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解释 第一讲
张五常
各位同学:
我今天不是来演讲,做报告的,我是来教学生的。
在自己对经济学研究的过程,20世纪的名家差不多有一半是教过我的朋友,而我自己也很努力的读过几年书,我今年72岁,现在要教的是我自己的经济学,别人的经济学我已经不理很多年了。
有个现象很奇怪,为什么经济学有西方经济学,却没有东方经济学?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经济学)不象物理化学,物理化学这类在西方受到重视,是近300年前才开始的。但经济学是关于生活的问题,没有人能不理会生活。那些象什么原子啊,分子啊,可以不理会,但是不能不理会生活。
回过头来看,老子对经济学有兴趣,韩非子、庄子也有兴趣。他们对于经济的看法,绝对不亚于欧洲同时代的人,就算欧洲到了斯密之前,法国的学派也好不过韩非子的言论。
现在我们的所谓海归派,那些哈佛博士,却只说西方经济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一个原因是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有学问的人都去做官了,做官的那些人会写文章,会写诗,写书法,还会画画,个个都会哦。
就象苏轼写的那个赤壁赋,最后讲到“清风明月,取之不尽”,讲到产权问题,摆明是经济学的天才。
(但)他只是写文章画画,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的传统,中国是无法制有人治的传统,以及家族的传统。工业的发展,在中国也就100年的传统,有工业的时候就妻离子散,要外出打工,中国的旧礼教家庭开始崩溃,这大概就是100年前的事。
再往上,家族的传统,你说是一间公司也可以,有钱的有几十个老婆,这也是传统。那时候没什么大的现象能触发思想家对经济的发展。但是英国在17、18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开始了,工业革命有两项重要的发明:协作式工厂的出现,那时变动很大的;对外贸易变得很重要。
当时的乾隆皇帝跟英王的联络书信,他算是18世纪的人,英国外交大臣来中国跟乾隆打交道,要跟中国开展贸易,乾隆送礼物给他,有一封信是很有名的历史文件。他说我们中国没有兴趣跟你们这些土番从事贸易,因为我们什么都有,对贸易没有兴趣。
但当时的欧洲,对外贸易已经兴起,有奴隶的贸易、有真金白银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亚当·斯密,一个相当于中国司马迁的人物。
英国出了很多重要的人物,这个是最重要的,后来受他的影响出了达尔文。斯密写了《原富》,又叫《国富论》,很厚的,很重要,我对今天的经济学家一个很大的批评,就是他们没有读过国富论,不了解斯密,他们认为斯密的思想是过气的,他的理论是有错的。
做学问不是这么做的,错和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斯密大气,他有架构,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书里有很多错,但那不重要,谁没有错呀?但斯密做出了那个架构,里边有宏观、有微观、有市场理论、有租值理论、有工资理论,应有尽有。
他花了12年的时间观察,(将观察所得)放在一个框架里,这个架构好,非常之好!
所以斯密的伟大,不在于他是错还是对,这是两件事。他是靠观察的,什么现象都观察,他看到制造业的现象,还有各地的历史。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他的很多观察是有错的,但是他的观察非常敏感,然后将观察到的现象放入框架。
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伟大传统,假如没有斯密,你把斯密拿出来,他们(西方经济学)未必斗得过我们的韩非子,我们的庄子。但是斯密伟大,他大气。
斯密的传统到了李嘉图,他也是个天才,再把它理论化,李嘉图的智商是很高的,他造了一个很大的模型,但他的模型是受斯密影响的。
下一位天才是密尔,1848年初,又是受了斯密的影响,那时候已经引入数学了。再到后来,1890年,大约40多年之后,剑桥的马歇尔,数学家,也是个大天才,终于形成了最完整的架构。
他的架构有没有错,有,错很多,我一眼看去就说它错错错错错,但是老实说,我从心底里佩服他,因为他有这个架构,我可以拿过来左改右改。
所以从斯密这个古典的传统,到李嘉图、密尔还是古典的传统,到了马歇尔,因为他把边际分析引进来了,所以被称为新古典传统。
新古典出了很多人,(未听懂两个人名)这些人都不算太差,但是他们用数学。比起马歇尔来说,就显得小气了,小气之极。
他们没有真实世界的内容,只是靠数字来表达,总是在讲均衡,但没有内容。所以象我这样的人,在看数学方程式的时候,总是边看边骂,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也懂数学,但是它没有内容。
而马歇尔是古典传统,他走的是斯密的路,是关注真实世界的。他的理论是为了解释真实世界而弄出来的。但他的困难是,他自己对真实世界认识不多。
马歇尔之后,英国还有些名家出来,其中罗宾逊夫人我认为是最好的,她拿不到诺贝尔奖很可惜。她拿不到诺贝尔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她在文革的时候支持中国共产党。但她拿不到奖是不应该的,我管你支持哪一方或者什么人,学术归学术。
她开始走的那条路,就不象马歇尔,全面性的系统研究是从斯密到马歇尔,之后就是拆开来做(研究)。大师如费雪,也是拆开来做,很好,做得很好。
但有些人我觉得就没那么好,比如凯恩斯,我就觉得不那么好,因为他的《通论》我看不懂。我真的看不懂,我有个朋友说他看得懂,写了本很出名的书,但是我看不懂。
就是因为凯恩斯才搞出个新的宏观经济,其实宏观经济斯密已经有了,但是到凯恩斯时他就是另外一种。现在你要问我研究的是宏观还是微观,对我来说是没有区别的。
有人说他是宏观专家,我问问我自己,1981年我就预言中国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1996年我预计香港起码要出现10年萧条,1997年我说香港将会有8%以上的失业率,其实种种推断,我4年前就已经说出美元一定完了,据我所知的那些宏观专家,包括我最尊重的弗里德曼,我跟他比推断,比十次他会输给我十次。
有什么分别呢,你只要把握准局限的转变,没有什么宏观跟微观之分的。所以我对凯恩斯的批评——这个人很厉害的,不是开玩笑,打桌球很厉害,未必能赢丁俊晖,但也是职业水平。很多人很怕他,很多人也很怕弗里德曼,因为他(思想)很快——但是我认为凯恩斯的问题,是他对价格理论掌握不够,你们可以自己看看,我当时是看不懂,就象看不懂马克思一样。
到了看不懂凯恩斯的时候,我就不服气了,天底下哪有那么聪明的人,聪明到让人看都看不懂。你说你比我聪明我不跟你争,但有什么理由你竟聪明到让我看都看不懂的程度呢?这是没有可能的,比考试、比下棋,你不一定能赢我,有什么理由你写本书我连看都看不懂呢?
所以我后来对科斯说得很清楚,他也觉得同意,我说科斯,老实说,连张五常都看不明白的(理论),绝对是错的。他也同意我的看法。
我的朋友说他看得懂,这个问题……
?
现在我要给你们讲的,是我的经济学,不是他们的经济学。但我的经济学跟他们有很大分别,我的经济学跟你们老师的经济学,也有很大分别。所以你们来听我的课,就是听我“一家之言”。你不能回去就跟老师说,张五常不是这么说的,这样我会很尴尬。
我可以不听他们讲,他们也无需听我讲,各讲各的。但是你们既要听我讲,又要听老师讲,然后你自己做选择,我没有叫你相信我。
我当年听阿尔钦的时候,他的讲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是自己考虑;听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我也是自己考虑。现在我要你们也自己去考虑的,是我的经济学。
我的经济学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自从1969年,也就近40年前,我决定不再读书了。不再看别人的作品,我不理了。
有些人要我审稿,我也看看,不想做就不做了;有人给我推荐什么伟大作品,我也懒得看。我认为一个人有读书的时候,有思想的时候,在思想的时候最好不要看别人的书。所以人家批评我不读书,因为人各有志嘛。
我选择不读书是有原因的,因为1966年,大概是5月份,一个晚上我自己坐在家里,拿支笔要解释台湾的一个问题,一个晚上就把佃农理论弄出来了。第二天再反复重证,没有错。
后来我再去看人家的理论,居然跟我的理论完全相反,哎呀大件事了!到底哪个理论对呢?从斯密到密尔,好多人说的理论跟我完全不一样,结论完全相反,到底哪个对呢?结果现在历史证明,我是对的,他们全部都错了。
这个不重要,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当初在做理论之前,看了他们的理论,我自己的理论是做不出来的。就是因为没看过,我才做得了来。你们去看马歇尔的理论,是没错的,但我做出来的跟他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我没看过他的。
张五常是何物呀,全世界那么多经济学家,有时候不看是对的。你看了马歇尔的传统,就想不到我的理论。
当时我的理论出来的时候,全世界都反对,我的老师也反对。但是他们既看不到他(马歇尔)错,也看不到我错,两个理论又相差那么大。但你再清楚的想一想,就发现他们的理论全是错的。
所以我的老师阿尔钦就跟我说过一句话,说张五常,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个天才,你的佃农理论,一点原创性都没有,就是最传统的经济理论。其他人的佃农理论之所以错,就是因为他们对传统理论掌握不够。
对我来说,在那个时候我在教高级价格理论,在华盛顿也是教高级价格理论,在理论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在研究生时考理论科科都是第一。但是我后来教书时,发现那些教科书本本都是错的,到芝加哥大学也是,总是觉得不对路。
就是对我很佩服的人我也觉得有不对的,象我最欣赏的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第五章,讲成本曲线,他真是天才,但是他没有解释曲线为什么会是碗形。讲得天花乱缀,但是最关键的一点他没讲,说明还有很多问题。
所以经济理论对我来说,不是没有可供研究的理论,而是太多废物,就是这个问题。你要解释世事,我自己的考虑,在理论上要清除废物;其次在实践上要走回斯密的路,对真实世界要有认识。
所以自1969年开始我就在街头巷尾到处跑,细心看,对真实世界有认识,然后再用理论解释,不好的就淘汰。这些年我已经淘汰了太多理论,几乎所有生产函数的理论都被我淘汰了,所有的效用理论也都淘汰了,下一次我要谈谈效用理论的问题。
很多理论说得天花乱缀,但我自己用不上。当时我就觉得有很大问题,因为在香港有很多经济现象我解答不了。所以我必须创立自己的理论。
当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大手简化理论,然后在简单的理论里搞变化;二是理论可以很复杂,但复杂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很简单。
很简单,理论简单的,变化就复杂;理论复杂的,里边的每一个部分就简单。你选哪条路?我选前一条简单理论,然后搞变化,很多淘汰。到最后只剩两条,一个需求定律,另一个是局限的变化,其他的能不要的都不要。
然后要花很大功夫去观察真实世界,当你只剩下这两样东西的时候,什么都不要了,什么博弈论,偷懒行为,统统不要。久而久之,解释世事的时候就越来越得心应手。但当时的老师和朋友们也对我有很大帮助。
老师说,你追求自己的学问,自己走自己的路,是件很寂寞的事。这么多大名家在,你听不听他们说?有阿罗在,有萨缪尔森在,你听不听他们?我一个不理,自己走自己的路,当时朋友们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好象庄逊,现在已经不在了,1968年他对我说,你不用理他们,20世纪从事理论的,最好的就是你。
其实我也想过搞理论的,但是科斯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理论基础马马虎虎,但对世界的观察是很深入的,他也喜欢我的东西,我觉得我应该走他的路。所以来来去去就是,理论要简单,但这么简单的理论,什么都是一条需求曲线,这个变化是变化万千的。
你们要讲需求定律,我可以敞开跟你们讲,你们能吸收多少就吸收多少。但是怎么衡量经济学理论好或不好,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不能解释真实的现象,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能够解释现象的就是好理论,除此之外讲什么都没用。你想想福利经济学有什么用呀,福利的上上下下怎么衡量?我曾经写一篇获奖的福利经济学论文,我那时是研究生,好尴尬,我不要那个奖。
你给别人一块钱,没法证明整个社会的福利是增加还是减少,就这么简单。你无法知道,我给你10元,因为经一经你手,就变成100元,其中没有什么现象值得解释。
有时我赞成某个政策,不赞成某个政策,只是认为从经济学来说,你这个政策的效果是怎样的。比如最近我反对新劳动法,因为你说这个法是帮助穷人的,但是它在经济上恰恰会发生反效果,我的经济学说一定会有。
我这么说你以为我反对新劳动法吗?其实我是反对你的言论是错的。所以经济学除了解释还能有什么用?
整个欧洲的古典经济学发展,全部都是根据推动政策的需要来做的。推动政策是主观,解释世事是客观,看你怎么选择。
当我分析经济的时候,我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说话,很多人不会这么做,真不会的。好象很多人赞成人民币升值,因为人民币升值对他们是有利的,所以他会找出所有的理由来赞成。很奇怪的是,大部分经济学家做不到我这样的,我反对人民币升值,但人民币升值对我是有利的。因为我已经预计到它会升,所以已经为升值做了投资准备。它升了对我有利,不升对我不利。
但是我反对升值,不是为个人,而是因为升值帮不到中国的农民,因为他们是要跟其他国家的农民去竞争的。你一方面告诉我说要帮助农民,另一方面又让人民币升值,这对我来说就是不客观的。
你支持政策没问题,但作为一个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你能不能做得到客观呢?物理学很容易做到客观,那些分子原子来来去去,对你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人民币的变动,股市的变动,都会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
如果你不能够做到,将你自己的利益跟分析分开,你还是不要搞经济学了。
全部都是这样,很多都是这样,我还是不要提名字了,很多你们很欣赏的经济学家都是这样。
为了解释事实,不能将自己的利益和喜好加进去,但是现在你看看很多人,赞成人民币升值背后有多少自己的利益。你要替那些农民想想,这些农民一辈子也不会到法国去喝红酒,人民币升值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如果不升值,他还可以进城找份工做。
解释和推断是同一回事,也就等于说你可以推断一件事会发生,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推断一件事会发生,跟你解释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其复杂程度要困难很多。
某件事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答案就是:局限条件转变了。很简单的事,需求定律摆在那儿,你明知它发生的时候,回溯它的局限条件转变是相对容易的事;但是在它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要如何去推断它的局限条件转变呢?
世界这么复杂,几千条局限条件在转变之中,你怎么突然就会发现什么事会发生呢?所以推断比解释困难,但原则是一样的,你要看到局限条件转变的发生。所以在1981年的时候,我看到这种局限转变的发生,看到中国经济的局限条件在发生转变,我看得很清楚,所以我说,中国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如果这种转变能维持不变的话,一定是走向资本主义。
准确率怎么样?当时我就是拿支笔,10000字就是10000字,准确率就是准确率。因为我看到它的局限转变,有需求定律,我就这么说了。
我93年就开始说,香港有问题了,96年说香港有10年经济不景,但我当时不知道大陆会搞自由行救了香港,我97年说,平时香港的失业率只有2%,我说要过8,这个问题(局限条件的判断)是很困难的,需要很多年的经验,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
发生过的事,你要解释它为什么发生,很容易看到过去的局限转变;但是没发生的事,你要推断它发生,这个难很多。但是两者的解释原则是一样的。
现在这个问题,经济学的作用,你一定要相信我,只有唯一的作用,那就是解释。关于政策的问题,一定要经过解释,你推出来的政策会有这样的效果,一定要推算得很尽,推算出来的结果你喜不喜欢,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建议的政策,很多都是为政治上的利益,或者是取宠某些人,或者为个人的利益。我个人来看,很多政策都是这样的,我这个年纪了,这么做搞得很多朋友都不是朋友。
我们是朋友,谈贝多芬、苏东坡都没所谓,但如果你以经济学者身份跟我谈,而又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提出某些建议的话,坦白说,我看不起你。那没办法。
物理学和化学不会讲利益,但经济会。所以很多人对经济的主张与解释,我不知道他们什么原因。比如两年前,我建议香港港币跟人民币挂钩,脱离美元,我说港币钩着美元是会出问题的。我也没说太多,但是被人骂得一塌糊涂。为什么骂我?在这么明显的事实面前,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个世界是很奇怪的,如果你为自己,有一元的利益,但对社会有一元的损害,你做不做?可能做。如果自己有一元的利益,而对社会有十元的损害,你做不做?很多人做。自己一元的利益,对社会有100万元的损害,都有人做。
这就是社会的现实,如果你不能做到,把自己的利益跟社会分开,你就不要学经济学。
回过头来讲解释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经济学除了解释别无他用。我个人奉信的解释,来来去去都是维也纳学派,这是20世纪初开始,有几个很厉害的人出来,一个是卡尔·波普尔,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卡纳,我的老师,他应该比波普尔还要厉害,但波普尔的名气比较大。
他的那套科学方法,只有一个重点,一个重点,没有第二点了。那就是:我们永远无法证明任何解释是对的,永远不可能。我们只可以证明它是没错的。
没错跟对是两件事。我指定的情况是没风吹的时候,我这只笔一放手会跌下去,放一百万次都会跌下去,但是说不定在非洲某个地方,我可能一放手它就会往上飞。
你不可以说万有引力是对的,只能证明它没错。没错就说明理论是有用的。问题就在于所有的理论,以及理论推出来的假设,唯一目的就是试图证明它是错的,而不是证明它是对的。所有的实验都是为了证明它是错的,你推出来的含意,你要证明它是错的。
下雨天上一定有云,如果天上没云,就不会下雨。调转过来,如果天上没云,而又下雨的话,这个雨云的解释就是错的。维也纳学派的看法,大多数人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你都一定要设法证明它是错的,证明不了它是错的,那这理论就说明是有用的,算是解释了现象。
所以(在思考理论时),你一定要设法证明它是错的,这是很关键的一着。
第二个重点,也是我跟经济学家有很大分歧的一个重点,我说下雨有云,你在验证这个解释的时候,云和雨都是看得见的,假如雨和云都看不见的话,你怎么去验证?
