东西。
提高人力资本可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加大学校教育投入，包括初、中、高各个层级的教育，以及职业教育，这是学校教育，人们在学校里学习知识和技能。其次是增加社会学习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增加人们自由择业的机会，在自己喜欢的职业上积累技能。我们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强调的很多，但是对于社会学习的重要性说得比较少。日常的一个观察是，在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的工作环境里，人们的观察和学习不同，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技能和看问题的角度就会不同，这就是社会学习的影响。
社会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移民，人力资本理论的大师们，比如西多夫•舒尔茨和罗伯特•卢卡斯，都强调过移民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人从落后的地方移民到先进的地方，学习先进地方的生活和工作技能，然后反过来为先进地方服务，做高收入的人们不再愿意做的工作，让他们可以专注于收入更高、更有意思的工作，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了，为整个社会的发展积累了能量。现阶段中国最重要的移民，就是城市化。然而，现行政策下，对于移民有诸多限制，农民工不能完全参与城市生活，只是作为简单生产的劳动力存在。这种做法源于历史形成的户籍制度，固然减低了城市在短期需要支付的成本，但是也大幅降低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严重伤害未来进一步增长的潜力。这一政策的本质，是减少了亿万农民的社会学习机会，白白浪费他们的巨大学习潜能，损失的是天量的人力资本积累，而换来的仅仅是短期内城市生产生活成本的些许降低。所谓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大资源浪费。
二、索洛没有说什么？
简单而言，索洛模型讲的是经济增长需要要素投入，最终总可以归结到劳动力、资本、技术这些东西，因而教育、医疗、职业培训、在职学习、投资、研发这些提高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生产技术的活动，终究都是可以帮助培育经济增长的潜力的。反过来也对。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终究要积累这些要素，否则增长就没有了原材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
这个道理就是索洛模型的基本内容，非但不复杂，而且很简单。罗伯特•索洛1950年代建立的这一分析框架，对后世的分析、乃至政策制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索洛本人也因而获得诺贝尔奖。模型虽然简单，道理却是过硬的：没有投入，哪有增长？
但是即便这样简单的道理，现实中也是会常常被忽略的。比如说，讨论中人们常常会说过度投资，增长不可持续，这样的说法在投资占比GDP比重比较高的背景下很容易得到共鸣。可是不投资的话，物质资本的积累受影响，物质资本中蕴涵的先进技术也不能实现，就业机会减少，岗位培训、干中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终究是不利于中长期的增长的。
由于投资比较多，而且有一些坏项目，讨论中人们倾向于更多关注投资的负面，对于投资的正面效应关注不够。其实直到2011年，资本回报率依然较高，过度投资的证据并不足。2012年以来企业利润大幅下降，投资回报率也显著下降，但是这与宏观调控、政府换届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很难说预期的未来长期平均资本回报率就一定已经很低了，周期性的因素和长期的考虑要分开来看。而且，增加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降低交通运输、信息交流等方面的成本，是会减少交易摩擦、促进生产、提高资本回报率的。对过度投资的担忧，有时是对投资效率的担忧。但是这其实是两个概念，应该分开来看。通过反腐等措施提高投资效率，估计没有人会反对。
但是道理说到这里其实远没有说完，关于增长，有很多话索洛都没有说。索洛模型没有回答的，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生产技术这些要素为何会增加？倘若这些是增长的原因的话，那么为什么大家不去使劲办教育、搞培训、做研发、买设备、做投资呢？落后国家都可以做这些事情，积少成多，慢慢发展，为什么没有做？我们改革开放前也可以搞这些事情，为什么没有做？看起来，这些事情没那么好做，做成了，就是增长。可是谁能做成？为什么能做成？在什么条件下能做成？索洛模型并没有回答。因此，索洛模型所研究的，并不是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索洛模型和有关的理论对于政策制定的参考意义有限。
那么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一个“好”的制度，比如清晰的产权制度、良好的法治环境、公平的交易规则等等。有了这些制度，人们就有激励进行各种各样的投资，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物质资本的投资、技术研发的投资，财富就会积累，经济就会发展。而且，很多人在这么回答的时候，脑子里其实是有一个原型的，就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模式。英美的经济成功无庸置疑，各国的经济发展，大多吸取其中的成功因素，中国亦不能例外。东西德国、南北朝鲜，这些难得的“自然”实验，鲜活地证明了制度对于经济繁荣的重要性。
