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远，人道迩。”唯思史观不是在哲学层面上探讨先有上帝还是先有万物的问题（即唯心唯物之争），而是要回答亟待人类解答的现实问题：芸芸万物之中，是什么力量使人类从动物世界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宰，由自然界一步步迈入人工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建设更加美好社会最为有效的手段是什么？与强调存在决定意识、能够很好地解释动物界及人类早期生存状态的唯物史观相比，强调思想对于人类脱离动物界、逐渐加速迈入人工界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唯思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更具合理性。
唯思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论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人类之所以能够从自然万物中脱颖而出，建立起人工界，是因为人类拥有无比强大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即思想力
当人类把思想力作用于外部世界的时候，世界被人类部分改变了。因此，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真正动因，不是作为客体出现的物质财富，而是作为主体的思想的力量。一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就是人类思想不断进步、创造和发展，使人类由自然界迈入人工界的历史。人类脱离自然界、迈入人工界的进程越是加快，与其他本能性发展物种有着本质区别的思创性发展特征就越加明显。作为世间独有的主要依靠创造性思维发展的物种，思想力是人类独有的能够创造财富的财富——思想力解放程度高的社会，必然会比思想力解放程度低的社会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只有思想的解放、文化的进步、观念的更新、制度的创新、政策（向更为合理方向）的转变，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每个人的思想创造力，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使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
明治维新原本是一批思想保守的封建武士因为不满执政的幕府政权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开国政策，在部分同样对幕府统治心怀不满的地方藩国势力的支持下，打着“尊王攘夷”（多么像中国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的旗号发动的一次反改革政变。滑稽的是，这些反叛者上台后，因为不知道该如何治国，于是发扬日本人不耻上问的好传统，将新政权三分之二副部级以上高官全部装到从美国租来的一只小客轮上，送往欧美先进国家考察学习，史称“岩仓使节团”。对先进国家将近两年的深入考察，使这批ZF精英彻底转变了思想。他们“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立即效法西方，对日本进行全面彻底的现代化改造。首先，果断中止ZF主导发展经济的低效率的“殖产兴业”政策，代之以在竞争性领域全面推进“国退民进”政策，主动将普遍经营不善的国企以极低价格转让给民间，使其迅速做大做强；同时，全身心投入国家的现代化制度建设，大力推进对西方近代政治、法律和教育制度的全面移植，在普及现代化教育的同时，努力为社会提供一个现代化的秩序平台。统治精英集团的思想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创新的有效实施，使日本迅速改变了落后弱小的面貌。[ ]
2．人类思想活动形而上的结晶，包括思想、文化、道德、观念、法律、制度、政策、科技发明、管理方法等等；而物质，则指独立于人类的自然存在，以及人类思想活动形而下的产物，如桌椅、电脑等
人类思想结晶产生的先后顺序及其影响人类社会的重要性程度，一般依三个层次展开：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等为第一层次，最为重要；法律、制度、政策等次之；科技发明、管理方法等又次之，而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及财富的增加，不过是上述三个层次的思想成果依次作用的结果而已。
因此，社会的创新，首先在于思想文化观念的创新，由此贯彻到法律、制度、政策层面，进而通过法律、制度、政策的创新，带动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以中国历史为例：
刘邦建立汉朝与朱元璋建立明朝时，同样都面临着多年战乱留下的巨大创伤：人口和社会财富锐减、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刘邦听从了书生陆贾的建议，一改秦代苛征暴敛、严刑峻法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放松ZF管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包括政治上恢复地方自治，将80%以上土地分封，基本上不干涉各郡国内部事务；经济上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包括盐铁、铸币等关乎所谓“国计民生”的所有竞争性领域，“与天下同利”；文化上允许自由争鸣、甚至书生在皇帝面前辩论异常敏感的政治话题，后者还能以“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轻轻化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由汉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窘迫局面发展到“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实现了ZF与百姓共同富裕。