我不是说没有上帝,但如果雨和云都看不见的话,你不如把上帝摆到云那里,因为没有人验证得了。
你要记住,这里不是指一定要亲眼看到,但是至少要能证明有这样东西存在。科斯的音波频率,是看不到的,但是可以证实它的存在;生物学里的DNA,是有这个东西存在的,50年代证实可以看到它的结构。曼德尔在做遗传学研究的时候,还看不到DNA,但是他证实了这件事。
但有些东西是理论上不可能存在的,你怎么验证?从这点来说,我对看不看得到验证的东西是很重视的,我对现在这些理论批评得很厉害,因为我看不到它们里边有什么东西。我不是说它错,也不是说它没有内容,而是不知道(在真实世界里)怎样去验证他们的学说。
比如说博弈论,就是我在加州搞的卸责理论,一种勒索的行为,我看不见什么叫勒索的行为,说我花言巧语去迷惑女孩,你怎么知道我是花言巧语呢?你从何而度量?这是有很大问题的。
所以当我从事实证研究的时候,凡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也就是说“看不到”的,我都很害怕。因为这是很难处理的,你们听我说,理论的起点一定有抽象成分,一定有的。有的抽象概念(在真实世界里)就没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没这种东西,还要把它搞得象雨和云一看能看到,只有看到了才能验证,没有看到怎么去验证呢?
比如我说我爱我老婆,我不能说我爱她多少,这是没法验证的。所以很多经济学理论,我都觉得不知所谓。所以说理论上,看不见的东西越少越好,有一样就已经很麻烦了,如果有几样那就根本乱了套。
需求定律非常重要,说得很清楚,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大家都学过的。但是这里边有问题,很大的问题,在需求定律里,价格变化是可以看见的,但是需求量是什么?需求量在真实世界里是不存在的。需求曲线是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是经济学家想出来的。
这就是问题所在,价格变动后,需求量是看不见的,是意图需求。没有经济学家,就不会有需求曲线与需求定律;没有经济学者,就没有需求量。
就这一个需求量看不见,就非常麻烦,非常麻烦了。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多少经济理论全都是废物了。他们以为需求量在那里。
但我们必须有这个定律,没有这个定律就没有经济学。价格变动,需求变动,是真有其事的,但需求量,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看到的是“成交量”,只有成交才会有量。但成交量不是需求量,你去买苹果,多少钱买了多少个,这是成交量,不是需求量。你说头不头痛呀,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呀,确实很头痛。
比如这条是需求曲线,这条是供应曲线,供应量不知道,需求量也不知道,那么你说市价低于均衡价,就会出现短缺。喂小心点哦,这个所谓短缺,就是需求量大于供应量,同不同意?同意,但是需求量是看不到的,供应量也看不到,那怎么会出现短缺(这个概念)呢?
所以我张五常在1974年对短缺的解释就是,短缺的定义,是经济学者的脑子短缺了!
需求曲线跟供应曲线打个交叉,相交那一点的价格就叫做均衡价格,胡说八道。均衡的概念,是从物理搬过来的,我放支笔在桌上,它不会掉下去,这是真有其事,是可以观察得到的物理现象。但是在经济学里是没有均衡这回事的,你从物理学搬过来,但你怎么知道是均衡的?
我记得我1967年刚到芝加哥大学不久,有个博士生去讲他的经济学博士论文,数字一萝萝,方程式一大堆,用计算机算出来的种种结果。教授们都在那儿,林毅夫的老师也坐在那儿。他在那里讲市场波动,用理论证明市场什么时候就找到均衡点,我当场就说,你们芝加哥教的是什么经济学呀?你能看到均衡吗?看不到的东西(在概念上)是不存在的,你这样来教经济学,真是笑死人了。
这是芝加哥大学啊,我记得那个博士莫名其妙的论文就没有通过。
1969年春天,我在温哥华开车到西雅图,科斯坐在车上。他在车上跟我就投诉均衡这个概念,他没想过均衡这个东西,在经济学上是没有均衡这种现象的,但物理学有。他是大师,想法不一样,他认为均衡这个概念应该从经济学里取消。
你们知道科斯对中国人是很偏心的,他常常开玩笑说我是第二个马歇尔。我当时就跟他说,按照行内的理解,均衡这个概念是应该取消的,因为真实世界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保留它,是有原因的。如果你说甲发生导致乙的发生是一个理论,甲和乙应该都是看得到的,这样如果看到乙的时候,就应该会有甲;如果你发现有乙而无甲的时候,这个理论就被推翻了。
如果甲发生,乙和丙都会发生;或者说甲发生,会导致乙或丙发生,都是可以验证的,复杂一点而已。如果甲和乙发生,会导致丙发生,也是可以验证的;如果甲或乙发生,会导致丙发生,多了一层,但仍然是可以验证的。但是这三者一定是要可以看到的,看不到就没法验证,象需求量一样。
如果一斤梨的价格是5元,但是政府说,不可以卖多过2元,这是甲,那么乙就可能是排队,或者搞人际关系,可能走后门,很多可能。因为甲发生了,可能乙,可能丙,一直列到方程式里的点点点(无穷多),那么这个理论就是不均衡的。
在经济学里,均衡的解释应该是可以有一个肯定能被推翻的假设,在这个情况下,均衡是有用的。
所以讲到均衡理论,到了均衡点的时候,我们就说,有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设。假如不到这个均衡点的时候,就推不出可以验证的假设。
要记住,这里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假设里的甲啊、乙啊,都要是可以看得见的对象,看不见的东西不要引入。
对这个问题,我有个朋友叫贝加(贝克尔),很厉害的,拿过诺贝尔奖。但我跟他有分歧,他喜欢搞效用函数(国内叫功用,但我认为叫效用好一些)。这是个头痛的问题,广东话有个说法,叫做“多只香炉多个鬼”,需求量看不到已经很头痛了,效用也是看不到的,没有这种东西,这是不是多只鬼?
一个需求量已经搞得手忙脚乱了,现在又多了个看不见的效用,没这种东西的嘛。
如果不是边沁,根本就不会有效用这个概念。一给我一块钱我对你笑,你怎么知道我的效用是上还是下?
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效用这个概念,可以不用就不用。后边我还会讲到,什么情况下叫做可以不用。
能不能观察得到,是不是真有其物。是我在经济学上,跟行内朋友很大的区别。我看了很多理论,很多经济发展理论,用的函数跟术语,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不知道在讲什么。
我不是说他们说的没道理,是有道理的,但那只是说故事而已,你看不见怎么验证呢?
从理论的出发点来说,不能够完全没有抽象,需求量就是抽象存在。你看到就真的发达了,如果你知道某个产品的需求弹性,一定会富可敌国,但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富可敌国,所以需求弹性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对看不见的东西,能够减少就减少。对于实在不能减少的,你一定要把它转换成看得见的东西,再去验证。我以后会讲怎么处理这些情况。
研究经济不能缺少需求定律,很简单,因为解释行为一定需要约束行为,没有约束的行为是不能解释的。这支笔就是受到了约束所以不往上走,在物理学上,我们说是因为万有引力的约束力。
在经济学上,我们说一个人的行为,不是说他受到什么力,而是说他选择怎样去做。具体是不是选择不用理,我说他任何时候都这样做,是根据需求定律做出的选择,是不是选择并不重要,那只是一个方法。
我说一个人结婚是选择,吃饭是选择,上楼是选择。每个人都在做这样的选择。但是选择一定要受到约束,没有约束是没有解释的。
而据我所知,经济学唯一的约束就是需求定律。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就这么多,其他都不重要,完全不用学。
我再说一次,经济行为严格来说,一定要有约束才行,如果任何行为都象无定向风那样无约束的话,任何理论都没有解释力。物理学如此、化学如此,经济学也如此,物理学解释现象,没有说现象的改变是物体选择的结果,但经济学上,人的行为一定是选择的结果。
所以经济学有一门学科叫价格理论,其实就是选择理论。究竟是不是选择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说他是选择的结果,在选择时一定会受到很多约束,让他一定要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不允许他随意去做,而这个约束条件,就是需求理论。
经济学就是这么多,你们能体会到就去体会,体会不到也没办法。
有没有例外?没有例外。逻辑上会不会有例外?逻辑上允许有例外,但是我规定它不许例外。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简单,需求定律,但是需求量看不见,连上帝也不知道它的存在,如果没有经济学家,就没有需求量这回事。
理论简不简单?好简单。难不难用?好难用,非常难用。但是当你能够用到得心应手的时候,会非常精彩,令你意想不到。
我所有推断用的东西,就是这个。简单而言,需求定律学说,是我唯一不能放弃的约束人行为(的条件)。
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需求量当然有很多说法啦;价格上升,需求量下降,那么对于价格你又怎样看呢?
所有的转变,所有局限条件的转变,我要把它转到价格转变的范畴里去,你明白吗?
无论你是在鲁滨逊的世界,市场的世界,还是人民公社的世界,所有的转变,无穷无尽的转变,原则上你都可以把它们转换成价格或者代价的转变。没有市场也是有代价的。
再说一次,结构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需求定律,人的任何行为都可以解释,其他理论我都可以不要。其中的困难是需求量无从观察,所谓价格转变,并不是通常理解的市价,而是将所有局限条件的转变,都将它看成代价来看。
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需求定律,一个局限的转变,你能掌握得到,就能解释现象,掌握不到,就无解释。因为这个世界非常复杂,你要用复杂的理论去解释复杂的社会,成功的机率是很小的。
你看看我这些年写的中文和英文文章,在推断方面,无论大小现象,在推断和解释的准确性上,是不输于物理学家的。就因为我用这个简单的理论。
让我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当年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论文老师赫舒拉发,在1965年的时候,我问他怎样才能写出你们能接受的博士论文。他告诉我,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样的博士论文我们可以接受,但我可以告诉你,什么样的博士论文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如果你的论文告诉我,这些(现象)是因为需求转变,那些是因为供给转变,这种论文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经济学不是需求和供给,还有什么好说的。
后来我就跟老师作对,我的《佃农理论》整本书没有用过一个需求这个词,但是整个理论讲的就是需求。
今天差不多了,有问题你们问吧。
科学说需求? 第一部分(1)
张五常
昨天的讲课,我发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们的经济学基础不一样,相差很远。这不是说一些人比其他人厉害,而是基础不同。这几堂课怎么教呢?
回去我又看了自己写的经济解释,真的很深,那我应该怎么处理,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里我要先讲讲几年前我写的这本书,叫《科学说需求》,你们不要买,很贵的。网上有,但网上的版本应该不好,好的版本就是这个繁体版,我送了几本给教授,你们可以去影印。原书很贵,几百块一本,你们不要买,自己去复印。
这本书写得好,我自己现在未必写得了这么好,在讲需求定律方面,没有书比这本更好。
20世纪的四位价格理论大师,是对需求分析功夫最深的,一个是我的老师阿尔钦,一个是我的老师赫舒拉发,一个是芝加哥的弗里德曼,另一个是芝加哥的斯蒂格勒,最厉害的这四位,都是我的朋友和老师。
我当年融会贯通,把他们对需求的理解都消化了,然后自己再补充。青出于蓝是很容易的事,你教过我,我超过你是应该的,所以我这本书里讲的需求理论,远超过他们几位,但你仔细看进去,他们的东西都在里边,但我有的东西他们没有。这本书有超过一半的资料完全是我自己的。
经济的大事,就是需求定律和需求曲线,问题是怎么解释需求的曲线,这是很重要的事;第二点就是局限的变化,怎么样简化。我所知道的经济解释就是这么多,经济学里不是没有其他东西,只是我认为太复杂,不需要的。
这里要说的是,我所说的,所用的那条需求曲线,跟外边人所用的不同,我这条曲线里的含义,在其他很多经济学理论里认为是不同题材的。你们认为有用的(内容),我都放到这条曲线里了,我知道你们一定读过效用的分析,或者叫功用的分析,有所谓无差异曲线,其实我在香港把它翻译成等优曲线,不是无差异,是有差异的,所以用等优。我知道国内和台湾都是翻译成无差异,现在香港都跟着我说等优。
这个等优曲线的分析,在经济学上是有很悠久的传统的,但是我不用,因为我的需求曲线里已经包括了它。
等优曲线的效用分析没有教什么新的东西,都在我这儿了,何必把它搞得那么复杂呢?又象你们读到的产出函数,英文叫production function,很多人都会用,但对我来说,也是在需求曲线里,是多余的。
所以说理论要简单,越简单越好,但是变化要复杂。你对变化的复杂要掌握得很多。
我先讲讲效用的分析,大家都知道的等优曲线,也就是无差异曲线。(画图)其实里边根本上是没什么内容的。
世界上有两种物品是可取的,一种是有胜于无;一种是多胜于少。两个苹果和一个苹果让你选,你选两个,这就是多胜于少。经济学上把多胜于少的东西叫做经济物品。
之所以有贫乏(absence)或者说缺乏,都是因为多胜于少而来的。由于多胜于少,对我来说,苹果我要多一点,你也要多一点。如果世界上有多过两个人,那么由于大家都要多一点,就会出现竞争问题。这是经济学的困难开始之处。
我要多点,你也要多点,竞争就存在了,竞争一定要决定胜负,决定胜负就需要规则。象田径赛,在什么规则之下要斗快,什么情况下算赢,一定要有准则才有输赢。
就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也是有准则的,准则就是“弱肉强食”,可以乱打一通,也有输赢之分。
因为有经济物品,又因为社会多于一个人,所以一方面有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竞争无可避免。
如果要放到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他会有缺乏,会想要多点,他要一条鱼,这条鱼对他是经济物品,但是没有竞争。所以在鲁宾逊的世界里有缺乏问题,但是没有竞争问题。鲁宾逊要考虑的,是要多条鱼的成本是多少,比如少睡些觉,少种棵树。他有缺乏问题但无竞争问题。
在鲁宾逊一个人的世界里,所有的经济学问题我两个小时就讲完了,很简单。
但是当你加多一个人后,就复杂了。我想要多点,你也想要多点,那就复杂了。有个女人在这儿,你摆两个男人在旁边,就会很麻烦。
如果有竞争,不可能不决定输赢。决定胜负就要竞争的准则。在经济学里,这个竞争的准则就是产权制度,或者是风俗习惯。
所以经济学里如果不注重产权制度,那就不是经济学。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只注重产权制度。产权制度又引起市场制度的问题,也就是合约的问题。
但新制度经济学是60年代开始的经济学,如今的经济学差得太多了,全部是博弈论。我没跟进,也不认为他们能做出什么好的事来。
