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校领导曾对我说，中国人喜欢做围观者，尤其愿意做助强凌弱的落井下石者，进而学术在网络上是无法讨论的。今日的网络语言坐实该校领导所言非虚，但作为一个学者，还是在坚持一份理想，发第2篇文章如下。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岭南学院

近年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在广东省的声势如日中天，乃有被尊崇华南第一学府之盛誉，在广东学子中甚至被赋予与北大、清华同等的学术地位。那么，岭南学院果真是“学府”么？我以在岭南学院从教十几年的“岭南人”身份告诉您：非也！岭南学院已经蜕变为地地道道的“企业”。正是由于企业化经营，一个充满理想和致力学问的青年教师在经过岭南学院的熏陶和打压后，往往会变得日益功利和世俗，热衷于追求展示技巧并能获得名义的程式研究，而对真正的学术追思则逐渐失去兴趣；一个充满求知欲并以高分进入的青年学子在经历岭南学院的几年学习生涯后，往往热衷于追求一些表面的操作技能，游刃有余于社会交往等方面，而缺乏自我追索的思想深度，在批判和反思能力等方面则非常的差强人意。在某种意义上，岭南学院目前展示的只是“皇帝的新衣”，它以著名学府而炫耀世人之前，但实质上却已经不具备学府的基本特质。如何理解这一点呢？且看下面细细揭开这“皇帝的新衣”。

首先，岭南学院实行所谓的董事会制

不可否认，美国一些好的高校大多是私立学校，高校的发展和管理主要由捐助者所成立的董事会控制。尽管美国大学要好中国很多，大多数人也因此而为这种私立学校唱赞歌；但实际上，这种体制也存在很大问题：高校教育在不同程度上会受到商业团体的制肘，并使得高校对学生的培育也从知识水平和基本素养转向了极具个人色彩的技能和社交方面，而传导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的学院和课程则在不断减少。事实上，一个多世纪前，凡勃伦就指出，即使一个诚恳而优秀的学者，一旦坐上了管理者的位子就会很快变得像那些笨嘴笨舌但可以把看不见的东西卖出去的商人，他和任何一个小城镇的银行家一样腐败，受董事会成员的委派“高效有序地”管理这个机构。当然，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响，19世纪欧美社会的富人在商业成功后创办高校，主要不是为了投资赢利，而是出于对教育的理念和回馈社会的责任，因而他们往往更偏好于把金钱投放在文理学院而不是商学院或工学院。然而，华人富豪们投资办学往往追求的是（短期内）收益，追求具有立竿见影地“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的效果，从而更热衷于把金钱投放在商学院以及其他热门专业等方面，这只要审视一下国内那些董事会制学院就一清二楚了。

当然，香港的董事们投资岭南学院并不是为了个人收益，从这点上可以说是无私的，也是值得钦佩的。但是，他们毕竟是商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学术，对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人文性追思更是缺乏认识；相反，他们看重的是学院声望能够不断提高，这是他们聊以自慰的东西。那么，他们如何判断学院声望在不断提高呢？要知道，这些香港的董事们是从来不与岭南学院的普通教师有所接触的，每次来岭南学院都是由一群官员们围在左右，因而他们也根本不知道学院发展的具体情况，根本不知道学院内部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显然，主要是依据院长定期向他们汇报的那些量化指标。这里，由于董事们的学术信息是非常非常的匮乏，从而必然就会为这些汇报所突出的内容所迷惑和误导。事实上，院长往往会强调和凸显其任内所取得的政绩，往往会选择性地宣传那些提高了的指标，而那些被牺牲掉的东西则往往根本不被提起，这就是破窗理论所昭示的。为了有这些政绩可以汇报和宣传，院长平时的工作就是采取各种手段来制造这样一些指标，从而会推行极其功利主义的政策，热衷于搞各种宣传和形式活动，但却无心去夯实内部的人文底蕴，也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