朱元璋的统治思想则完全相反——他既不鼓励解放思想、也不采取解放思想力的政策，而是压制思想、实行高度的集权专制：在政治制度上废除宰相，将君主集权专制推向极致；在思想文化上借助抓教育来维护集权统治，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钦定的《四书》、《五经》为内容，以程朱理学为标准，迫使读书人为应付官府垄断的科举考试而苦苦背诵官方规定的标准答案，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朱元璋还通过户帖、路引制度，将百姓固定在方圆百里的土地上，不得自由流动。同时“北修长城，南禁海贸”，将自家篱笆扎得紧紧的，尽量减少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朱元璋保守、专制、封闭的思想及政策，严重影响了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如战乱前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江南地区，直到一个世纪后的弘治年间才开始复苏。[ ]与有明一代相对应的、原本全面落后于东方的欧洲，则通过文艺复兴、思想解放、宗教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理大发现，很快把中国甩在身后！不难想象，如果朱元璋有汉高祖、宋太祖那样的胸襟，有彼得大帝、明治天皇那样的开拓性思维和积极进取思想，那么凭借早已独步全球的强大海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欧洲的造船水平还远不如五百年前的宋代），中国极有可能先于欧洲称雄世界。
3．唯思史观认为，唯物史观的缺陷在于低估乃至漠视了作为社会历史创造者的人的思想的多样性和选择性，看不到人类创造性思维在推动人类社会前进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并非由客观存在所决定的，相同的客观存在对于不同的人们可能产生的意识亦有不同，更无法决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成果及实际观察结果均表明：置身于相同社会存在的人们，会产生不同的思想。[ ]正如休谟“想象自由原则”所指出的那样：印象不过产生简单观念，每个人都会在内心中自由组合各种观念，从而产生印象中所没有的新的复合观念（即新的思想）。环顾我们身边熟人，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由于每个人思想观念及思维能力的差异，导致事业与成就天壤之别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同于自然界中均质的分子，都有自己的思想、道德、观念、习惯，都在（主要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大小及其所处社会阶层的高低）对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千千万万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能力大小不等的拥有不同思想的人之间的不间断的博弈，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无数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正由于人们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由人类思想推动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也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种断言人类社会必然遵循某种既定规律，向着可预的、既定的发展模式前进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对人类社会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其之所以能够在某个时期成为主流、主宰社会，并非是符合了臆想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而仅仅是因为这种思想的拥有者能力超群、机遇奇佳。很多人鼓吹或信奉历史必然论，是因为它既是胜利者成王败寇式的说辞，又是失败、失误、失意及被牺牲者掩饰错误或自我安慰时的遁词，还暗合了大众普遍存在的追求某种确定性的心理——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无数的变数和偶然性，使芸芸众生觉得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祈望能从纷繁的社会现象中找出某种易于认知的规律，以及能掌握并运用这种规律的人来，以寄付自己的身心。进而言之，意识到生命短暂，所以很多人渴望将自身的卑微融入某种永恒，以赋予自己的人生某种价值、使之“不朽”——于是形形色色的自称发现并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指引人们进入“天堂”的人出现了——他们以真理的化身自居，以救世主的名义欺骗、操纵、愚弄人民，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古今中外，越是坚称唯有自己拥有绝对真理、能够指明众生必经之路的宗教，越是容易吸引狂热信徒；人类历史上的多次浩劫，都与这种依托历史必然论而产生的宗教意识有关。
4．只有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才能最大限度解放思想力、最大限度保证人类社会被正确思想所引导
唯思史观认为，人类最具独创性的社会行为，是交换产品——包括交换思想产品与交换物质产品。雅各布斯在《城市经济》中正确地指出：不是生产促进了交换，而是交换促进了生产。交换产品是水龙头，生产的增加是流出来的水——不先拧开水龙头，水是不会自动流淌出来的（即如果没有产品交换市场，人们就会满足于自给自足，而不去生产“多余”的产品）。而交换市场的发达，对更多产品的需求，呼唤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了社会分工和科技进步。交换市场的发达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速度。[ ]人类的交换行为不仅提高了物质文明水平，还提高了精神文明水平。所谓自然经济社会人心淳朴、商业社会使人堕落的断言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孟德斯鸠说：“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而习惯于自给自足、很少与外界交换的民族，其“美德”仅限于极小范围，不具有普遍性。[ ]人类历史上，游牧社会的发展之所以总是远远落后于农业社会，是因为在地广人稀的大草原上，人类独有的两个市场——物质产品市场和思想产品市场都不如农业社会发达；工业社会之所以能够迅速超越农业社会，同样是因为在城市商工社会里，两个市场都比农业社会更为发达。