这个产权问题,就会回到局限的问题。下个星期讲局限的问题,科斯定律就是讲局限问题,这是个伟大的定律。你要明白这个问题(产权),就要讲局限,这个问题我下周再讲,现在回头讲需求定律。
现在先说传统的需求理论,一般是从效用理论讲起的。所以我们回头来说,经济物品的定义是多一点比少一点好。现在有两种物品,两种物品都是多一点好,人是会选择的,他当然两种都要选择多一点。当然他不能无限的要,因为有局限的因素。当他选择的时候,除了多少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学上很武断的公理,那就是任何经济物品都是可以替换的。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放弃任何东西去替换任何其他的东西。只要他放弃的够少,而换取的够多,每个人都愿意。
很多人会说,不是的,我是有原则的,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但我不这么认为,经济学也不这样认为。你们要明白。
我今天来教书,我要过马路。过马路时我被车撞死的机会并不是等于零哦,所以我今天来教书,是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来教的。你不可以否认,我是放弃了一点的。我坐飞机来,失事的机率也不是零,你们要明白。
我在这世界上,最爱自己的孙子,但是今天我在跟你们讲课,而不是跟我的孙子讲,在原则上来说,我爱你多过爱我的孙子,我是有放弃的。
你说我是有原则的,但是如果放弃得足够少,而获得足够多的话,没有什么原则是不可放弃的。
(续)
你看看这条无差异曲线(图示),你们都知道。我纵轴上画的是X,也就是价格;横轴上是Y(物品)。对任何物品来说,是越多Y越好,也就是说,多些Y,你会选择要,没有任何主观的含义的。
如果一个人在A点上,他是愿意替换,愿意牺牲,愿意放弃X换Y,或者愿意放弃Y换X。这在经济学上,100多年前就有这个概念,也就是等优曲线。
如果你画一点在这儿,对他来说是一样没有区别的,这条线一定是南北方向走的。这条线一定在这个方格或这个方格,不可能在这个和这个方格。
这个英文叫 indifference curve,中文就是等优曲线。换而言之,任何一点在这儿,都要会比A要优胜。而在任何一条这个曲线上的点,跟A都是无差异的。
我现在画这条线象蛇一样,在书上它是向内凹的,是一个弧形。我现在先不说那里。整个功用理论分析的价值,说这条线比这条线好,这条不如它,你要排列它们,怎样排列,这是一个武断的排列。
我可以称这条线叫A、B和C,但是这些线条有无限多条,我怎么称呼它们呢,那就是用数字,因为数字也是无限的。
比如我这条叫1100,这条叫900,这条叫-200。我很武断的把它们放下去,唯一的要求就是数字越大越靠右。
所以说排列是一种量度。我用一个数字放进去,1100,900,对另一个人来说,1100永远大于900,这点好过这点,而这点好过这点。
这种排列的方法称为序数排列(ordinal ranking)。序数排列的特点很简单,不能够相加,但是可以排列。
选美比赛,你看选手的身材,一个胸围34,另一个32,这都是可以加的。但是评分时,你给这个92分,那个给88分,这个数字就只是一个排列。
你说一个面包值2,一个牛油值3,两个加起来可能不止5,这就是序数问题。
以前边沁的时候,序数是可以加的,但我们现在不加了。
这个数字里,有1100,有900,有-200。我们在900和-200之间画一条线,它的数值一定是在900与-200之间,一定要按这顺序排列。
问题是这个数字排列需要有个名称,比如你说100磅,50尺,或者多少公里,都是定名。那这些数字代表什么呢?这是很多经济学书里解释错了的。
最正式的解释,你要替你刚出生的孩子起名,拿本字典,翻开来闭着眼拿手一指,那个字就叫做utility(效用、功用)。效用没有其他任何解释,只是一个选择的排列定名。
我们说高数字比低数字可取,并没有说它好一些,或者更让人开心些,只是可取而已。
这个效用的概念,到20世纪50年代,完全没有任何福利或者快乐的含义。以前是有的,你们的书上是有的,但是任何懂经济的老师,都不会告诉你什么快不快乐的问题。
到希克斯的时候,还是讲快乐的,我何必管你快不快乐?什么叫做快乐?你选择跳楼,我管你跳楼快不快乐,整个分析是要解释你为什么选择跳楼。
在效用分析里边,数目字表达上,你会选择大的而不是小的,但是数字之间是不可以比较数量的。比如这个1100,你不能说它比900大200,因为它不能相加。序数排列是不能加的。
效用分析有很多变化,在经济学上流传了很多年,到现在很多还是没用的。因为我只需要解释你的选择,不需要关心你是不是快乐。
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这条等优曲线,每一点都是同样的数字。也就是对人来说,曲线上各点的利益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他可以把两者进行代替。
另一点,就是一般的等优曲线通常是弧形的。这个很重要的弧形,就是边际替换下降定律,这些书上都有。我现在说说深一层的讲法。
现在的问题,就是效用分析的目的是解释人的选择行为。我们要解释,每个人的行为不是完全没有规律的,人的行为都是他选择的结果。所以经济理论又叫选择理论。选择的时候,大的数字是比小的数字可取,因为你是这么排列的,数字的定名就是效用。这个效用并不代表喜乐或者愉快,只是取的一个名字而已。
这里有困难,很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我上次说过,效用是不存在于真实世界里的,是边沁在200年前想象出来的。他想象一个快乐的高山,这些线就相当于山的曲线。这种分析足足流行了200年,真是蠢得不得了,我做学生的时候,人人都做这些分析。可以做得非常复杂,你看看那些什么曲线图,把价格转变上去,品位转变、收入转变,交换的四方盒子等等,满好玩的,你们念经济的都玩过。实际上在这里边,有很多大师都玩过,能人辈出。
费雪绝对是个天才,他的博士论文也是玩这些东西的,有个苏联人叫 Slutsky,用意大利文发表一篇文章,也是天才之作。
后来拿诺贝尔奖的赫斯勒(?),写了本书叫《value and capital》(?),也是玩这些,他是玩得不怎么好。因为他是抄费雪的博士论文。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都是看赫斯勒的。但是到1962年的时候,费雪18岁写的博士论文重印出来,全部是数学。因为他的博士学位是在经济系跟数学系一起拿的。你们听过耶鲁大学吗?耶鲁为什么这么大名气,就因为有费雪,如果没有费雪它不会有这么大名气的。
费雪是天才,他曾经赚过很多钱,在20年代就有几百万身家,现在还存在的(未听清名称),就是他成立的。但天才归天才,破产归破产,30年代美国大萧条,费雪破产,连房都没得住,要大学给他安排住房。
当时他自己还在说,股市要崩盘了,大家小心呀,结果自己的股票却没有卖出去。所以我做学生的时候,1961年时,我们就念赫斯勒的那本书,获诺贝尔奖的。等看到费雪的博士论文时,我整个人都跳起来了,说赫斯勒这个大骗子。其实赫斯勒是有他的贡献的,但是他的书里,很重要的一部份的费雪的内容。
在学术上,有些人慷慨一些,有人就没那么慷慨。在赫斯勒的那本书里,在很后边的一章,他才用一个很小的注脚,说是从费雪那儿搬过去的。
我自己是满慷慨的,很多人抄我我也不做声,不指出来,数之不尽。对我来说这是无所谓的。
假如我把需求曲线画下去,可以画几十张纸,每张都有不同的深度。但现在我先从这边说起。
所谓效用理论的分析,他们利用这个分析,是要做到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但是做不到,怎样都做不到。我们年轻时就玩这个分析,怎样做都做不到,所谓这个效用理论,你加一条弧形上去,价格下降,Y的价格下降,需求量未必一定增加。这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吉芬物品,马歇尔的需求理论,那本书第一版是1890年写的。它还没有。1894年第二版时,吉芬物品出现。
马歇尔有个朋友,叫做Sir Giffen,是一位爵士,向马歇尔提出面包问题,真是头痛。他说,如果有个地区大丰收,面包价格下降很快,等于一般人的收入增加。因为一般人以面包为主食,面包价格暴跌,就等于他们收入增加了,剩下更多钱。以前要50元买面包,现在只要2元。
吉芬向马歇尔提出,大丰收导致面包价格下降,多了钱,他们会买更多肉吃,面包反而吃得少了。这等于说,面包价格下降,需求反而减少了。
逻辑上是存在的。而这个分析绝对可能,真是个大问题。吉芬物品的存在,等于说需求定律没有约束了。价格下降,需求可能增加,可能减少。
我的需求定律是有个“定”字的,也就是说价格在某种产品下降,需求一定增加。但现在吉芬物品却说,需求量可能下降,这就麻烦了。
在逻辑上是有吉芬物品存在,你怎样也甩不掉它,很多人尝试过。非常大的问题,有吉芬物品存在,就没有经济学,经济学玩完了。
要解释行为,一定要约束行为,你们明白吗?如果不约束行为,价格下降,需求量不上升,那么怎办呀,怎么办呀?
我们上次说过,如果行为推翻约束,那就很麻烦了。
在这个线上,我们的约束是,价格下降,人一定会往这边走。如果没有了约束,人在线上走来走去,那怎么办?这是很大的麻烦。
如果这条线是弧形的话,价格转变,他永远都应该在这条线上,也就是说如果效用水平如果一直在这条线上,价格下降,需求永远都是增加的。
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他(的效用)永远是在这条线上呢?这些线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不存在于真实里。
大概在50多年前,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首先要效用水平在这条线上才成立,如果效用水平不在同一条线上,那么价格下降时,需求量是可增可减的,也就没有理论约束力了。
弗里德曼大约在1950年左右,写了篇文章叫做“马歇尔的需求曲线”,使出他的浑身解数,不得了,不得了。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错的!
文章写得好,深不可测,但是错的,错了好几个地方,重点都错了。但是你们要读那篇文章,不读就不知道弗里德曼有多厉害。我做学生时读这篇文章大开眼界,错的,但是应该看。
他的解释,整体上来说,就是从经济整体来看,价格下降,实质收入水平应该没变,所以需求曲线就一定是向下倾斜。他对需求理论的分析是对的,但是你仔细看他举的例子里,是有错的。
一个政府如果补贴教育的话,整个社会的财富没增加,但是学生的收入增加了。学生收入增加了,就可能有吉芬物品的存在。
在逻辑上弗里德曼用尽办法,想取消吉芬物品,但是做不到。
两个选择,其实是有三个选择。如果允许吉芬物品存在,你就要放弃经济学,这是一个选择。
许多人做经济研究的,既允许吉芬物品存在,又认为经济学有用,就是搞不清什么回事。因为吉芬物品存在,人的行为就不受任何约束,价格或代价变动时,一个人的行为就象无定向风,那还有什么解释力。
我要说的就是这一句,那些人来来去去就不明白,任何解释行为的(理论)一定要约束行为,没有约束就没有解释。
第二个办法,就是我的老师阿尔钦选的,他不允许吉芬物品存在。有没有吉芬物品,有,逻辑上有,但真实世界不存在,因为他不允许它存在。这是他的选择。
这个选择我是接受的,但我的选择更好一些。我的选择是,有吉芬物品,逻辑上存在,真实世界也可以存在,但是只能在一人世界里存在。在多人世界里不可能存在,因为吉芬物品不能在市场成交,在市场成交的都是竞争物品,不可能是吉芬物品。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没有价格但有代价,从代价角度来看,鲁宾逊的一人世界,可能有吉芬物品,也允许存在。但在社会里不存在,很简单,但奇怪的是没有人看到。
吉芬物品在社会里存在,就意味着一个物品价格越高,我就要买得更多,需求曲线向上,怎么可能在社会存在?一个物品只有在需求曲线向下时才可能跌到成交价,如果价格越高需求越多,那我根本不会卖。只有在它跌的时候才可能成交。
但我这个伟大发明也不是那么伟大。因为我的结论跟阿尔钦一样,他是不允许存在,我说逻辑上可以存在,但只能存在于一人世界。
我不明白那些分析吉芬物品的人,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
小心点说,我说这条曲线,会假设某些变,某些不变。我来讲讲变的问题,这很重要,你们小心跟,很难跟上的。
解释行为,要用理论约束行为,一定要做到那个人的行为能够推翻你的理论。一定要做到理论能够被推翻,但没有被推翻,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原则。你不可以被推翻,也就是套套逻辑,没有用的;可以被推翻,而确实被推翻了,那理论就完蛋了。
跟自然科学一样,一定要推得很尽,约束越多越好,因为约束越多,解释就越详细。但是要推到它(恰好)不能被推翻为止。
比如说,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价格上升,需求量下降。这是需求定律,价格是什么我们回头再说,量是什么,我们也回头再说。
问题是,需求量是不存在的,只是在概念上存在,世界上没有这东西,你要想办法代入真实世界,然后才能验证。
你能看到的是成交量,所以你要通过逻辑把需求量转换成成交量,迟一点我会说,这就是真正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价格在变,需求量也在变,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在变。外边倾盆大雨,很多人去买伞,价格没变,但大家抢着买伞(需求量增加),变的是天下雨了。
飞机失事,一天摔两架飞机,就没有人坐飞机了(需求量下降),这是飞机失事在变。
那么哪些情况可以变,哪些情况不可以变呢?
价格变,需求量变。而需求量的变,有固定的规律,那就是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那哪些东西不让它变呢?
飞机天天失事,需求量减少;现在西藏的搞事,他们也知道经济规律,搞的事越大,就越少人去北京奥运。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变,什么不变呢?
我们知道价格转变,需求量转变,我再画个图给你们看(图二)。
需求定律就是说,这条线要向右下倾斜(D)。但是如果倾盆大雨,雨伞价格不变,需求量增加,是因为局限条件转变了,雨伞的需求量增加了(D1)。同样来说,飞机失事多,需求量下降,是因为整条线变动了(Du)。
这条线可以向左移,也可以向右移。但需求定律只是一同条线上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
但是什么可变,什么叫不可变呢?
比如说香港的粮价最近上升,市场的米和奶粉被抢购一空,这是不是说需求定律是错的?因为外边的市场风声鹤唳,说有短缺问题。说东西进口不够快,大家就去抢。假如说今天宣布中国要跟台湾打战,那些大超市的米更要抢购一空。
那么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其他因素的转变影响到需求变化,曲线移动了。但需求定律只能在这条线上,那这条线上哪些允许变,哪些不允许变呢?
处理其他因素的变与不变,是个很困难的学问,每个人的处理方式不同。我绝对接受,你说飞机常常出事,乘机的需求曲线是移动的。那么在这条线变动的时候,需求定律怎么处理呢?
如果你说什么因素都不变,只是价格变,这说不通的。什么东西都没变,价格又怎么会变呢?这是不对的。
那这条曲线里究竟什么变了呢?下雨和飞机失事使曲线移动了,这不是需求定律,因为需求定律只是在一条线上。
那么在同一条线上,究竟什么变,什么不变呢?你们听我说。第一,口味(偏好)永远不变,这是张五常定律。很多书里说taste(品味)是会变的,但我说口味永远不变。对不对呢?当然不对,口味是可以变的,但是我张五常不让它变。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允许品味变,那就完全没有约束力了,一个人跳楼你也可以说是品味变了,而品味是看不见的。
你们喜欢听莫扎特的音乐吗?你不喜欢听,每天听两个小时,两三个月就会喜欢。那是不是你的品味改变,还是你受了常听的影响呢?
