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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02

通常认为,制度变迁或者制度创新的出现是因为“出现了制度非均衡的机会”,从而一些“企业家”会主动响应这些获利机会,推动制度变迁。这大体上可以理解为,当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时,变迁就是必须的。典型的案例就是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然而,如果说制度本身同劳动、资本等一样属于某种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的话,那么这种“要素”一定也有一个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我们可以把一系列制度看作一个系统,这系统中不同的制度调整时间不同,因此必然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按照标准的新古典理论,应该进行制度变迁。比如,现行核心期刊制度尽管有一定作用,但是作用明显逐步下降,应该引入更加规范的制度取而代之。

对比前面所言,我们发现,从新古典理论出发和从新制度理论出发,得出的制度变迁的动力或原因是不同的,“阻碍”有时与“收益递减”是无关的。理论上,从“收益递减”角度出发要求制度变迁的速度应该更快、更及时。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里?更进一步地,这涉及到制度选择的机会成本是否可以为至少大部分经济主体所了解。在实践中,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中国进行的诸多制度变迁是因为“阻碍”还是因为“收益递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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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2 11:16:00

师兄提出一个好问题啊,昨天刚好翻看了小凯教授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以小凯教授的思路,

边际分析是对增加一点或减少一点分析,当面临全面改道或新兴产物时缺解释得不好。

也即,我们也许可用超边际分析来分析这个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2 11:20:1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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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2 11:29:00

我的意思是说,按照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当面临边际收益递减的时候,只需把量要做到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的均衡,当量多过均衡,就减少量,反之也然。但是边际分析在分析另辟新路或创新时却是把整个创新作为结果来看,这点上边际分析显得比较无力,而用超边际分析也许就比较恰当了

昨天才接触超边际分析,还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因此就只有请研究过的人来仔细分析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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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2 12:01:00
超边际固然是一种制度分析的思路,但是真正突变的制度其实是很少的,制度更多地是一种渐进的演化过程。而且,突变或者超边际分析面临一个多重均衡的问题,这个杨小凯虽然借助一些定理,比如文定理,剔除了部分均衡,但是不能保证唯一均衡,尤其是在小经济中更是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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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3 10: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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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3 11:49:00
“阻碍”表面现存制度对增长是负作用,而递减可能仍然是正作用,但是正作用的速度是下降的,直到0甚至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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