思想产品市场的正常运行，有赖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与保护，以及政治、宗教宽容带来的思想解放；物质产品市场的正常运行，有赖于私有产权的确立及保护、法治社会的建立，以及法律、契约、公平交易意识的形成。纵观人类历史，不难发现：凡是两个市场都能正常运行的社会，必定是日益繁荣的社会；两个市场都无法正常运行的社会，必定是走向衰败的社会。前者如中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时期[ ]，以及蒙古军队蹂躏前的阿拉伯世界、启蒙运动后的西欧等等；后者如西汉武帝时期[ ]、明初朱元璋时期、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等等。而一个市场发达、另一个市场萎缩的社会，其社会发展水平当介于两者之间。
如今人们大多重视发展一般产品市场，其实思想产品市场的发展更为重要。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一个城市是另一个城市规模的10倍，其创新能力将会是后者的17倍；如果一个城市是另一个城市规模规模的50倍，其创新能力将会是后者的130倍。即城市越大，产生新思想的能力就越强，速度越快，人均产生的专利和发明数量越多，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也越多。这是因为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思想市场——各类咖啡馆、沙龙、俱乐部等“第三空间”更为发达。城市生活大大增加了人们交换思想产品的机会，不同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产生新的火花，从而增加了人们创造财富的手段和机会，促进了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的全面发展。譬如，18世纪英格兰的咖啡馆孕育了启蒙运动时期的大量创新——电学、保险业，以及民主的制度设计等等都是在咖啡馆产生的；在法国，许多现代主义思想诞生于巴黎的咖啡馆；在奥地利，弗洛伊德在自己家里开办了著名的星期三夜沙龙，生理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们聚集在一起自由讨论，正是这种讨论帮助形成了心理分析理论；在美国，个人电脑革命的火花是1970年代在一些爱好者组成的Homebrew计算机俱乐部点燃的。[ ]
由此可见，思想力才是人类社会最为宝贵的、能够创造财富的财富——思想市场越发达，社会成员的思想创造力就越能被充分激发出来，就越有可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中国的历史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春秋战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北宋时期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宽松、思想最为解放的时期，中国社会在那些历史阶段所取得的思想文化科技成果最多、创造出的物质财富也最为丰富（春秋战国时期还应该将常年战乱造成的损失排除后加以评估）。
因此，唯思史观强调的“自由”有其特定含义，是指交换产品、特别是交换人类社会最重要财富——思想产品的自由，即言论出版自由。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既是产生新思想的最肥沃土壤，也是各种思想产品得以展示、交流、被选择的最佳保障；如果言论出版自由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保障，那么更多更好的思想产品就无法为社会所知晓，从而使民众失去了从中作出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选择的机会、失去了建设更加美好社会的机会。[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民主，社会大众只能眼睁睁看着各种思想产品争奇斗艳，却无法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各种思想产品也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价值。
进而言之，尽管思想市场对所有人开放，但是真正有机会进入思想市场展示思想产品的，只可能是少数精英。因为普罗大众受社会阶层、知识储备、思维能力等多方面限制，很难生产出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如同哈耶克所言：“大多数人确实没有能力跟上思考的艰难脚步，无论什么样的学校教育，都无助于那些连最简单的命题都不能透彻理解的人去理解复杂的命题。”[ ]因此，他们的思想产品在比物质产品市场要求更加苛刻的思想产品市场的竞争中，多数会很快被淘汰。然而，思想市场对于普罗大众同样重要。因为尽管他们没有能力在思想市场展示自己的产品，却不乏在众多思想产品中挑选出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那一款（思想产品）的能力，进而可以通过民主制度，用手或用脚投票，落实自己满意的思想建议。举个小例子：当年有关部门推出如今饱受诟病的“四万亿计划”时，因为听不到公开的质疑声，普罗大众不明就里习惯性地盲目称赞；少数学者激烈反对，却无处发声——笔者当时向几乎所有重要报刊投稿，力陈其不可，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思想市场不开放的结果），最后只能用唯思史观的思想方法告诉学生们为什么这些决策是错误的、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时至今日，事情的是非大家都明白了，但是我们却交了不该交的“学费”、走了不该经过的“历史发展必然阶段”。毫无疑问，如果当年思想市场充分开放，大众能够听到不同的意见并且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是完全有机会避免咽下今日苦果的！[ ]