你可以说他品味变了,也可以说是某种环境的改变使他的品味也改变了,这其中分别是很大的。品味改变我是无从知道的,但如果我说因为你的信息费用低了,或者是因为陪朋友听得多了,或者说你对音乐的理解多了,因此而改变了品味,(这是可以被观察到的)。
这两个选择我选第二个,我不是说人的品味不会变,而是说因为某些因素的改变,而使他的品味改变了,而我可以知道和指出那些因素。
所以在我来说,人的品味是不变的,要变就是那些环境等因素使其改变。
第二点,需求定律中的哪些因素可变,哪些因素不可变,在我的书里有解释。其中有三个原则,一、任何因素,如果可以影响价格变动的,就让它变;二、任何因素可以直接影响需求量变动的,不让它变;三、任何因素,如果可以影响价格变动,而价格变动又会影响其他变动,其他变动最终会影响量的变动的,这些中间的因素全都要允许它变。
我举个例子,假如因为某些政策或天灾人祸,黄油价格上升,这个变动(政策或灾难)是要允许它变的。
还是转过来讲更清楚些,黄油价格下跌,需求量增加,但是在价格下降的时候,对面包或某他跟面包一起吃的东西(果酱)的需求也有变化。因为黄油价格下降,所以黄油就用得多了,果酱就用得少了,而其他这些相关因素的下降,反过来又会再影响黄油价格下降。也就是说价格变动,影响了需求量变动,同时中间有些因素的变动,还会再度影响需求量变动,那中间这些东西要允许它们变。
再说一次,直接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要允许它变;直接影响需求量变动的因素,不许它变,因为这样会导致需求曲线的移动;而在价格和量之间,能够影响它们的变化的中间因素,要让它们变。我认为这是最安全的看法。
也就是说,我要允许有越多变量越好,但是不能多到推翻需求定律。
再说一遍需求定律,是因为没有需求定律,就没有经济学。需求定律的变化很复杂,但关键就是一句,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价格上升,需求量下降。这是在同一条线上,这条线永远向右下倾斜,斜多斜少是弹性的问题,我们不用理,最重要的就是它向右下倾斜。
这条曲线可以向右移动,也可以向左移动,这是因为其他因素的影响。
这条曲线之所以向右下倾斜,要点在于需求量变动跟价格变动的关系是固定的,此起彼落。如果用函数来说,这个函数就永远是负值。
这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有的因素允许变,有的不允许变。但一定向右下倾斜,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在面临代价转变时,他会怎样选择。(所以这个约束)一定要有。
而我们在建立理论的时候,从头到尾就是要找到推翻它的(验证方法),要推得很尽,从早到晚想着怎样推翻它。但是希望推翻不了。
找寻推翻的证据,就是验证;推翻不了,(理论)就被证实,这是逻辑的基础。
问题在于,这个需求量不是成交量,不能观察到,因此(验证)变得很复杂。但我们不能因此去寻找借口,比如说口味变了。一个人用功读书可以说口味变了,跳楼也可以说口味变了,这是永远不会错的事。
有机会看看这本书,我不是推销你们买的,你们可以去复印。
这几年我常常遇到很多同学,很想学经济,写了很多文章给我看,但求学无门,问我该怎么办。我老实说,我是爱莫能助,我已经七十几岁了,当年学习的时候是很幸运的,遇到这么多大师。你们知道我的品性,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当年在香港读中学就是这样,不同意就被老师罚站,留堂。
在美国时环境改变了,我说不同意,老师就会问你叫什么名,说多几次不同意,学校就传开了,这个中国学生是谁呀,是个天才,因为环境不同了。
我也很希望有机会问某个同学,这个同学是谁呀,但是我年纪太大了,现在是好学的学生很多,但环境不同,又遇不到大师级人物。
我不是遇到一个两个,而是跟成堆的大师为伍,哪一个教书的不愿意教好学生呢?所以当我听到这么多学生问我怎么求知时,我觉得很难。
你们只能靠自己,学好英文,好的文章要读,有些文章不用念。有的文章错的很厉害,但应该读,有的完全没有错,但不应该读,因为启发性不同。这些同学们一起互相研讨,我知道年轻人的困难,我当年学什么永远都是有老师教我。那时我在芝加哥大学,出了名的数学不行,但我学得快,一位很出名的教授庄逊说,张五常你一定要从事理论,因为你数学不够好,那时好几位教授说张五常在哪儿,我来教他数学,但我没有学。后来巴塞尔说得对,如果你学了数学,那你的思考就没那么精彩了,因为你就要看着方程式来想问题,而我是无拘无束的。
你们中间可能有很厉害的天才,但机会不多。我认为你们先要学好英文,从古典读起,斯密、马歇尔那些,错得很厉害。大思想家也是错的,一个人在适当的环境下,你怎么能看到他是错的。我当年读到研究院二、三年级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错的。无数大作我一看我就知道是错的,我们今天怎么不比200多年前的斯密懂得多呢,但他伟大,我不伟大。可以知道他是错的。今天任何一个学电脑的年青人,都比牛顿当年知道得多,所以你们应该好好学英文。
来源:
所以从斯密这个古典的传统,到李嘉图、密尔还是古典的传统,到了马歇尔,因为他把边际分析引进来了,所以被称为新古典传统。
新古典出了很多人,(未听懂两个人名)这些人都不算太差,但是他们用数学。比起马歇尔来说,就显得小气了,小气之极。
他们没有真实世界的内容,只是靠数字来表达,总是在讲均衡,但没有内容。
……
你们中间可能有很厉害的天才,但机会不多。我认为你们先要学好英文,从古典读起,斯密、马歇尔那些,……今天任何一个学电脑的年青人,都比牛顿当年知道得多,所以你们应该好好学英文。
估计张说的这两个人是杰文斯和瓦尔拉斯。
先学好英文,从古典读起,这个建议是蛮正确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4-18 15:23:51编辑过]
(续)
需求的分析 第二讲
斯密在谈到价值这方面,他是说错了的。后人因此漠视斯密的看法,其实他的看法是非常好的,只是错了。
有些对的,不好;有些错的,非常好,非常有用。现在谈起价值的很多问题,我个人认同斯密的看法,所以我要从斯密说起。
他提到钻石和水的怪现象,所谓的反论(paradox)。他说水很大用处,用值很大,但换值却很小;钻石的换值很大,但用值很小。
所以斯密说,有的物品换值大,用值小;有的则用值大,换值小。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用值(use value),斯密称做 value in use;另一个则是换值,也就是交换的价值(exchange value),斯密认为物品有时候用值大而换值小,有时则相反。
这里有几个逻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用值显然是不能比换值小的。如果你没有用值,谁还会交换呢?
他说钻石的换值很高,这是事实,但他说钻石没什么用值,这点不对。对于一个女人,钻石的用值是低于交换价值的话,她当然不会去买。斯密没有结过婚,不知道有没有过女朋友,所以他不理解钻石对女人的用值是很高的。
有的东西用值很大,有的则换值很大,但无论如何换值是不可能大过用值的。
水的用值是很大,但它的价钱很低,这是斯密看错的第一处。因为你用十块钱去买水,没有理由说水的用值是低于十元的。低了你自然不会买。他不小心一下说错了。
其次,斯密当时是没有边际这个概念的,以水的问题为例,你看这张图,水的换值可能很小,因为它的供应量很多。如果你在沙漠里需要水的时候,你会愿意出很高的价钱去买水的。
在边际上水的价值,开始第一杯很值钱;第二杯就不值那么多钱了。当水的量很多的时候,它的价钱就只能收那么多。
如果你用这个量的水而给这个价,那么水的换值就是长方形;但如果你用这个量的水,它的总用值非常大,整个范围都包括在内。
在总换值以上的三角形,就叫做消费者盈余(consumer's surplus)。
如果以钻石来说,钻石价格高,它的用值其实也很高;但相对来说它的消费者盈余就很小。钻石的价格虽然高,但它的总用值仍然高于总换值,但相对水来说,它的消费者盈余就小得多。
这是后人的解释,虽然比较牵强,很多人不会拿水跟钻石来比较。但斯密就看错了,不应该说有的东西换值大,但没什么用值,这是说不通的。
第二个看法,就是他当年不知道有边际上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很重要的。
?
我现在假设提出功效理论的边沁没有出现过,他是在斯密三十年以后出现的,我们当他没生存过,那么就不会有utility(效用)这个概念。我们也不用说效用函数的问题。
很简单的问题,同样的经济分析,解释现象,我们是可以不需要效用这个概念的。我们可以回过头去,再重新引入斯密的用值概念。
我认为这很重要,非常好用。首先它简单很多;其次,在解释现象时,它可以做到所有效用的功能。
效用本身是不存在的,无从观察。但是换值是可见的,用值原则上是存在的,虽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能看到,但在原则上它是存在的。
因为少了个抽象(概念),所以就好用很多。
我们重新来看用值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概念,边际用值的概念。你要当成从来没有效用这个概念,也不存在什么边际效用下降的概念。我现在以边际用值下降,来取代效用下降,(分析)就会简单很多。
用这种处理方法,都不能在逻辑上淘汰吉芬物品。除了上次课讲的几种处理方式之外,不管是以效用分析,还是用值分析,吉芬物品依然存在。
但是转换成用值的概念后,分析简单很多。边际用值(marginal use value,muv)就是,你要拿多一件东西时,愿意付出的最高价(价格,代价)是多少。这里永远都要问最高价。
这就是边际用值,不是说你实际出多少价,而是你愿意出的最高价是多少。那么整条边际曲线都是这样:第一件你愿出的最高价是多少;有了一件后,你对第二件愿意出的最高价,如此类推,这条曲线就叫做“边际用值曲线”,要记住。
这条线就是muv,边际上你愿意出的最高价钱。这条是指一个人(A),那么这条就是muv(A),也就是他的需求曲线。
是有复杂性的,先不要理它。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这个是价钱的话,它的用值在边际上大于换值,你会买多点;如果边际上用值小于换值,你就不买。
如果这是价钱,你会一直买到这个数字,因为在这个数字之下,你的边际用值是高于换值的。
边际用值只要大于换值,就会多买,一直买到边际用值等于换值。这是很简单的,读过经济的都知道,你们不知道的是,书上是用效用概念来教的,所谓的边际代替定律,其实两者差不多,我这里用的是斯密的概念,不用效用的说法。
这条是需求曲线,下边的长方形就是总换值,上边的三角就是消费者盈余。上边的三角加上下边的长方形,就是总用值。
这是很浅的道理,但以后我一变就很复杂了。如果你们在这里都跟不上,那以后就跟不上了。
我再说一次,如果一件物品,用值边际上高于换值,你就会买多点;如果边际上用值低于你出的价,你就不会买。
边际上的用值就等于价钱,在边际上用值也等于换值。简单说,每个人都为自己图利,这绝对是自私的行为:我用一块钱买一个苹果,如果这个苹果的边际用值不值一元,我当然不会去买。
如果苹果的用值是1.2元,那我当然会去买,买多少呢?比如说第五个苹果的边际用值等于1元的时候,我就会买5个苹果。也就是所谓的均衡点。
我们这里不用等优曲线,不用效用的概念,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这个角度会看得更清楚,如果我们只有一条线,也就是边际用值的曲线,暂时不考虑它的变化。这就是这个人的需求曲线。这个分析就代替了效用理论分析和边际替换定律。
当你买东西买到价钱等于边际用值的时候,就等于效用分析的相对价格。等优曲线的斜度,英文叫做 marginal exchange rate,这是本科生的东西,在传统分析里,相对价格(relative price)等于边际替换率(marginal exchange rate)。我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不用那一套。
复杂的问题约略提一提,不是那么重要。你们知道在效用分析的图表上,有时有物品叫劣等物品(inferior goods),那是错的。我把它翻译成“贫穷物品”,这才是对的。
比如啤酒,全世界最好的啤酒,我就喝这种啤酒。现在我发达了,有钱了,我改喝香槟,结果啤酒就喝得少了,这啤酒就变成了inferior goods,但不是说它是劣质的,只是我有钱了不喝它。
有点波折在这里提一提,如果说这种物品叫劣质物品(inferior goods)或者正常物品(ferior goods)的话,劣质物品的边际曲线就在这里边;假如是正常物品,它的边际用值曲线会在外边。
这就使得度量消费者盈余的三角形会有些差别,在正常物品时,消费者盈余会变得太大;而劣质物品的消费者盈余则会太小。这些是细节,基本上不是很重要。
重点是用边际用值的分析,去替代等优曲线分析,或者替代效用函数分析,是可以完全替代的。
再谈谈消费者盈余问题,用之前那个图表。这个人(A)的边际用值曲线等于他的需求曲线,简单来看,假设这个物品既不是贫穷物品,也不是富裕物品,这些加进去只是增加了分析的复杂性,只有些吹毛求疵的分别,并不重要。
这是边际用值曲线,上边三角是消费者盈余,长方形是总换值。总换值加消费者盈余等于总用值。
现在我来介绍另外一条线,叫作“平均用值曲线”,比如画在这里。这条平均用值曲线,如果边际用值的线是直线,它应该是相等的(画图)。
另外画一张,因为我讲的这点是很重要的。简单来说,这是边际用值曲线,也就是A的需求曲线,价钱等于边际用值。
这条线则是平均用值曲线,也就是说这个角度等于这个角度,这样来看,这个三角形就是消费者盈余,等于这个长方形。因为这两个相等,这两个角相等,所以这个等于这个。这是中学生的几何学。
这一条就是这个人的需求曲线,也是边际用值曲线;这条则是这个人的平均用值曲线。这条平均用值曲线是另外一条需求曲线,叫做“全部或零需求曲线”。
什么叫做全部或零,我来举个例子。
大约来说,这是6元钱,这是11元钱;这里是6元买了8件物品,第8件的边际用值就是价格,但是前边买的(用值)都不止6块,所以你的平均用值其实是11元。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三角形是消费者盈余,而这个长方格也是消费者盈余,因为长方形等于三角形。
我是卖东西的,你买第8件的时候边际用值是6元,也是你愿意出的最高价格。但是你的平均用值是11元。你说11元不行,虽然你(8件)的平均用值是11元,但只有卖6元,你才会买8件,如果我卖11元,你只愿意买4件。因为在11元时,第4件就是你的边际用值了。
但如果我是有垄断权的卖家,再假如我知道你的需求曲线。现在我要榨取你的消费者盈余,我就会跟你说,我每件11块钱卖给你,你要么一次买8件(全部),要么一件不买(零)。
如果我这么做的话,你没有办法,要么买8件,要么一件不买。但你想来想去还是要买,因为它们(的总用值)是值这么多钱。你的消费者盈余就被我榨取了。
榨取消费者盈余的办法有很多种,有的相当复杂。比如以前美国迪士尼乐园,进去后玩什么都要另外付钱,玩这个项目给2元,玩那个给1元;但是它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买入场券,如果不买入场券,你就什么都不能玩。
这个入场券,其实就是消费者盈余。你要么不进去玩,要进去就先付入场券的钱,这就是榨取消费者盈余的办法。
而香港迪士尼乐园亏损严重,因为它选择了另一种安排,就是入场券卖300元,进去后玩的项目是免费的。这一点他们做错了,因为300元的入场券太高了,你应该少收些钱,鼓励消费者进去玩。
因为很多人去迪士尼都是带朋友去(即此前已经玩过了),但每次不管玩不玩都要付300元,谁愿意去呀。应该学美国那样,收50块入场费,弄得里边人头涌涌的,玩不玩随便你。因为迪士尼当年在美国的做法是比较聪明的。
现在有些高尔夫球会,还有什么高级会所,都是先收会员费,会员消费时再另外交费。如果我是一个有垄断专利的会所,或者是迪士尼乐园。我收价高,你每次来吃碗面要11块钱,那你就会少来几次;但如果我说6块钱一碗面,你就会来得多。
对我来说,成本都是6块钱以下;但收6块钱时(比11元)你来的次数就多了。所以我就会卖6块钱,让你来8次,但是先收5×8=40元的会员费,这也是榨取消费者盈余的办法。
象现在的许多会所,收了你的会员费后,会所里的东西是比外边便宜的,因为他已经榨取了你的消费者盈余。象一些高尔夫球会,会员费是很贵的。
(榨取消费者盈余)牵涉到的问题很广泛,很多分析是错的。许多人用榨取消费者盈余去解释捆绑销售,这应该都是错的。还有人用它去解释全线逼销的现象,你们读过吗?一样很有趣。
捆绑销售的问题,有人用价格分歧来解释,有人用榨取消费者盈余来解释,都是不对的。关于全线逼销,用榨取消费者盈余来解释也是不对的。但是有些现象,有的会所是榨取消费者盈余的,迪士尼乐园也是有这个问题的,所以要很小心。
你去买啤酒,(销售者)要你6瓶啤酒一起买(6瓶一盒),但也可以散买。这一般就不涉及榨取消费者盈余,因为可以散买。
用全部或零的需求曲线来解释榨取消费者盈余的现象,是很有意思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用的,但是要很小心。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要“全线”的,你买部车,它的轮胎、发动机,包括车里的CD机,都是跟着来的,那是不是为榨取消费者盈余呢?什么才能算做一件产品呢?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你买个冰箱,冰箱上有很多螺丝,这些螺丝是可以分开卖的,那它是不是为了榨取消费者盈余,或者是全线逼销呢?这是说不通的。
所以在这里,你们只要知道有榨取消费者盈余这个现象,同时要知道有“全部或零”的需求曲线(就行了)。
全部或零曲线的英文名叫 all or nothing demand。有用处,但要用得非常小心。什么叫做产品,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我现在要讲讲非常重要的,交换的定律。
假设有两个人,一个A,一个B,这是A的需求曲线,这个B的需求曲线,两条都是边际用值曲线。
现在假定有个固定的供应量,这条供应曲线是一条直上直落的线。假设这条线是这两个人之间的物品总供应量。
现在我再假设这个供应量完全在B那边,A一个都没有。B的边际用值是这么多,这条就是muv(B),A的边际用值是这么高,就是muv(A)。A的边际用值要高于B的边际用值。
如果A愿意出高价(钱或其他代价),B当然愿意放弃。那么当A获得物品的时候,他的边际用值就下降;而B放弃物品后,他的边际用值就上升。
A不断买进时,他的边际用值就下降;B每卖给A一件,就相当于A的边际用值下降一点。双方不断的上上下下,大约到某一点时,A的边际用值跟B的边际用值是相等的。
现在假设B放弃了这部份,A则拿了这么多。那么B的这个距离跟A的距离是相等的,清楚吗?