其次，岭南学院院长是市场上外聘的

由于实行的是董事会制，董事会对学院的影响最基本和直接的途径就是任命院长。那么，董事会如何选择院长呢？从学院内部教师中选择院长往往被认为是不适宜的，因为董事会担心会学院产生内部人控制的后果，也担心可能会受到学校“政统”的控制。因此，董事会必然会倾向于从学院外部选择。问题是，董事会中又没有人懂得学术，又如何从外部进行选择呢？于是就转向中介公司，这也是商人们所信奉的市场机制。现任院长就是远在香港的董事会花费数十万元通过香港的猎头公司所选择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又会是哪些人来应聘或者在人才市场上积极寻找这样的院长岗位呢？大致而言，主要是那些已经利用现有规则而获取了一定学术地位却又缺乏真材实学、甚至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没有多少自信的人，也就是所谓“蟑螂性学人”。原因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水平和学术造诣往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知识的积累而愈益深厚的，学术的成果和价值将在学术生涯后期才会逐渐显示出来；与此同时，从事行政事务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根本无法将原来的知识积累和投入转化成成果和收益。也就是说，放弃科研而从事行政，对一个真正的学者而言，损失是巨大的；因此，有高度学术精神的真正学人是不愿意舍弃原来的学术积累而从事教育改革的，除非年纪已经到了创造力基本丧失的高龄，此时从科研转到行政来为其他年轻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服务，这也是为学术发展所做的另一种贡献。但是，目前这些经济学人在40-50岁的学术盛年却积极寻找行政工作，为什么呢？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理论素养严重不足，只是遵循主流的规范而在学生或工作初期做了一些程式文章，却并没有在理论方面有真正的认知和深度，从而也就会努力借以前获得的敲门砖而转向行政。

同时，这些应聘者之所以愿意离开原来的单位、原来的城市而来到岭南学院竞聘，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获得更高的收入。事实上，考察各国企业就可以发现，管理层实行外部聘用制的企业往往采取锦标赛工资制，管理者往往获得非常高的收入。（1）外部聘用制使得人们都只关注自己的升迁，一有机会就会寻求转化工作，从而往往不会在一家公司任职较久；（2）外部聘用制加速了人员的流动，使得管理者缺乏与其他人对某事负起连续性的合作责任，从而急功近利的短期业绩得到凸显；（3）外部聘用制使得管理者将迁升与薪水提升联系起来，以薪资水平来评判自己工作被认可的程度，从而只追求自身薪资的最大化；（4）外部聘用的高级管理者与新组织中其他成员之间缺乏私人联系，缺乏移情和通感，从而对其他员工的低工资往往漠不关心。显然，岭南学院通过猎头公司招聘的院长也是如此，其年薪达到一般教师数倍乃至10倍，足以养活海外的妻女。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学术与行政往往联系在一起，这些人“为官”之后，不仅仍然还可以是教授、还是博导、还在不断承接各种课题，甚至带的研究生与日俱增；而且，官越大资源就越多，越是忙于行政事务，科研成果反而越多。

其三，院长往往采取极其功利的手段来实现政绩

为了实现当时应聘时许诺的“政绩”目标，院长上台后就会采取极其功利的两大措施。（1）重金招聘海归博士，尤其是更容易在海外发表文章的工程专业的博士，为此可以提供高额安家费、住房，或者直接设立海归岗位。院长就宣称要花700万元招徕3-4位高级人才，而这些所谓高级人才，最多也就是海外副教授的刚获得者。（2）采取胡萝卜和大棒双管齐下的策略，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应用到学术研究的激励中。例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2007年受聘的海归院长为了拼业绩，上升后马上将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文奖励额在原先的1万元基础上翻倍，半年后再次翻倍而达4万元。但不到两年，这个院长就因讳之莫深且极力封锁的原因被解职后。2011年的新任海归院长上任后也马上着手制定提高这些一类刊物的奖励金额，先后提高到6万，再到8万；同时，将64种英文刊物的奖励提高到15万元，202种英文刊物的奖励6万元，34种英文刊物的奖励2万元。例如，正是在这种明显属于“拔苗助长”式论文奖励的激励下，岭南学院几年间在外文刊物上以及国内所谓一、二级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不断突破；同时，由于给予高额奖励的基本上都是数理刊物，以致这几年已经几乎看不到关心经济思想以及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学人了。