因此，唯思史观强调，交换思想产品的自由必须是政治民主的前提——没有开放的思想市场，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民智得不到开启，民主很容易演变成民粹乃至暴民政治。[ ]而法治则为人类各项正常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秩序平台。所以，自由、民主与法治，既是人类建设美好社会的目标，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唯思史观强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思想所起的作用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与承认物质世界先于人类精神世界存在的所谓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哲学观点并不矛盾，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前者遵循的是“逻辑在先”原则，后者遵循的是“时间在先”原则。混淆了这两个原则，就很容易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譬如，从人首先要吃饭出发，进而得出吃饭比思想重要的结论就是错误的。因为两件事情发生时间上的先与后，与这两件事情重要性的大与小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再譬如，张三的父亲因为不善于管理，使得家族企业濒于破产。无奈之下，张父把企业交给张三管理，结果张三因为善于经营使得企业起死回生。试问：对于这个张氏家族企业而言，张三重要还是张父重要？如果按照时间在先原则思考这个问题，很容易得出如下荒唐结论：“张三固然重要，但张三是张父所生，所以张父比张三更重要！”由此可见，在很多情况下，派生的东西可能比原生的东西更重要，自然界中是如此，人类社会中同样是如此。

三、        唯思史观的时代意义
作为对人类脑力劳动在使人类摆脱自然界、迈入人工界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肯定，唯思史观重新肯定了脑力劳动者在人类社会中的价值与尊严；作为对旧史观（神本主义的唯心史观和物本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代表的历史必然论、历史目的论的否定，唯思史观使人文科学回归人本主义的研究框架、从而重新肯定了人类在自身历史创造过程中的价值与尊严。[ ]
工业革命以后，人们越来越迷信物质的力量；尤其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方式。唯物质主义思潮同样影响到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在法国，以圣西门、孔德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试图把自然科学的法则应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他们致力于发现社会的“规律”，并希望通过少数人对这些规律的直接控制和运用，使人类社会生活趋于完善。在政治学领域，这导致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兴起；在经济学领域，在研究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经济增长或与衰退时，主流经济学家们过于关注生产力发展水平，用生产函数来解释经济增长，即认为产量的增加取决于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思想、文化、观念、制度、政策等对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人类社会进步起决定性作用的形而上的因素，因为无法量化，始终被视为外生变量而被排除在经济增长模型之外。这种本末倒置的研究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思想、制度、政策等形而上的因素不正确，那么土地、资金、劳力等形而下的要素投入再多也不一定会创造出预期的价值——有时甚至是投入越多、损失越大（大跃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实，不只是经济学家，很多一流的西方人文科学学者也因为受唯物质主义思想方法的影响、试图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作出“科学的解释”，使得其研究不具备洞悉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真实动因的观察力、研究结论也未能达到应有水平。如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长期看来，对历史起作用的因素，是地理环境、气候变迁、社会组织、文化传统等等。这种唯物与唯思混杂、但主要是唯物的思想方法，使他的历史观带有浓厚的宿命色彩，否认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看不到人类思想及其制度设计对社会结构、经济变迁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无法为其提出的“布罗代尔钟罩”找到正确答案。
中国学者中，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序言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实际上政治制度是基础、经济制度反倒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左右经济制度，政治力量凌驾于经济活力之上”，这种格局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张维迎在《理念的力量》中指出：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也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尽管这些论点都是经验的总结、缺乏理论支撑，但是已经与唯思史观非常接近。
多年来，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经济基础、客观环境、物质条件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无形中为唯物质主义[ ]及其近亲——唯经济主义、唯科学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犬儒主义[ ]等的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唯物质主义，人们历来都是从道德层面加以批判。如鲁迅曾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盖唯物之倾向……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尽矣！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然而，这样的批判对于不讲求道德文明的功利主义者来说是无关痛痒的。唯思史观则不仅为人类正确认识自身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更具解释力的思想理论，而且能够从功利层面揭露唯物质主义的欺骗性及其危害性。