A现在给这个价,如果当作市价的话,那么就是零到Q(A)。A的消费者盈余就是这个三角形,B放弃了这个数字,他放弃的总用值是这里,但他的收入在这里。
只要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边际用值相等,他们就会达成交换。因为一个放弃导致边际用值上升,而另一个购入导致边际用值下降。直到A的边际用值等于B的边际用值。
消费者均衡就是说muv(A)等于市价,第二个消费者muv(B)也等于市价。所以市场均衡就是指:
muv(A)= Pk =muv(B)。
某样东西在市场上,比如苹果,你也要,我也要。如果苹果卖1元钱,你就会买到你的边际用值等于1元,他也会买到他的边际用值等于1元。有100个人边际用值都是1元,那就是市价。如果一个人边际用值是1元,但他没有苹果,那他就去交换。一直交换到边际用值大家相等为止。
现在同样分析,回到这一点上面,这是A的需求曲线,这是B的需求曲线,都是他们各自的边际用值曲线,现在我要画一条市场的边际用值曲线。A跟B要加起来成为一条曲线,成为一条市场的总曲线。
怎么加呢,要向横的方向加,不是向上加。苹果是要横着加,因为你吃的时候他吃不到,1元一个的时候,你要两个,他要三个,总需求是5个,所以要向横的方向加。
如果有个漂亮女孩,你想看一眼,他也想看一眼,看一眼一块钱,你看不妨碍他看。对美女的需求(只是看来说,不是说别的哦),市场需求曲线就要往上加。
现在不说女孩,还说苹果,怎么加呢?你们看我加一次。这一点这样,然后这样加(示范)
这样加起来就是大写的D,加起来的就是市场需求曲线。这个曲线加起来一定等于市场供应曲线。
这一点很重要,你们仔细听。市场的需求曲线跟市场的供应曲线相交的那点,就决定了市价。而不是书上说的什么压力。书上说这个是市场的供应曲线,这个是市场的需求曲线,如果高于这个价钱的时候,它就会有压力向下;而低于市价时,它会有压力向上。
这个压力,我读书的时候就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因为它胡说八道。马歇尔说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应曲线好象一把剪刀一样剪来剪去,也是胡说八道。
没有什么剪刀,也没有什么压力,而是市场上那些自私自利的人,为了争取自己最高的边际用值等于交换价值,也就是竞争加上自私自利。价钱低于边际用值就卖,高于边际用值就买,人人都是如此。
全部是自私自利,都是为了满足自己,为了把边际用值达到跟价格一致,就形成了市场需求和供应曲线,完全没有什么剪刀和压力的作用,不需要的。
你看这些课本,马歇尔说剪刀,没什么好剪的。你们的课本说,市场价格过高的时候,因为有剩余,所以有压力压来压去,有什么好压的。
我这个解释是1971年想出来的,现在很多课本都在用我这个解释,代替了马歇尔的剪刀,也代替了市场压力。
我再从头讲一次。市场上有很多需求曲线,一条条加上去,就形成了市场需求曲线;同样有很多供应者(存货),一笔笔加上去,就等于总存货。
所以价格的厘定,就是总需求跟总供给相交形成的市价。市价是无数自私的需求和供应者为追求自己的最大边际用值而形成的,当然这里不包含交易费用。
这是最简单的看法,为什么人会在市场上交易呢,因为大家都有钱赚,有利可图。你不可以搞得那么复杂。你可以用等优曲线分析,可以用盒子分析,很出名的四方盒,但那都太复杂了。
如果价钱低于市价,传统说法就是有短缺,我不用这个看法。每个人的边际用值不会等于价格,因为大家竞争而换来换去时,就会形成均衡价格(市价)。当价格低于市价时,就是说一定有某些人的边际用值高于价格,换过来说,如果价格高于市价的话,就会有更多人卖出物品。
不要用那些很神秘的东西来看,不要用剪刀来看。如果价格不均衡,自然会有人调整,直到每个人边际用值相等,并等于市价时,就形成均衡。这是最基本的交易理论。
有没有问题?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7c67901009dj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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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需求的分析 第三讲
我个人认为,需求定律在经济上没有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根本上是经济学者没有关注到最基本的问题:什么叫做价,什么叫做量,这是经济学上的关键问题。
现在的这些书本,基本上没有谈到什么叫做价,顶多提两句,根本没讲明白。量大约是在40年前,有一个(叫)Lester(?)的人曾经分析过。分析得不太对,但起码他分析过。
如果你既不知道价是什么,又不知道量是什么,你怎么可能知道需求定律呢?又怎么可能欣赏到需求曲线解释的威力呢?
假如你能够深入体会价和量的意义的话,那么这条曲线就会变化千万,解释威力无穷。书本上有说过,关于价,这里提一提。也就是说价通常指的是相对价格。
你们也知道甲的价钱相对乙的价钱,你们读的等优曲线分析,那条价格的线就是相对价格,否则你怎么会知道便宜还是吃亏呢?一个桔子换两个苹果,那个两个苹果就是一个桔子的价。换过来说,一个苹果等于半个桔子。
当你把钱放进去的时候,用钱来度量多少钱买苹果,多少钱买桔子,都是相对价格。否则你就不知道苹果跟桔子谁便宜谁贵。所以价格的变动永远是相对价格变动。
第二点是书上没怎么说过的,应该讲但是没有讲。据我所知的有关价格理论的课本,只有Stigler在《The future of quit》(?)的第二版,讲得比较明显一点。
Stigler认为价格永远是个现值(present value),也就是说今天的一元,跟明天的一元价格是不同的,一年后的一元放到今天,要用利率来折现的。所以 Stigler在我做学生时,是比其他经济学家高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讲价格是用折现后的现值。你不能把今天的一元跟明天的一元相比,也不能把明天的一元跟5年后的一元相比。
所以你要比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要照discounting value(折现值)来比较,通过利息市场来折现,所以它指的是现值。
通常来说的相对价格,是现值与现值相比。如果看过费雪的利息理论,就会知道,利息的存在是不需要有钱的,只要市场有交换,物品换物品也有利率的存在。
比如一个苹果等于两个桔子,是指折现后现在的价钱,所以在谈供应和需求的价格时,都是谈现值的比较。
我不能以今天桔子的价格,跟明天苹果的价格相比。同样不能把三年后桔子的价格跟五年后苹果的价格相比,这里有个时间的问题。
我们讲价格比较的时候,通常都要代到现在的价格来比较,所以价是现值。
这些课本里有的提,有的不提。我的老师阿尔钦,也永远指的是现值。但是普通的课本往往讲需求和供应的时候,并没有指明是什么时候的,所以有时会引起很大的困扰。
这是第二点关于价格的问题,有说过。第三点关于价格的问题是书上没有提过的,就是你指的这条需求曲线,你可以说这条需求曲线是静止的,或者是川流的。
我解释给你们听,当你说面包的需求的时候,你要说每天对面包的需求,还是一个人一生对面包的需求,然后代入现值?
你一生的面包,你可以去买一张面包券,凭着这张面包券你每天可以得到2个面包,直到100年。
所以你说面包的需求时,要清楚这是每天的面包,还是静止的面包券。
但是有时你在看Q的时候,你是看这个Q 在每一段时期的需求量,还是Q 一刹那的需求。其中的应用很重要,你要拿定主意,你的需求曲线在时间上是怎样应用的,要跟供应曲线相吻合才可以。
你对面包的需求,是指明天对面包的需求,还是一辈子对面包的需求,这个时限方面有它的delineation(?)。
这些书里都有提过,有些差的课本就完全不理,但很多课本都提到。通常来讲是指一刹那,那就不是一段时间,所以用的时候就需要注意时间的delineation,应该有个中文词,但一下想不起了,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先不讲这些,这都是课本上有的。有的没有,因为经济学有很多层面。
现在我先说这个价,然后代到可以看到的层面,因为需求定律用得好不好,就是你对价和量的阐释。如果你对价和量掌握得好,就会如有神助;如果掌握不好,那就怎么都推不出来。
我在1963年的时候考博士理论试,阿尔钦的第一题只有三个字:what is price?三个字就是一个题目。
那些同学都很厉害,但七八个学生里只有我一个人答对。你们怎么答?何谓价?
这是博士试题,如果你用相对价格来回答,那只是本科生的答案。我当时只回答了一句,我说价是消费者在边际上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就这么一句,我就过了关。
这就是我昨天提到的边际用值的问题,边际用值永远是最高边际用值。什么是价?价就是边际用值。
昨天我还提到过,全部或零的曲线,那个价是平均用值的价。如果你回家再画几个图来玩,这是全部或零的平均价,但是边际上的价跟它是一样的,你们可以回去再画画试试。
一个对价格的概念就是,价是最高的边际用值,这是比较正确的看法。
第二个对价的看法也是我的老师阿尔钦提出来的,他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价格理论专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象当时很多人认为萨缪尔森是最好的,但连萨缪尔森在内的很多人也都认为阿尔钦是最好的。
阿尔钦对价看得很深入,说了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要重要得多。
我们现在看这些课本,都是教你怎么决定价格,需求曲线跟供应曲线相交之处,有什么压力,决定什么价格,所谓均衡价格。
但我更改了,我说不是这么决定的。而是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每个都在追求边际用值等于价,就决定了价格。
但阿尔钦的看法,说这一点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价格是决定什么东西。答案是价格是决定输赢的一个准则,价高者得。我不管你有什么关系,不管你有什么学识,不管你长得多漂亮,你的价格高,你就赢。
他说价格就是一个准则,一个决定输赢的准则。
后来到了科斯的时候,他说在权利界定不清楚的时候,是不可能有价格的。这又是另外一个高人的看法。
而价格是决定输赢的准则,是经济学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在文革时,是要论资排辈,搞关系走后门的。这是一个准则,决定输赢的准则。你考试分数高不高,这是一个准则;选美也是一个准则。
价格也是个准则,是个竞争准则,你出的价格高就是赢家。从这点来说,阿尔钦本人非常反对当时许多政客的言论。因为包括现在都有很多人说,有钱人有钱买牛奶给狗吃;穷人却没钱买牛奶给小孩,这不公平。
但阿尔钦看来,这只是一个价格的竞争,因为有钱人可能不买牛奶给小孩喝,而穷人却买牛奶给狗喝,大家都是一个价钱,你愿意出就出,不愿意出就不出。有钱人当然有能力出得多一点,但他不一定愿意出。
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李嘉诚当然比我有钱,但我可以跟任何人打赌,他的相机一定没有我多。我那么喜欢摄影,有很多相机。他当然比我钱多,但我的相机比他多。不是我本来就多,而是在市场上我跟他竞争相机,他在价格上输给我了,很明显的输了。没什么公道不公道,大家出钱买,他舍不得出钱有什么办法?
这就是阿尔钦的看法,他认为价格是一种竞争的准则。再走深一点,那是我提出的了。是在一篇重要的文章,1974年的《价格管制理论》里提出来的。
你要左右价格,政府要左右价格,或者左右合约的安排,也就是说某种竞争准则你不允许他用,或者不允许他完全自由的去用,或者局部不让他用,其他准则一定会出现。
这些其他准则的出现,一定会导致租值消散,无可避免。因为价格是竞争定输赢的准则,如果你不允许这个准则自由浮动,干预它的使用,其他准则就一定会出现。
因为人与人之间一定有竞争,你不允许他这样竞争,那么第二种竞争就会出现。任何非价格的竞争准则,都一定会导致租值消散,这是我在1974年提出来的,只有价格的竞争准则不会导致租值消散。
我先谈谈租值消散的问题,这是有很长久的历史的。不要说太长的历史,太长不够时间讲。
1953年,一位叫做戈登的经济学家,写了一篇关于公海渔业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有很多问题,很多地方是错的,他是从别的地方抄过来的。他说公海不是私人拥有的,如果是私人拥有的话,那海里的鱼是值钱的,就有租值。但公海不是私人拥有,每个人都去海里捕鱼,谁来收他们的租呢?没有人收。那就变成很多人去捕鱼,结果大体上对,但严格上是错的。
在捕鱼这方面,捉鱼的劳动力成本,在均衡点上就等于鱼的价值,这就是公海的问题。
如果这公海是我的,我不会给人去乱捞,我可以租船给人去捕,也可以从每个人捕到的鱼进而分一部份租值。
而在公海里,每个人捕鱼的劳动力成本,就等于鱼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值钱的资产不是私有,大家都可以随便捕捉,是公共产权,那么公海的租值就下降到零了。这就是租值消散的前身。
发展下来,经过好几步,到1974年我分析价格管制时。我这个劳力士表是真的,20多年前买的,我拿到商店去每个人都说是假的。他说这是劳力士假货里的次品,后来看到表后边刻了我的名字,刻了字后里边还是金的,他就说哦,这是真的。
后来我拿到表厂去,他说假的假的,我说刻了字里边还是金的呀,他说那也是假的。没有办法——这表是20多年前我太太送给我的,应该是真的。
如果我卖这块表,你们举手,价高者得。虽然过了20多年,但劳力士价格很高,应该两三万元还是值的。只要你给的价格够高,我就卖给你。
但现在我把表放在这里拍卖,如果我不用价格准则,还有很多其他准则可以用,你们明白吗?
如果政府说不准我拿钱,那我就说哪个女孩最漂亮,我就给谁,那女孩们就争着去打扮,去买三买四;如果我说你们去排队,下个星期谁排第一就可以拿到表,那大家一早就去排队,甚至拿张凳子在那儿睡觉。
如果这只表的价格是2万元的话,那你睡那几晚的价值就是2万元。所以有很多准则的,你是要论资排辈,就会有人去做假身份证;你说谁功夫厉害就给谁,那就有人会打得头破血流。而他流血的价格,在边际上就等于这块表的价格。
所以你把价格拿开,总有其他准则会被引入。未必是全部租值都消散了,但在边际上是消散了。你想不出除了价格之外,还有什么准则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
而在市价上是没有租值消散的,因为他出的这个价钱是要拿东西来交换的。你要生产有所值,才会有钱来买这个手表。假如是排队轮序,先到先得的话,你排队花的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价格管制的分析,你不要说价格管得太低就会有短缺,管得太高就会有剩余。这种分析一点用都没有。你一采用价格管制,就等于价格这个竞争准则不能全用,那么一定会出现其他准则。某部份价格,再加上搞人际关系,排队,或者打架等等,总有其他准则会出现。
如果不让价格准则自由运用,其他准则一定会出现,而任何其他准则,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租值消散。你说价格管制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短缺或剩余,就是非均衡。非均衡的解释等于没有理论,完全没有解释力。因为你所谓的短缺,是指需求量大于供应量,但这些量是看不见的,而短缺也是看不见的,那么你说有价格管制就有短缺,说了等于没说。
但如果你说,因为有有价格管制会导致排队,那就等于有另外一个准则出现了。你让我知道其他的准则,找到另外一个均衡点容易之极,这就是问题所在。
如果价格管制不准我用价格准则,那会出现些什么准则呢?可能要排队,可能要搞政治手段,可能要倚老卖老,可能会有流血事件,可能会选美,有很多。
你现在给我一个价格,我可以马上可以分析出来(均衡条件),就象上次一样;如果你说要排队,我也可以马上把排队的均衡点分析给你看;你不许排队,说要选美,我也能找出均衡点。
但困难在于,把价格移开,你要找到其他方式的均衡点容易,但是什么准则会被采用却是个困难,有很多可能的准则,需要选哪种?
我1974年的文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价格管制分析的困难就在于,你不知道哪些准则会被采用,我的价格管制理论就是教你去决定哪种准则会被选择。这里先不讲。
科斯的看法,1937年,他说价格运用的成本是相当贵的,他把这个称之为交易费用。这篇文章重要,因为他实际上在问一个问题,比如市场里有个人在卖东西,卖花生、卖苹果、卖衣服,价格高的就继续做,价格低的就转去卖番薯。科斯看到(并提出)这个问题,在公司里职工是受到经理人指挥(不能自由选择),好象奴隶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的答案大致上是对的,就是你不知道价格,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价格,当你不知道价格时就会有公司出现。所以科斯和我的观点,就是我们不能反对政府的存在的,所以我们对哈耶克的理论并不是那么欣赏,就是对弗里德曼的有些观点我们也是有保留的。
市场不是无所不能的,很多东西是不能在市场上成交的,因为市价的形成是很难的。我去研究古董几十年了,到今天还搞不清楚,很难明白价格的形成。比如说唐三彩,街边卖50元,很有可能是真的,而同样的唐三彩在拍卖行要2、30万,这很难解释得清。
所以谈到价格的问题,不是每样东西都有价格的。但是你要理解价格是一个竞争的准则,是一个决定输赢的竞争准则,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其他准则都会多少有些租值消散。
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用的市价,通常就是市场的概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科斯一封信,讨论我的一篇文章。(信里写)你说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但是市价的厘定是有很大成本的,怎么不存在交易费用呢?
