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日本细胞生物学研究员小保方晴子因论文造假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但这样的事在中国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在5月23日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宏一针见血地指出。和张宏一样，参会的专家学者都围绕“科技评价与科研诚信”的主题，毫不客气地对目前的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行为进行了激烈批评。

       院士杨卫用一组数据说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的研究能力和学术产出发展迅速，但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学术成果大幅提高的同时，学术诚信却越来越遭到质疑；二是尽管学术产出数量增幅大，但质量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他举例说，2010年，《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部主任张月红对编辑部收到的5000多份国内外投稿，用CrossCheck软件进行检查，结果发现约有1700多篇（即31%）的论文存在不合理引用和抄袭情况。随后，英国《自然》杂志就张月红发现的这一情况，刊登了题为“中国某期刊发现31%的投稿存在抄袭”的稿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震荡。

“学术诚信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声誉。造成学术不端和科研失范的原因有很多，如：竞争压力、急功近利、经济成本、监督机制等，但更重要的一点，还是科学评价的施压。”杨卫说。

       “现在对一个单位的评价都是拥有多少院士、‘千人’、‘杰青’、经费以及多少重点项目、奖项等；对个人的评价则是发表多少文章，实验室面积有多大、实验经费有多少、获得过哪些奖励。”张宏说。

       中国科协常委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委会委员康克军则指出，目前科技评价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强调文章、SCI文章、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学科数、博士点和硕士点等的“数量和文章导向”；强调年度发表论文数、科研项目数、科研经费数和获得奖励数的“短期导向”；强调本人是否是文章的第一作者、是否是本项目负责人、是否是成果的第一完成人的“个体导向”等。由此造成片面追求数量，而质量低、水平低，不择手段争取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科研成果没有效益、甚至成果造假。此外，科技创新个体化，“谁也别掺和谁”，团队建设越来越难，越来越不能打硬仗。

      

       曾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10年的中科院监察审计局局长李定也指出，由于评价体系的“推波助澜”，使得很多大专院校热衷于规模效应，一般本科院校热衷于增设硕士学位点，重点高校则热衷于建设一流研究型大学，造成办学模式趋同，学科设置重叠。

       他说，国内某大学的评价中，人才培养指标占总分的60%左右，办学规模越大得分越高，培养层次越高得分越高，即培养一个专科生只有0.4分，而培养一个博士生则有20分。“有点类似于企业500强，销售收入越高排名越靠前。但大学排行应质量优先，一流大学的建设与企业不一样，企业允许适度亏损，人才培养不能出残次品。”李定说。

       他举例说，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每年仅招收200多名学生，毕业生大概只有2000名。这个学校只发文凭，不授学位，要想获得博士学位，可在这里培养，但必须到别的高校注册。按照中国某些大学评价的排名，巴黎高师恐怕要名落孙山了，但这个学校却培养出13位诺奖得主、10位菲尔兹奖得主，还有生物学之父巴斯德、蓬皮杜总统和两位总理等。

       一份中科院的调查显示，科研评价和激励机制的导向是科研诚信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专家认为，科学评价是把双刃剑，过度的评价会触发科研的不端行为。

       云南民族大学校长彭金辉把“急于发文章、急于拿学位、急于出著作、急于评职称、急于拿奖项、急于当导师”的现象称为：将“十年磨一剑”的执着与艰辛变成“一年磨几把小刀”的短期速成。

       而一直让张宏费解的是，为什么学术不端和科研失范大多是网络和媒体发现的，而不是科学共同体发现的？“我们的科学评价体系、监督机制、惩罚措施在哪里？”

       对此，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张勤坦言：“科技评价体系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第三方评价机制不健全；科技评价规则有时执行不严，流于形式审查；监督及处理的手段太弱，导致审查、评价过程中形成寻租和腐败，违规代价过低等。”

       他分析说，目前，评价指标不全面，有些在操作上过分简化，使得对于某些群体的评价不科学、不公平。比如，某些单位对科技工作者只以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部委级课题承担数等进行考察，而忽略了学术内容和实际贡献。同时，评价的操作不严格，只重形式、不管内容，评价时只找熟人或有学术关系的圈内人，互相捧场。此外，外行评内行，权力左右学术评价。由于评价权、审查权往往依附于行政权，评价工作常常要听命于行政权力；由于对评价的监督不够，使得评价不透明，就会发生暗箱操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