除了极力追求一些量化指标来展示政绩外，院长另外的措施就是致力于各种社会性营销来扩大学院影响。这主要有两方面。（1）加强与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主要包括大量聘请企业高管做兼职教授，并做报告和讲学。（2）加强与政府的联系与合作。先是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原银监会主席刘某，聘他为岭南学院的正式教授和名誉院长，他的所有工作就是凭借个人关系去联系各财经部委的主要官员聚集岭南学院而举办岭南论坛，而平时在岭南学院是从来见不到的。例如，首届岭南论坛的嘉宾就包括：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某、财政部副部长李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某、商务部副部长钟某、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香港特别行政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某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沈联涛、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省银监局局长刘福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以及广东省委书记和省长等。固然，这些活动对推动商学院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但问题是，发展与政企关系似乎成了岭南学院所有工作中心，以社会性交际来取代学术的探索，以社会性影响来评价学术水平，而根本不关注真正的学术风气，不关心真正的潜心学术者。

其四，出身MBA的现任院长更为功利

岭南学院的企业化经营在现任院长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出身于MBA。事实上，MBA课程本身就是教导学员选择专业化的道路，每个人开始就向某行业或管理岗位努力，因而只要有机会就会通过猎头公司寻求雇主，并期待相应的锚定值的工资；同时，专业化道路加剧了同行、同业人员之间的竞争，因而MBA人往往学会了不依靠或不与别人协商地进行工作的习惯，从而也就不会知道或关心别人的问题，也就缺乏同理心和人文关怀。尤其是，现任院长像绝大多数MBA学员一样，原来出身于理工科专业，为了改行或升迁而转向学习管理课程，却一直没有接受起码的社会性和人文性知识的训练，缺乏社会历史、文化伦理以及其他人文素养的熏陶。同时，当前MBA教育不仅忽视了人文性内容，反而强化那些功利性行为的教唆，从而就使得当前的MBA教育潜含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那些对社会文化、伦理道德、法制规范等领域的知识知之甚寡的理工科学生在接受了一、两年的形式化且过时的经济学案例分析训练后就开始进入组织的管理层乃至核心层，并担当起实际经济决策的重任；同时，在MBA的教育中他们不但发现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行为模式与其原先从工科课程中掌握的自然主义思维相一致，并又进一步学到了一套如何在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利用机会主义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技巧。试想：一个已经养成了处理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惯性思维的人（自然科学的主要思维）在形式主义地接受几个简单的经济学术语、行为假设以及由此推演出的一些基本公理和一些过时的案例后，就来处理完全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事务，那后果将是如何呢？然而，他们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些问题，反而把自己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的，是正确的。哈耶克很早就指出，世界上最大的坏事往往都是“好人”做的。因为是“好人”，他认为自己的行为都是出于崇高的目的，为此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岭南学院的现任院长就具有这样的明显特性，MBA人特质使他乐于确定某个特定的发展目标并由此推出一系列极其功利的政策，至于这些政策潜在的问题则根本不关注，甚至也根本看不到那些他不想看到的那些损失，很多教师也因此而被他义无返顾地牺牲掉。

其五，抓权和挣钱是现任院长的最核心工作

西方大学尤其是商学院也往往外聘院长，但是，人家的外聘院长主要职责在于筹集资金，负责财务；但是，在现在的岭南学院，从财务、教学、科研乃至学术会议几乎所有的事务都由院长一个人说了算，其中，他尤其热衷于控制人事安排和财务收支。在很大程度上，他最致力的工作就是抓权和挣钱。其中，（1）抓权主要体现为快速更换原行政领导层，换上与其保持学术思路一致的海归经济学人或归附的少数旧僚；不仅与其思路不一致的旧僚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斥出单位，而且与其思路不一致的青年学子更是根本进不来。（2）挣钱则体现为将几乎所有的精力用于创办MBA、EDP等盈利性项目上，市场和产业成为经济院校发展的根本导向；即使所谓的理论研究，主要就体现在：通过高额奖励来激励在国外刊物或《经济研究》等上发表文章以应排名之需，作为对外营销和向上级汇报的凭证，而对基础性的理论探索尤其是那些批判性理论则是根本不值关注。事实上，学院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三高”以及数学工具之类的课程上，而思想史、方法论、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人文性课程则几乎全被抛弃；这些院校老师发表的文章几乎都集中在数学模型或计量实证方面，而很少有思辨性和反思性的文章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