他就不明白我说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有了价格之后,市价本身不会再导致租值消散,而其他准则被采用后,还会再导致租值消散。
现在转谈这个量,这个更复杂,你们要明白,这是价,这是量,我这个价是指这个量的价,不是指这个量之外的价。
比如说你去买维生素丸,它是一瓶瓶卖的,它的价是指一瓶的价。瓶子上写明,有100粒维生素,每粒维生素里,有A、B、C等等含量各自多少,很详细。
但你买的时候是一瓶瓶算,所以买的时候是指每一瓶的价。而瓶子本身是不能吃的,但你还是以瓶来算。瓶里可能有很多东西,但我们说需求定律时,量指的就只是这个瓶子。
这里的量不是指瓶里的维生素丸,维生素丸里的有些成份,其需求曲线可能是向上的,因为里边有些成份你想不要都不行。有些人不需要某些成份,它的需求曲线就可能向上。
有的物品就是多质,维生素丸就是多质物品。有的物品是单质,就象金银,金就是金、银就是银,这就是单质物品。
我买一粒粒金,或者一块块金,都是金。银也没有复杂性。
买鸡蛋就有复杂性了,美国的鸡蛋是分AAA,AA和A三种等级,AAA的就大一些,AA小一些,A更小。除了大小之外,还分蛋黄够不够结实,把鸡蛋放上锅上六寸打开,让蛋黄落到锅里,然后量蛋黄摊开的宽度,宽度越小就越结实。这是美国农业署的规定。
你去买钻石最明显,你到批发商那里买钻石,他会拿出几百粒来,统统摆在你面前,然后你挑。它有硬度,有重量,也就是多少克拉;有颜色,按DEFG排下去;有瑕疵和全美之分,比如VVS1,VVS2,VS1,VS2;还有切工。
所以你挑的时候,有克拉,有颜色,有切工等等标准,你先称称钻石的重量,然后每一种质量都有它的价钱,四种算价。严格来说你买一粒钻石是有四条需求曲线的。
几百粒钻石里,你选了一粒,卖主就拿出计算器,把每一样价钱都算给你看,清清楚楚。
你买西瓜,也是多质的,维C,糖份,入口感受等等,你把瓜切开自己选,未必选得中。论斤卖也是多质的,但是没有钻石那么细致,因为它的度量很贵。你要买就买,不买就算,卖主不会告诉你维C成份多少,糖份多少。
而在西瓜丰收的时候,是论个卖,大的也是这么多钱,小的也是这么多钱,你们自己选。你去买西瓜,一个个算的时候,Q的单位就是个;一斤斤买的时候,Q的单位就是斤。如果西瓜突然变成稀有物品,那里边的每种成份也要单独计价,就会变得跟钻石一样复杂。
所以需求曲线所说的量,只是价格度量的量,如果不是度量的量就错了。
里边的量怎样变化,不在同一条需求曲线里;如果拆开来卖,可能有些是你不需要的成份。
所以我说需求定律的量跟价,永远是你交易时度量的量跟价。
所以你在运用需求定律的价跟量时,要看你怎么运用。你可以精细到象钻石那样有几条需求曲线;或者象维生素那样;或者象西瓜那样,假设它是甜的。再简单一点,就象买金银那样,纯金纯银。
有一个定律是我提出来的,我称之为合约第一定律:你度量好的价格,其监管费用较低;凡是没有度量的,监管费用就较高。
比如你去买东西,是论斤计的时候,他骗你斤两的机会不大,但骗你其他方面的机会就比较大;就象你请工人,以小时计,他骗时间的机会不多,但是他通过散漫工作来骗你的机会就比较大;如果你以件工计,一件件算,他骗你件数的机会不大,但他在骗你手工质量的机会就更大。
所以你计价度量方面,卖主骗你的机会是不大的。
有些问题,比如钻石,如果你把钻石跟宝石混在一起,你说这些是宝石大致的需求曲线;你也可以把整个农业整体来算。
但是如果你要解释市场的问题,只能是他怎么卖你就怎么算。如果要解释经济,你可以把所有农产品加起来当作一条需求曲线,但这样做的时候要很小心。
如果要解释人的行为的时候,市场成交的时候你要看他怎么度量,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市场上的度量有很多不同。
我记得在美国时,有一种叫做香柏的,他们把它横切成一段段,大约六寸厚。大大小小,拿来放在花园里当踏步,因为柏树不容易被虫蛀。
一棵大柏树,从上往下切,切出来的有大有小,他都摆在那里任你选。一件件算,不是论斤算,不管大小都是5元一件。大家就去选。一个星期后,被人选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他就减价成4元;两个星期后变成3元。
他这就是要你自己去选,选完后再决定调整价钱,因为他认为你们选好过他选,因为他选的不一定合你的意。
所以这个度量的问题很重要,到下一次我开始讲需求定律的解释威力时,这个价跟量,尤其是量可以是很多变化的。
到下个星期我讲局限变化时,就是价的变化了,但这个价不全是指市价。经济学常常讲市价,其实是价只是经济中很小的一部份。很多东西没有市场,但是有价,这个价就是代价。
何谓价,何谓量。你把量掌握好,第一知道它是度量什么,第二哪些它没有度量,为什么不度量,没有度量的东西变化又是怎样的?
这些是很重要的知识,你们一定要知道。明天你们就知道了,明天讲我曾经批评过的金山橙与苹果出口的例子,他们吵来吵去都是错的,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糖的成份。
你们对需求定律用得不够多,就是不知道怎样用。价钱不一定是市价,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完全没有市场,但是仍然有需求定律,因为他有代价,他考虑捕鱼还是去种树,同样受需求定律的控制。
另一个重点,就是你们说价和量的转变,说的究竟是什么量,有没有度量到?所以需求定律不受重视,就是一般人不懂得用。
阿尔钦非常重视,弗里德曼很重视,斯蒂格勒也很重视。但我觉得他们还是用得不够好。不够好的原因,是在美国对市场的观察不如在中国和亚洲一带。他们那边的欺骗行为比较少,这边欺骗行为比较多,欺骗行为对我是有很大启发性的,你们看我的论文选集就知道。
我的合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都是从欺骗行为想出来的。这边的欺骗行为比美国多很多,尤其你们曾经看过,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欺骗定律》,里边说现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在骗人。从经济学上来看,所有人都骗和所有人都不骗,在效果上是一样的。
就象在街边卖菜,有人会不断淋水,因为浇了水的菜不但好看,重量也增加了。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浇水,跟所有人都浇水的效果是一样的。
再象香港市场上卖螃蟹,淡水蟹也用一条粗粗的咸水草绑住,咸水草浸湿后,螃蟹起码重一半,而卖螃解时是连草一起卖的。结果有人就被政府起诉,说他们欺骗。政府是很蠢的,用草扎蟹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草沾上水当然会重,但是个个都这么做,在竞争之下跟没有人这么做效果是一样的,没什么分别。
所以你们就是要不断观察,价格是指什么价,量是指什么量。你不能说维生素一粒粒算;象西瓜是一个个算,那其他的质量是怎样变化的呢?你不可能把维C单独抽出来计算,所以你们做学生时就要到处去市场观察,研究讨价还价的现象。
你们知道讨价还价是很厉害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明天我们谈怎样验证需求证律,给大家表演一下需求定律的威力。现在开始问问题。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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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需求的分析 第四讲
(需求定律与吉芬物品)是势不两立的,就这么简单。你说有,是因为传统上说有,你说没有……我的老师赫舒拉发,他当然说没有,他对我说假如有吉芬物品就没有经济学了。但他在最近写的那本经济学课本里又说有,那是没办法。
在一些三流的课本里,很多东西都是错的,赫舒拉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是一位很伟大的天才,当然知道是没有的。但是为了卖钱,只能这样说。
你要明白美国的教育制度,上课时用哪本教材是教授说了算,那些教授是5、60年代学的,现在是大教授了,他学的时候是有吉芬物品,现在教材里说没有,他怎么教?因为教材是他指定学生买的。
当年有出版社出很高价钱叫我写教科书,我说我不写,所以我写了这三本《经济解释》,不是教科书。教科书是要各方面妥协的。
假如需求的行为被事实推翻了,那就是吉芬物品。任何科学要解释什么,是不能有例外的,如果你说吉芬物品是例外,其他也是例外,那你的理论到底要解释什么?那叫什么科学?
被事实推翻就是被推翻,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就要去尽量修改局限条件。但你不可以,任何解释都不能错,所以写教科书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要想学阿尔钦的,逻辑可以存在,但我不允许它存在。所以你要学经济学,(吉芬物品)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相信吉芬物品)是很白痴的,但是很多大学都这么教。为什么这么教?因为他不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觉得经济学可以随便搞,所以象现在宏观调控乱七八糟,可取的是要解释现象,经济学能不能解释现象?我说可以。但很多人说经济学不是一门准确的科学,有时准有时不准。
我这儿有一百块钱,丢在一个很多人的地方,没有警察,我说这一百块钱会不见,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我说这个笔没有风吹时会往下掉,谁敢跟我打赌?它当然有可能会往上走,不是不可能的,但谁敢跟我打赌?(再讲一次钱的问题)
为什么不见呢?物理学解释不了,化学解释不了,生物学解释不了,心理学也解释不了,但经济学解释得了。(掌声)
为什么说经济学解释不准确呢?一百块钱扔在那儿,在某些局限条件下,我可以让它不见得快些;某些条件下我可以让它不见得慢些,经济学和物理学有什么分别?
你们说物理学是精确的科学,经济学不是。什么叫做度量?很多研究经济学的都不清楚,度量就是数字的武断排列。
什么叫精确的度量,你认为物理的精确吗?还是化学的精确?精确的含义不是小数点后有多少位,而是一般人的认同性。
因为所有的观察都是主观的,我说这个杯子在这儿,你说有没有?我说有是因为我看见有,你也看见有,所以你说有。如果有第三个人发神经说没有,我们也没有办法的。
我说有上帝,你说没上帝,上帝是观察不到的,所以这是不同性质的问题。这是经济学以外的学问,西方哲学的学问。
一般人去教经济,学经济,什么学问都说不上,就在度量上去争论。
很多人以为我不懂数学,或者说不喜欢做回归分析,不懂回归分析。我当年在石油公司研究的时候,做回归分析是天之骄子。说起来是30多年前的事了,我当年绝对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统计专家。
我知道做统计的回归分析,在处理资料时是很辛苦的,但是有很多问题。我知道很多博士硕士做论文时做回归分析,做了以后是为了发表,因为不做回归分析很多地方就不让发表。
有博士生跟我说,国内有十大学报,如果你不做回归分析,(这些学报)都不会发表的。这些根本就不是学问。
回归分析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它不可靠。它的好处是能够帮你系统的整理资料,不好的地方就是不可靠。
你可以用回归分析来骗人,自己可能受骗,很大的问题。我当年去AT&T做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做回归分析的天下第一高手,他跟我是好朋友,在一起聊回归分析的问题时,他就说不可靠。
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只要你的资料够多,试这样、试那样,总会试到TB值够高的。
还有很多麻烦的事,我做石油研究的时候,石油是很多质的物品。你把那些资料拿来,把数字排上去,画一条线。问题是有一点是分开的,你明知它是错的,但是资料存在,你也没办法。你不能说我不要这一点,或者改了它。因为你把数字改了的话,整条曲线都不一样了,所以你不能改人家(的数据)。
你说不可能有这点,是打错了,但是你不能改。现在的回归分析进步了,不喜欢就可以把它移开,有很多理由。但这么做就叫解释吗?这只能叫自欺欺人。
我不是说你不能做回归分析,但是你不要被回归分析给蒙骗了。我的做法,两点就够了,然后再找两点,再找两点。
也就是说,如果A发生,B就发生;如果B不发生,A不会发生。如果B不发生,而A却发生了,那就错了。你要保证A和B都是能被看到的,用逻辑推出A和B的假设,在这里边有些A或B是看不到的,你就要加些局限条件,在科学上叫加些验证条件,然后得出结论。
如果你找到没有B(的情况),那么有没有A呢?如果有A的话,那你的理论就是错的。
A和B是两点,你做完一点,再去找另一点。可以两点两点这么做下去。这样你可以很容易解释世事,不需要整一大堆数字。
我1967年去芝加哥大学时看见学生有那么多数字在做,就知道经济学的危机要发生了。那时刚开始用电脑,回归分析可以做得非常快,那你就把数字放进去吧。
那时还没有硬盘,只有一张纸卡,IBM的,学生都在搜集资料,一盒盒的纸卡放进去,然后得出结论。
一个变数在这里,再把其他因素加进去。你这么做的时候,摆进两三个变数进去,换来换去都是那么回事,一夜之间可以把纸卡做那么厚,然后看T值够不够大,以为大就是可靠的。你们都做过,看T值是不是大过2。如果大过2就取那个值,这真是悲剧,悲剧!