人类早期刚刚脱离一般动物界时，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较强，社会发展非常缓慢，与其他本能性发展物种有着本质区别的思创性发展特征还不太明显，所以唯物质主义思维很难被发现破绽。工业革命后，随着人类脱离自然界、迈入人工界进程的加快，人类独有的思创性发展特征越来越明显，唯物质主义思维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欺骗性及危害性也愈加明显。譬如，李嘉图提出唯物质主义比较优势理论，是为当时工业技术独步世界、能大量出口高附加值工业品的大英帝国服务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凡是盲目信奉或被迫接受比较优势理论的国家，最终多沦为贫穷落后的“香蕉共和国”[ ]；而成功的后发工业国，如德国（按照李嘉图理论，比较优势是生产并出口煤）、日本（比较优势是出口海产品）、韩国（比较优势是出口稻米）等等，没有一个是盲目信奉这一唯物质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再譬如，上个世纪60-70年代，发展经济学曾经风靡一时。但是经济学家们对于为什么这一学派迅速式微，迄今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因为，很多经济学家实际上是唯物质主义者，相信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观点——用数学模型计算出资金缺口、然后设法填补它，一个国家的经济就会迅速发展的理论是正确的（实际上，“四万亿计划”的设计者同样信奉这样的理论），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是思想，人类是依靠思想力的解放加速发展的——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和长期繁荣，都是思想解放、文化进步、观念更新、制度创新的结果。[ ]特别是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自然资源、资金投入等形而下的物质手段对于经济发展所作用越来越小；起主要作用的，思想、文化、观念、制度创新所产生的红利——阿里巴巴的成功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唯物质主义思维难以被发现破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一个人知识储备不够、又不愿动脑子深入思考的话，很容易一下子就被某种唯物质主义解释所迷惑。因为唯物质主义者习惯于信口开河、用同样“客观存在”解释不同结果，以证明臆想中的“历史必然性”。譬如，前几年中日关系还未恶化时，专家们展望中日关系，都会说：“因为日本经济不景气，离不开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客观条件决定了中日关系不会恶化。”然而没过多久，中日关系恶化，很多专家给出的理由竟然是相同的：“因为日本经济不景气，所以需要借助恶化中日关系来转移国内矛盾。”实际上，强调“经济条件”、“国家利益”等客观因素的唯物质主义理论根本解释不了真实的国家关系——决定国家关系的，主要是当时领导者的思想及其主观动机。英国人理查德•内德•勒博在《国家为何而战？》一书中，对1648-2008年360年间的94次大规模战争发动者的动机和原因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论是：国家为了面子（即所谓“地位”）而发动战争有62次，占全部动机的58%，成为遥遥领先的战争动机；其他主要动机包括“炫耀”、“复仇”等等，也都出自主观因素。而真正为客观“利益”发动的战争只有9次，仅占全部动机的9%! 已故美国“最佳外交官之一”李洁明曾经对中国记者坦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必须花大力气研究对方领导人的思想、爱好，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这样才能更准确地预判对方意图。熟悉外交史的人应该不难明白这段忠告包含了怎样的真知灼见！其实，国家不论大小，如果能多几个真正领会并熟练运用这种唯思主义外交思维的职业外交官，自己的国家就不会在外交上屡屡陷于被动！
再以民族关系问题为例。处理民族关系，古人尚知“攻心为上”即打通对方的思想，今天很多唯物质主义专家却只迷信金钱、物质的力量，加上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因素的影响，结果陷入“撒完钱挨骂，挨完骂再撒钱”的恶性循环。从唯思的观点看问题，根治顽疾的前提是双方都转变思想：首先，应该果断抛弃从前苏联东施效颦学来的民族优惠政策（对特定民族的优惠实际上是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倡导民族平等原则，逐步消除被优惠民族思想上日益膨胀的民族优越感；同时，大力加强唯思主义教育，帮助他们转变思想、逐渐懂得：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以后，所谓“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社会发展所作用越来越小，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文化、观念、制度等形而上的力量——内地给西部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更为先进的思想、制度、管理理念等方面的成果。因此，只有彻底转变观念，主动拥抱内地，除旧革新，才能彻底改变因思想观念落后导致的长期贫穷，真正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伟大理想。
唯思主义思想方法对于个人同样重要：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费雪、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普曼斯、康托罗维奇、默顿、斯科尔斯等离开黑板进入金融投机市场无不铩羽而归，而凯恩斯、索罗斯作投机生意却能大发其财。原因很简单：前者根本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高级规律——唯思史观的真谛，以为人类社会象自然界一样，有所谓“客观规律”，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依靠数学模型作投资生意；而后者则是不自觉地运用了唯思史观的思想方法——揣摩大众心理。[ ]