可是好的制度如何建立，就远没那么简单了。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想如何复制，或者借鉴，英美的制度。可是现实中，很多国家的复制都不太成功，二战以后非洲国家的经验是典型的例子。有时一开始看起来不错，可是不久就走形，矛盾激化，甚至走回头路。或者，经济体系是作为一个复杂、全面的系统在运行，植入一部分市场的元素，未必能够保障市场的运行，有时候反而成了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滋生等不良社会现象的工具。
倘若仔细比较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基本的元素虽然差不多，但是细节上还是千差万别，甚至差异很大的。东亚的日本、韩国，是后发国家成功发展的典范，可是其制度特点，也在很多方面显著不同于欧美。比如日本的企业很庞大，而且用人制度很僵化，论资排辈现象很严重，和美国的企业用人制度差别很大，看起来很像我们的国有企业，但是依然可以出现很多世界顶级的企业。制度之依附于具体的条件和环境，由此可见一斑。如何学习成功的模式，依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一个可以初步做出的判断是，至少对于大的经济体而言，复制并不可行，借鉴、引入好的元素，促进自身向更有效率的方向演化，是更可取的思路。
近年来得到较多认可的一个观点，是繁荣其实是一种偶然。好的制度的建立和发育，其实没有可以复制的模式。英国确立君主立宪的制度，其实和一系列偶然事件有关。黑死病使得英国失去一半人口，劳动价值得以提升，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皇权相对被削弱，又使得在后来的远洋贸易中民间力量得到发展，形成了较为均衡的力量对比，使得各方的谈判有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发生了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比较而言，强大的西班牙政府，在远洋贸易中则无需借助民间力量，而是借助皇权进一步攫取资源，没有建立能够包容民间力量的制度。南美和北美作为西班牙和英国的殖民地，就此埋下了制度差异的种子。在繁荣的道路上，也渐行渐远。
当然，上述西班牙和英国的对比，只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未必具有普适性。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的多次改朝换代，也又多次经历了严重的人口减少，可是却没有促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或者，历史的演化真的是多种因素的聚会，我们还没有找到简单的、普适性的规律。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历史演化的理解，其实停留在搜集史料、讲述故事的阶段，并不能提炼出什么规律。评书中常说的“风云际会”，多少有一些不可知论的色彩，但是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至少没有说一个牵强附会的道理。
倘若能够心平气和，那么我们所知道的这样那样的理论和观点，大概也都只是代表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某种理解和猜测，不必太当真。太过执拗，其实是忽视了我们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无知。笃信市场的人自然会为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如人意而心急如焚，可是改革哪里会尽如人意。哈雅克发明过一个词叫做“致命的自负”，讲的是计划经济的管理者高估管理经济的能力，把计划经济的弱点暴露无遗。其实反过来讲，我们对于自己如何在一个全新的情况下建立市场经济，也知之甚少，亦不能表现出另外一种“致命的自负”。
如何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借鉴盎格鲁－撒克逊的制度优势，是一个地球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粗略的统计，目前高收入国家的总人口也就10亿多一点，不到中国的人口总量。从统计分析的角度，中国算一个样本的话，那么所有成功的经验最多也只能算一个样本点。因此，对于所有的成功经验，都要有鉴别地吸收借鉴。特别是，其他国家中经验的细节，要仔细琢磨。倘若照抄几条市场化的教条，恐怕效果不会太好。
把索洛说了的和没说的放在一起，有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索洛模型强调的各种要素的作用，其实是更深层的制度的结果和表象。讨论增长，不应只关注增长本身，特别是短期的增长本身。深层的改革，才是中长期增长的基础。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徐建国的相关文章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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