你们知道回归分析在做什么吗?如果你有几个变数,我跟你打赌,完全没关系的数字加到里边,总会有T值大过2的。总会有一个是对的,完全不相干的也会有。
这真的很傻,你放堆垃圾进去,都会有T出来的。
弗里德曼当年跟我说,我跟他说回归分析都是神经的,他自己也知道,说这叫做“garbage in garbage out”,垃圾进去垃圾出来。
我跟你打个赌,你把些完全不相干的垃圾放进去,总可以搞出一个有关的来。你以为找到一个T值比2大,就算找到了解释,实在太可怜了。
你不只要需求定律掌握的好,还要对这个世界知道得很多,到市场上去看,知道很多事情。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都是科学,但它们彼此之间的科学方法都是很不同的。有相同的地方,科学方法基本是相同的,具体方法不一样,但它们都有实验室。
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从科学方法上跟物理学上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能把物理、化学的概念搬过来照用,就象不能把化学搬到物理学上。
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很简单,只有两样。只是处理方法不一样。以我个人来说,现在已经说了40多年了,你的理论一定要简单,不简单是没有机会的。简单得只剩一条需求曲线,没有其他的了。
经济学的其他理论,象生产函数这些,我也都知道,但是我认为没什么大用。但这条需求曲线,我不能没有它。
理论虽然这么简单,但是变化却会很复杂。你要对世界认识很多,有什么局限出来,你要怎么用需示定律。在哪些局限条件下,你要转换成可观察的事实,这些都是要考真功夫的。
这不是什么天才不天才的问题,也不是能教你的,你要到外边世界去跑。你看到某些情况要会举一反三。
不止是一两个现象,你要见过数以千计的现象。所以一旦遇见新现象的时候,你就要想到已经解释过的类似现象。通常来说,解释是比较快的,通常马上就能找到类似的解释,有些比较古怪的现象可能要想半小时,有些要想好多天。
象我解释小费的问题,想了很久都没想出来,结果只好亲自到餐厅去问,一问就知道答案了。为什么要给小费?一些地方是客人觉得服务满意,自己给小费;但是有些高级餐厅,它是强迫加10%至15%的小费,怎样解释?其实挺困难的。
你让现在有名的经济学家,10个来我面前,10个都解释不出来。不是说他们蠢,而是那时候的经济理论不够,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真实世界了解不够。
我为小费这个问题,没有怎么认真想过,因为我知道我要解释很容易。到了写《经济解释》“供应的行为”的时候,我还是搞不清楚,我又懒得想,就亲自到餐厅去问。一问就知道了。
如果你不了解真实世界的话,为什么会有强逼小费是很难解释的。但你去一问就知道,完全都不难,所以问题是理论一定要简单,然后要四处跑。日积月累。
你想想,我六、七岁的时候,饥荒时就在广西满街跑。在二战后我在香港底层社会到处跑,所以对社会现象知道得很多。来来去去都是简单的需求定律,加上局限变化。任何现象拿给我,我都会想到很多类似的现象。
我那篇座位票价偏低的文章,几分钟就想到答案,用几个晚上证实它。一说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不是天才,你不知道外边的世事是没有办法(想出来)的,光抱着那些复杂的生产函数是想不出来的。
你用那些博弈理论,那么多符号我都不知道代表什么,这是很头痛的事。我想举这个例子,是个相当好的例子,你的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但需求量不存在,怎么观察?有这个问题。
在美国、香港,应该大陆也有,有些老师拿到研究金,学校给他一笔钱做研究金,不是加薪水,这笔研究金虽然是我张五常的,但我不能拿去旅游,不能拿去吃饭,只能用在跟研究有关的开支上,比如复印资料。
你可以想象,如果大学给我5万元一年,这个钱我不能拿去吃饭,不能拿去找女人,只能用在研究相关用途上。但是你也可以加我薪水,每年加5万元,那我这5万元既能复印,又能吃饭、找女朋友。
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哪种的复印费会多一些呢?答案是研究金会多一些。对这5万元来说如果只能做研究,那我就多复印一些;如果是薪水,那我就少复印一些。
这不是因为我忠于研究所以复印得多,而是因为用研究金复印是比较便宜的,虽然价格相等。它的意义是如果这一元是我的薪水,那它的价值是一元;但如果这一元是学校控制(只能做研究)的,那对我来说它就不值一元。
假如这一元在我口袋里,我干什么都行,那它就是一元;如果是研究金,那它对我可能只值四毛钱。所以复印价格虽然一样,但是对我来说,复印一元,研究金只需4毛,我当然复印更多。
这个例子,第一是非常准确,如果有这个情况一定会变多,绝对不会错,就象100元不见一样的道理;第二,我不知道复印的需求量是什么,不需要知道,但是我加些局限条件进去,局限条件转变,需求就会出现变化。我加个研究金(条件)进去,研究金转变,需求就会转变,逻辑井然。
可以看得见,在这种情况下,拿研究金的专家的行为选择是看得见的。这就叫验证条件,在科学上叫做(test foundation),在我推荐你们看的英文论文选里,不是我写那本,第一篇是Hempel写的,是篇好文章。最浅就是这篇,我看过很多。
20世纪的哲学大师当然是卡尔纳普(Carl Carnap),但他的东西太深,你们看不懂。而这篇是最浅最浅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看这篇,在这一篇里他叫做 test foundation,验证条件,经济学上就叫做局限条件的转变。
你们明白这个例子吗?很清楚的。需求量可以转变成成交量。这种解释严格来说,你凭这篇解释,细心找多些资料,就能写篇文章。资料不容易找,如果有足够资料,你就能写成一篇文章。如果你能在文章里把它成功一般化,那么就是一篇重要的文章。有两三篇这样的文章,你就值得拿诺贝尔奖。
虽然我没有拿到,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学报)编辑跟我说我很想登你这篇文章,但你的文章太长了,你把它缩短几页吧。
结果我把开头几页切掉,在新的《经济解释》里又加上去了。后边的一般化,我不敢写得太长,写了一两页就收尾。
后来有三个经济学家,把我最后一段话再往前推一点,搞成效率工资理论,三个人都拿了诺贝尔奖。
你要解释现象,用需求定律加上局限变化,有些分析是很妙的。象我解释全线逼销,很妙的,不是开玩笑,真是很妙的。
当你解释了几个现象以后,就可以把它一般化。科斯在发明科斯定律的时候,做了个音波频率(的例子),然后把它一般化,就成了科斯定律。
史德拉说得很清楚的,科斯定律是整个20世纪经济思想史上最大的大事。他说得很清楚,100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就是科斯定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那么一点,然后把它一般化。
阿尔钦(对橙的外销)提出的解释本来是很精彩的,结果芝加哥大学有两个教授说他是错的,搞得很麻烦。后来我有个学生回应,也是不对的。几年前我终于找到答案,
他说这个加州出产的橙,叫做新奇士(Sunkist),是加州的特产。但是加州本地却很少新奇士卖,全部都出口了。
为什么要把好水果出口呢?后来我的学生把它推到苹果上,最有名的华盛顿苹果,为什么最好的水果都是外销的呢?
阿尔钦的解释,听起来是很对的。他说假如在加州,或者说华盛顿州。他说的是橙,但现在都说苹果了,我们就说苹果。
假如说在华盛顿有一批优质苹果,一些次等苹果。次等苹果1元一斤,好的苹果2元一斤,它们的价格比例是2:1。
但是你如果把苹果运到香港,你要加运费。如果每个苹果加一元运费,那么贵的苹果就是3元一斤,次等的就是2元一斤,价格就变成了3:2,等于1.5:1。
因为我们的价格都说相对价格,所以这些苹果运到中国或者香港,质量高的苹果,反而相对价格低,因为加了一个固定的运费。
这个解释非常漂亮,它解释了为什么好水果外销的原因:因为外销时好水果的相对价格降低了。这个解释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当年做学生也都说对。
这个问题,60年代两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写了篇文章,他们用等优曲线分析,把优质的放这儿,次优放一边,清清楚楚的证明了我的老师阿尔钦是错的,这就麻烦了。
这两个教授其实是相当蠢的,他们举的反证例子,说你吃龙虾,不是要到龙虾产地波士顿吃的最好吗?好龙虾只能在波士顿才能吃到。
他们举这个例子真够蠢的,因为龙虾如果空运的话起码会失去一半重量;你要吃新鲜的当然在本地吃比较新鲜啦。
但对于外销农产品来说,波士顿如果真想出口龙虾,也不会把坏的龙虾出口,因为出去后它的质量就更差了。
这个问题的证明方法,看来看去我的老师的说法是错的。他错在哪儿呢?因为这个现象太普及了,比如你买到一幅很好的地,又有风景,空气又好,你在那儿建房,不会建个差的房子,那只会血本无归。
你坐飞机到法国,去名餐厅里吃一顿,你不会点差的红酒。比如说我是很难去听一场音乐会,要推很多事才能去听一场,那我不会去买最差的票。这都是同类现象。你到一个高档餐厅去吃饭,不会点个汉堡包吃,他也根本没有得卖,这是规律。
如果阿尔钦是对的话,这些所有规律都是可以用需求定律来解释的。但是芝加哥大学的两个教授非常清楚的证明了阿尔钦是错的,这件事在70年代一直闹到现在,很多写文章,都是错的。后来当然是我找到了正确的解释。
我的解释很简单,无论是阿尔钦,还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们不能简单地说优质、劣质,因为这是看不出来的。如果你把苹果,甲种苹果和乙种苹果,你说它优质的含义是指糖份多一些,你把糖分计算进去,计算还是一样的,两种苹果,优势的加了糖分,而劣质的没有加。于是就变成糖越多,运费就越低。
芝加哥的教授搞错的是,他们说优质苹果、次质苹果,但没有把糖分抽取出来,那当然什么曲线都搞不出来。这也是我之前上课时说的,何谓量是很重要的。
苹果是论个算的,但是糖分应该是有价格的,甜一些的要贵些。但是因为糖分的运费是零,你加上去,自然就出来了。这也是需求定律。
当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妈妈给我寄东西,衣服呀,维生素呀,能塞多少就塞多少,反正是以箱计运费,能塞多少就塞多少。这是母亲的爱,但也可以用需求定律解释。
在香港,读补习班要另外交钱,400块钱一个月,上4堂课,也就是100块钱一堂课,没有学生缺席。在香港大学,免费上课,就有的学生整个学期都不来上课,这也是需求定律。
私立大学自己交学费,学生努力很多,也是需求定律。女孩去追男孩,不会把墨汁涂在脸上,也是需求定律。你可以越想越多,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不用需求定律的。
我写中国婚姻制度的文章,对婚姻的分析也是用需求定律;我写座位的票价,整个都是需求定律,但是局限条件和验证条件的变化要玩得很有深度。
你要分析世界,就需要观察世事。象现在你给我举个例子,我可以在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内,想到很多很多相类或类似的例子告诉你。
你们要多出去走动。那条需求曲线,有一个定律叫边际产出下降定律,有条曲线叫边际产出曲线。你们知道这条线吧,它是跟需求曲线是一样的。你不用管它是生产还是消费,总之是出价就可以了。
我当年就提出来,我在床上睡觉,到底是消费呢?还是投资生产呢?我怎么知道。
我不睡觉怎么能生产,但睡觉是消费享受,还是生产投资,是很难分的,也不用分。但是要知道它们都是向右下倾斜,需求曲线用起来时,我把它当作生产曲线也没有问题,你把它叫做边际也好,叫做消费者盈余也好,用起来是完全一样的。
下个星期我们会说到,公司跟市场怎么分开。其实只是合约的安排不同,没有必要去区分。关于理论的学习这个问题,我当年学生的时候,也学得非常复杂的,然后把它简化,然后再学到很复杂,再简化,这样反复多次,到了现在我只用简单的,复杂的不理,但是变化千万。
我对简单理论的掌握,自己很有信心,我曾经学过复杂理论。好象科斯,他对简单理论掌握得好,但是复杂理论他却没怎么学过,所以也有问题。
你需不需要学复杂的理论,有的人不学复杂的,就无法掌握简单的;而象科斯,他简单的掌握得很好,但你一说复杂的他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而他是天才。
我自己的经历是,如果不学复杂的,我是不可能(把理论)化解到这么简单,很多人问我,但吓不到我,因为我教过。象那些什么劳动生产曲线,你怎么用我都知道,因为我曾经靠它骗饭吃。
而现在的问题是,我虽然只用浅的,但我对这浅的掌握已经到了顶级。我现在对浅的理论掌握应该比科斯还要多,但是我当年曾经教过高深的理论。
一个人需不需要读高深的理论呢?我也不知道。而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老师只教你们读复杂的理论,却不教你们怎样走回浅的理论,你们懂深不懂浅,等于不懂,这是你们的悲哀。
好了,问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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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局限的选择 第一讲
昨天有同学问我,抵制家乐福的现象怎么解释,因为家乐福降价了需求却没有增加。当时我说如果家乐福免费的话,那抢的人就多了。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这样解释,就象下雨天伞虽然没有降价,但卖得要多一些那样,家乐福的问题显然不是价格降低那么简单,而是整条需求曲线都向左移了。
也就是说什么东西会影响需求变动,或者需求量的变动是两回事。需求量的变动就是价格引起的,而需求(曲线)的变动,则是价格以外的因素引起的。这些课本中都讲过,但是同学们都不记得了,本来很简单的问题,结果把答案搞错了。
我不是替自己做广告,我的三卷本经济解释大致上是做得最好的,还有一些需要修改和补充的部分,我自己过一两年会再修改。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些概念的问题,概念的问题是比较奇怪的。我知道在这么多学问之中,概念在经济学里是特别重要的。其他的学问里,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当然重要,但不是任何时候都重要,而经济学里特别重要。概念错了就全错了。
为什么概念那么重要呢?你们知道科学跟经济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似的地方,但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把物理学的概念如出一辙地搬到经济学里,有些地方是适用的,但适用的地方有多少是个问题。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理论要简单,而简单的理论变化可以非常复杂,可以有千变万化。所以你要对真实世界花很多功夫,才能理解一点。你要对真实世界理解很多,才能解释现象,这是我跟科斯都深信的。有些人取些方程式,以为就可以推出世界变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听说就是这么推出来的。
但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不是爱因斯坦;第二,爱因斯坦推出相对论,我不认为他完全没有观察的启发。爱因斯坦是天才,这是无话可说的,但他也一定受到某些现象的启发。
经济学方面,分析和观察是很重要的。理论要简单,只是需求定律,还有我今天要讲的局限变化。但是变化的复杂性要做得很细腻,何谓量、何谓价,你要掌握得很准确,然后对真实世界认识很清楚。
假如概念掌握不清楚,推理就会出问题。经济学的概念,它的演进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从斯密讲起,到了李嘉图、米尔,然后到马歇尔,就是到了马歇尔,这是19世纪的伟大天才,初中生都知道马歇尔,他对价格理论还是搞不清。
斯密对价格的概念也没搞清,经过这么多年,今天的概念在我来看大致上是好的了。我自己对经济学的解释和推测,就是简单理论加上很细腻,很多的变化。(因为)我对概念掌握得好,所以基本上是没错的,没错好几十年了。
所以你们看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我对收入的讲法,我说租值,我说收入,我说利息,说到盈利,这些概念你们要反复重读。这些概念大都不是我发明的,有些是,但大部份不是我发明的。
我是跟着以前的讲法,得到很多大师教诲,然后自己全身投入进去,不断用理论来解释世事,然后我就掌握了这些概念。
概念掌握得好,有简单理论在手上,推理来去纵横,很少错的。
我绝对不是想批评任何人,但就连我非常欣赏的杨小凯,他对成本的概念也没有掌握得好,不是说书上教你一两句就算你掌握了,他对比较优势定律的掌握是对的。
这个世界不是有那么多杨小凯的。如果杨小凯当年不是被关十年,他超越我们之上应该不是困难的事。你们要理解,他的天赋是没有什么需要怀疑的,但他没有正式读过本科经济。他到普林斯顿几年就拿了博士,你不能说他不厉害,我做不到。
但是对概念的掌握,你稍微差一点,那你就中计了。杨小凯有一篇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有新观念,但是我一看他那个推理的方法,以为自己有个新的理论,其实是因为他对成本的概念掌握得不够好。如果掌握得够好的话,他的推理会不同,可能还会走得更远。
所以我们说这个基本概念,我只有今天一堂课来讲,能讲多少讲多少,尽量讲重点。如果不明白你们再去看我的书。
我首先要从收入说起,收入的英文是income,有很多说法,但我始终选择费沙,费沙认为,任何资产,只要使用可以增加收入的都是资产。一块地、一匹马、一棵果树,这个收入是个川流的概念。
所以费沙在他最有名的书(《利息理论》)里第一句话就说,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句号,第二段。
所以大师落笔就是这种风范,你可以想象,他是想了很多才想到这个说法。他的意思就是说,收入是不断转变的,是川流不息的。
一棵果树种下去,不是结果时才有收入的,果树长大是一种收入,开花是一种收入,结果是一种收入,假如台风把花吹落,也是一种收入(负收入),所以它的收入是不停的。
我们先说传统的,用英文字母Y代表收入,时间可以是一天、一星期、一个月甚至是一年,是有时间性的。我先把它记下来(公式见图表)。
这个Y0、Y1、Y2……是不同时期的收入,一直可以到无限。这是现在的收入,这是折现,到了这一点叫财富。财富是(预期收入的)折现,不是川流,其他都是川流。
通常来说,这个Y0就等于资本,资本等于总财富去掉现在的收入。但如果每个时期够短的话,Y0就会接近于零,所以严格来说,财富和资本是相等的。
你再看下去。这个到无限的话,这个方程式就会有这个情况,这个方程式非常重要。Y在每个时期的收入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相等的数量,因此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收入,这个收入叫 annuity income,可以用Y上加一杠表达,所以就出现这个非常重要的方程式。其中i是利息率,你们要记住。
利息率没有市场是不可以存在的。假如没有市场,我们不知道财富是什么。没有市场的时候,我们有资产,但是不能有资本,因为它没有利息率。而利息率的存在,费沙说得对,是不需要货币的,但是需要有市场。
有市场呢,回头看科斯定律的时候,一定要有私有产权才会有市场的。有许多情况下没有市场,但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概念,只是在边际上用得到。如果完全没有市场,那就连边际上使用都不行。