总之，正确理解并学会运用唯思史观的思想方法去观察和思考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小到个人、家庭、企业，大到民族、国家、人类，其发展无不受人类发展的高级规律——唯思史观的制约：置身于同样的客观世界，人类依靠自己的思想力创造出一个人工界，走上了与其他物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人类世界，不同国家、民族、企业、家庭乃至个人，也是由于其文化、观念、制度、政策、思想方法等等的不同而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道路。人类历史上，单纯的改朝换代、科技发明[ ]、物质积累[ ]等等，都不会带来社会整体的文明进步和长久的经济繁荣；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全面进步和长期繁荣，都是思想进步、制度创新的结果。中国的西周改制是如此[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如此，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也是如此。改变了亿万中国人命运的1978年改革开放，同样是以思想观念上的突破——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
我们重新审视最早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近代欧洲发展过程，同样会发现唯物史观无法解释的事实：并不是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物质极大丰富以后才产生进步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恰恰相反，是先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人们的思想冲破了专制的牢笼，产生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的思想文化观念之后，才产生了日后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工业革命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进一步指出：工业革命并不是在客观物质条件最为富有的南欧产生的，而是在贫穷落后但思想解放运动最为彻底、发生了新教革命的西北欧产生的；张跃在《城民、市民、市民社会与市民主义经济》中也从另一角度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并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的结果，而是一种新型社会文化的产物。[ ]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之处，不仅仅是人有思想——更重要的，是人类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转化成为更加合理的社会规范、形成制度，使之成为改变客观世界及自身社会存在的最为有力的工具。拿破仑说：“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法国前总统萨科齐都曾表示中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因为近代中国一直是思想产品进口国，从未产生并向世界输出过有价值的思想——“甚至一百年内，（也）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的确，与完全凭借本能唯物质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物种不同，人类是思想的囚徒——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某种思想、观念、道德原则行事，总是被某种（最终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思想、信念所指引，朝着某个既定目标前进。换句话说，人类社会是依靠思想活动的成果（文化、信仰、思想、观念、理论、制度、政策的演变）推动着前行的。人类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很大程度上也不是人类在进化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与其他物种共同生活过的那个纯天然的自然界，而是大约从石器时期开始的、自己创造并日臻完善的人工界；人类的双手不过是创造人工界的一个重要工具，起决定作用的，是支配这双手的与其他物种有着本质区别的人类大脑所产生的思想创造力。
实际上，唯思史观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方法。[ ]人类步入现代化社会以来，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它展示了人类思想的无穷创造力。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思想力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意义，认识到创造性思维能力是人类真正的宝贵财富。因而重视和珍惜人才、维护知识产权、创造有利于调动社会全体成员思想创造力的制度环境、建设便于交换思想产品的思想市场，已经成了当代世人的共识。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上认识唯思史观（智创史观）已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自觉地掌握并运用唯思史观去认知和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地认知人类思想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意义与作用，从而激励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将社会建设得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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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实际上，唯思史观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