有一点市场,可以在边际上考虑。这里所说的边际,并不是杨小凯那些人所说的边际,我说的边际概念,任何变动都是边际,不一定要到无限小才是。任何转变都是边际有转变。
在很多情况下,未必到无限期,这不重要。过了十几年后,无限就不值钱了,离时间越远,收入越不值钱,而是后边这个方程式才重要。如果你知道这个方程式,这个收入就等于财富乘以利息率,那么财富乘以利息率等于利息。所以费沙的伟大结论: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利息是收入的全部。这点很重要。
这个方程式重要,弗里德曼的世界名著《消费函数理论》(1957),弗里德曼跟我说过无数次,说这本书是他平生最重要的著作。
简单地说,其实应该是从费沙那边搬过去的,但弗里德曼超越了费沙。就算你从费沙那边搬过去又怎么样呢,你怎么样找证据证明它是对的,这是很艰难的,所以说弗里德曼是天才,没得好说的,想起来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才四十几岁。大概刚刚四十出头,如日方中。
他的基本思想是很简单的,这些收入是会上上下下的。弗里德曼说,人们不是因为一时的收入增加而增加消费,也不是因为(短期)收入减少才减少消费,他们的消费是看这个(总财富)的,你的财富增加,收入增加,你不会因为今天没有工作而减少消费。
严格来说,这是费沙的观点,在我推荐的英文读物里,有将费沙有关的作品放到里边。说起来这是侵犯版权,但是为了学生,他也不会吵的。
在费沙的那一章里,他的解释就是说,你想增加平生的消费,那你就要增加总财富,而不是这个(一时收入)。他的解释是我见过的最精彩的,很难找到这么精彩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选择平生怎样消费,如果想增加平生消费,比如你想年青时消费多些,或者年老时消费多些。不管你怎么选,要选增加最大的财富,
你选的职业,要选那个职业带来的最大财富。
这就是 wealth maximization 那个假设或者叫公理。你把它maximise,极大化,很多人说极大化就是utility,是效用,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这种东西存在,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存在。
那你能不能用utility呢?可以。经济学任何理论,它的出发点,可以抽象就抽象。象utility,效用或功用,是没有这样东西的。但很多都这么用,象经济学里边的utility function(效用函数),很多人都这样用的,包括贝克尔也这么用,他是大师级的,也这么用。
但我个人的选择,就是空中楼阁,没有的东西,用得越少越好。因为你原则上看不见,效用这种东西,如果没有边沁就不存在。重要的是需求定律,也就是价格变动引起需求量变动,而需求量变动跟价格变动是此起彼伏的。而这个需求量是看不到的,没有这种东西的,真实世界有的只是成交量。
就这么一点,已经搞得满头烟了。你再搞出个效用来,原则上是看不见的,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可以不用就不要用。我个人用不用呢?我就用这个, wealth maximization, 我用这个wealth maximization。原则上看得见,而且也往往看得见。就这样简单。
你拿两块钱和一块钱让我选,我当然选两块钱。我的老师阿尔钦可能对贝克尔有影响,他当年教我的时候,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价格理论(家)。他说不可以放弃效用这个概念,他选这个,因为他喜欢utility,他的理由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在市场上成交的,所以有些东西是不可以用财富来度量的,这种情况下就要用效用,争取效用极大化或者说争取财富极大化。
举个例子,比如友情,友情能不能出卖呢?原则上很多人出卖友情的。再比如说对儿女的爱,能不能出卖?一个人的声誉是很难出卖的,张五常的声誉,是好是坏也不能出卖的。如果我的声誉能出卖,那我就发达了,我可以把不好的卖掉,只留下好的,但这是卖不掉的。
阿尔钦把这些称为 non-pecuniary goods,也就是不可以用金钱度量的,就要用效用。这点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的原因很简单,我承认象声誉这样的东西是不能在市场上买卖的,但是是可以替代的。比如说我今天来这边教书,你们没有付钱给我。你们没有给钱我,那我为什么来教呢?我不是简单来教的。我过了马路来教的, 我过了马路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我被车子撞死的机会很小,但不是零。我肯定是牺牲了生命的一小点来教你们的。
在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说某样东西一定要能够在市场成交才能够看到价格,你只要找到替代物,因为阿尔钦也同意,替代定律就是说可以用任何东西替换任何东西。只要我付出够少,换回的够多,我就愿意换。
我对自己的儿女怎么会不爱呢,但是只要放弃一点儿对他们的爱,而换到足够多的金钱或物品,那我就减少对他们的爱啦。比如我本来要今晚给他们打电话,如果你给我1000元,那我今晚就不打了,改成明天打。
因为有这个替代定律,那些所谓non-pecuniary goods,是可以被替换的。而你考虑这个问题只需要在边际上考虑,分析它在边际上的转变,而不需要知道总财富的多少。所以争取极大化是可以不用效用的。
我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讲到儿女产权与中国婚姻制度,讲到童养媳、盲婚、娶妾侍等行为,解释中国的婚姻制度,我没有用任何的效用分析。只是用了争取财富极大化的假设。
很可惜,在那篇文章后边有一段很长的,对效用理论的批评,把效用理论批得体无完肤,连我的老师、贝克尔都批评进去了。非常精彩。
但当年我寄去的英国杂志《经济学报》,编辑回信说太长了,能不能缩短一些。我又懒得做,就将最后批评效用理论的一段删掉了。结果文章发表出来,布坎南和塔洛克,他们看过我的原文,又见了发表的文章,就骂我说怎么把最精彩的一段删掉了。结果我去找原稿也找不到了。
所以从我个人来说,我是反对效用的。不是因为它推不出来,而是因为它本身不存在,所以很容易陷入套套逻辑,一不小心就容易中计。所以可以不用就不用。
所以你看看这个方程式里,这个利息等于收入,这是很重要的。还有这条方程式,用总量代替了无限的分析,这是很重要的。
上边的分析是很复杂的,但下边这个不复杂,这是很重要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计算投资,都是用下边这个方程式来计算,非常简单。这个方程式非常好用,它简单、够快。
而费沙的说法,任何投资都是要争取这个极大化。如果这是一个固定的无尽期的收入,那你争取这个极大化和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收入的极大化到底是指哪一个,不要搞错了。通常来说都是指这个。我那篇讲中国婚姻制度的文章里分析,我不是说中国的父母对儿女没有爱,而是从父母争取这个利益的极大化角度来分析的。种种行为都可以从争取财富极大化来解释。
跳开来讲,有一次我跟阿尔钦书信来往时,提到费沙说“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而是收入的全部。”但是我说,利息不是成本的局部,而是成本的全部。当你这么看的时候,利息等于收入的全部,同时利息也等于成本的全部。
这里要跳多几层,到了讲生产成本的问题时,你来来去去都要知道这一点,所有成本都可以用利息来代替。
我可以再补充一点,收入减掉消费就是储蓄,而储蓄就等于投资。费沙在一般性的理论中,资本这个概念,古典经济学怎么都搞不掂,直到费沙才搞清楚。1930年左右搞清楚的,任何可以带来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这些收入的折现就是资本。
在这个时期里,你有收入而不用,就相当于储蓄,也就是投资。所以你在田里种菜,拨一根草就是投资,你下点肥料也是投资。
对于投资应该怎样看?比如我收藏一张画,是消费呢?还是投资呢?这个问题人们搞得乱七八糟。
实际上,当这张画挂在墙上时,我看一眼,这是消费;但是这幅画将来可能升值,所以这又是投资;所以有人叫我买画。我说我买画是为了收藏,不是为了“收视”,如果为了“收视”,我家里哪儿挂得了那么多画?
那有人叫我买幅画回去,我没有地方挂了。那我如果不是为了升值,我还买回去干什么呢?所以买一幅画,你收回来是为了“视”,还是为了“藏”,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还有我常常爱举的一个例子,一个人睡觉,是应该视为投资呢?还是看作消费?这很难考虑。所以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你要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地上街,也就是为了让男人多看她一眼,你说是投资呢还是消费?我觉得还是投资的机会大一点。
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接着讲。
刚才我已经讲了财富、资本、收入、利息、利率等等。我还要补充一点,市场上的利率可以很复杂,你去银行存款的是利率,香港的大耳窿借钱也是利率,宏观经济里乱七八糟,有实际利率,还有非实质利率,五花八门。
费沙的概念,是假设没有金钱存在;也假设没有风险。他的理论就是因为人的消费是迫不及待的,因为人的寿命是短促的,你现在不消费,到死了就来不及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投资是有回报的,你买了红酒放在那儿,放久了就会升值,这是投资回报。
所以利息是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是你提早消费就要付的价格,这是费沙的看法。他不理会通胀、不理会风险,也不理会交易费用。
因为各种因素的存在,利率可以有很多种,变化可以很大,但这些是细节。你要掌握这个利率是一个价格,不是时间的价格,而是将消费时间提前的价格。
很正确的概念,但是有问题,也就是没有加入交易费用。顺便提一下,你看格林斯潘,还有目前我们的央行,象前一段林毅夫说央行还有很多加息空间。严格来说,这都是没有正式读过费沙的经济理论。
象格林斯潘,20年时间里,利息率轮上轮下达八次之多,你的利息率根据费沙的观点,是应该跟投资回报率相等的。投资回报率的高的d是由市场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把利息率调上调下,到底是想调控什么呢?
利息率应该是由市场决定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利息率就应该是多少。而在现在的金融制度也,这些人通过利息率去调控经济,是大错!我认为央行今天的做法也是大错!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很多年前就说过,不是今天才说的。我当年就说,格林斯潘把利息率这么轮上轮下,迟早要闯祸。后来果然就搞出那个次贷风波。现在很多人都在骂格林斯潘,因为他说利息率太低了,但这不是利息率太低的问题,而是你这么轮上轮下,投资者该怎么做投资呀?
所以就象这次次贷里,投资者的预期就是个大问题。我个人认为,费沙的理论因为假设了风险和交易费用不存在,在很多地方是被简化了,但是基本上是正确的。很难找到这么清楚的分析的。所以我把它放在你们的推荐读物里。
今天可能讲不完所有概念,因为去到租值那儿就很麻烦。租值的变化很麻烦。因为我讲的跟你们书上是不一样的。有些书是一样的。
成本你们书上译成cost,但在经济学上这个词是有不同用法的。外国人平时说的cost,跟我们的成本用法是一样的。但是在经济学中,cost就翻译不出来,最接近的翻译应该是代价,中国人把它翻译成机会成本,这有问题。因为没有成本不是机会成本,所有成本都是机会成本,那就用不着加“机会”这两个字。就象所有价格都是相对价格,也不用加“相对”这两个字。
成本永远都是机会成本,就不用加机会两个字。成本的定义,就是最高的代价,最高的放弃的东西,你为了某样东西会放弃的最高价值的东西。
这很简单,常常都是用这一句。要放弃的最高价值如果不受影响,成本就不会变。比如说我要去理发,50元理一次,这是理发成本的一部分。但是我还要花一个小时,一小时我可以做很多东西,我要放弃的最有价值的那样,就是我理发的成本。也就是说我放弃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加上那50元钱,就是我这次理发的成本。也就等于我理发的价钱。
科斯一早就说过,成本跟价格是同一回事,就象是同一个钱币的两面。大家都有最高代价的含义在里边。
为什么大家喜欢周末去理发?因为他们放弃的那段时间成本相对来说不值钱。我去理发,你说有个好电视节目,我说不看了,也就相当于放弃的这个价值。
你说有人请吃饭,我说我不吃了,要去理发;但如果你突然说,有个很漂亮的女孩要见你,那我就会说我不理发了,因为我的成本变了。这个女孩越漂亮,我的成本就越高。如果那女孩不漂亮,我就仍然去理发,因为成本没那么高。
许多人常常看错这点,比如你要建个泳池,你就要考虑建筑成本是多少钱,然后清洁维护是多少钱,每个星期都要请人维护,把所有这些费用加进去,把总成本的现值再加上土地,然后考虑是不是要建。
但如果你建好后,隔壁小孩跑来玩,有没有影响到成本?其实它影响的是泳池对我的用值。
如果突然有人说,这儿地下可能有油矿,那你的成本就增加了。因为你的成本是建筑成本比如是20万,然后每年维修费用折现成一个价钱,但是因为建这个泳池我的花园也没有了,花园值多少钱也要算进去。
任何的局限转变,到底是影响利益(用值)呢?还是影响成本?你不用管,只要知道永远都是考虑最高的代价。
这就是问题了,历史成本不算成本。它可以误导,但它本身不是成本。你在修建泳池前要考虑建筑成本,但是建好以后就不要考虑了。因为它是历史成本。
一套房子里买回来了,要把它租出去时,你要考虑的是要花多少钱装修再租出去,而不要考虑你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因为那笔钱已经覆水难收。
这里所有的成本都是要折现后来相比的,如果你不折现就无法比较。Stigler的教科书好就好在他把所有的成本都折现了比较,很多教科书是不折现的。
装修好了以后,装修费也是覆水难收,不能再计算。你要考虑它的成本时,就只能考虑如果它是一个花园会值多少钱,而不能再考虑装修费用了。
如果你把泳池改装成花园,会带来房子的升值,那升值的这部分就要考虑进成本。
所以历史成本不是成本。一旦下注你就只能考虑它的其他成本。
但有些历史成本是会带来误导的,我记得在美国时买一个相机镜头,很少用,全新的。我买的时候是500美金,但没有用,然后登报想卖掉。因为买的时候是500元,所以我以为市场价格还是500元,所以我登报时就卖350,因为我已经用了几年。
结果一登报,很多人到我家来抢,结果400块钱卖出去。原来我不知道,这个镜头的市场价已经涨到1000多块钱了。我的信息只是买回来时的价钱,不知道现在的市价。
所以说历史成本不是成本,但因为资讯问题,历史成本可能误导价格。
大致上,假如说最高的放弃代价没有变,成本就没变。记住这一点,历史成本不是成本。第三点就是,所有成本一定要折现。
现在谈谈租值,这比较难。大致上来说,租值是从土地租金来的,因为经济学家认为土地不会消失,所以他们认为地租是不会消失的。比如政府要抽土地税,不管抽多少,那块地还是在那儿。
假如说这个教授去教书,你抽的税太高他就不去教了。但是那块地却一直在那儿。
但这个说法其实是错的。如果你仔细看清楚,一块地本来用来种菜,你抽的税太高的话,他就可能改为种麦子,或者什么都不种。
经济学上租值的概念,马歇尔之后称之为“准租值”(quasi rent),也就是说不是土地,但也算是租值。
“准租值”怎样“准”法呢?就是说它跟土地的租值有类似的地方。
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价格转变,行为或者供应一定会多少改变。如果从变的角度看,是没有租值的。但是在变中,有些东西是不变的。从不变的角度来看,那就是租值。
也就是说价格转变,某些行为或供应不变,这个行为对于价格转变来说,就是租值。我举个例子,假如我是教授,大学付我多少薪水给我教书,比如说10万元一个月;现在如果你把10万元减到5万元,但我没有辞职,还有继续教书。这样看,我以前收入10万元中,减掉的5万元就是租值。
你再扣3万元,我还在教书,那这8万元都是租值。如果你再扣下去,我不干了,那这部份就不是租值。
但你要想清楚,你给我10万元的时候,我可能教得非常卖力;你减掉我2万元后,我可能边教边打磕睡,这其实也是转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2万元就不是租值。
但如果减了以后,我还是教得非常卖力,那这2万就是租值。
这里有一个20世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当年的“猫王”普莱斯利,他是20世纪最红的歌星,收入也是最高的。你们都知道他是谁吧。
猫王唱歌之前,是开货车的。莫名其妙去录音,因为他的唱法受人赏识,一夜之间就变成年收入数千万美金的歌星了。
那么猫王的收入大部份是不是租值呢?这是一个问题。很多人认为当然是租值,因为他开货车的,现在变成大歌星,你把他的收入一块块切走,一直切到1000元一个月,他还是在唱歌,没有回去开货车,这样看他的收入大部份都是租值。
但是你要看清楚,猫王替甲公司打工,那家公司减他的薪水,每个月减少5000元,可能他就跳槽到乙公司去了,这就是行为的改变。
他当然没有去开货车,唱歌的行为还是没变,但是他从甲公司跳到乙公司,这就不是租值了。你再减他的薪水,他可能选唱些别的歌,也可能改行去拍电影,那也是行为转变了。
所以猫王的收入其实不是租值,因为只有在价格转变的时候,供应行为不变才是租值,而猫王在收入下降时,行为是会发生转变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我下次讲到生产成本的时候,你们就要知道租值是个怎样的概念。
我在《经济解释》的第二卷里,对租值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有很详细的解释,从斯密一直说到罗宾逊夫人。罗宾逊夫人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她没有拿到诺贝尔奖是没有理由的,纯粹是因为政治原因。因为她在文革时支持中国共产党,所以就拿不到奖。
在她的名著《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不完全竞争经济学》)里,大约40年前写的,第八章说到租值,讲得非常精彩。
她的思想在我那本《供应的行为》里解释过,她的思想从斯密的传统里可以找到,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从斯密那儿开始的。
最后,我要讲盈利。盈利英文叫做profit,不是利润,跟利润是不一样的。
投资是应该要有回报的,这种回报是一种利息的回报。但是盈利这种东西,我把它称之为“无主孤魂”。
你在投资时可以追求财富极大化,也可以追求效用极大化,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概念。你也可以争取收入极大化,也可以争取租值极大化。但是你不能争取盈利极大化,这点是不可以的,你们要很小心。
你们可以争取回报极大化,但是不能争取盈利极大化。在这一点上,课本里的说法十本有九本都是错的。
盈利是一种“风落现象”(windfall profit),莫名其妙的起风了,果实落下来。你不知道风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发生,是不能折现的,来无影去无踪。这些是不可以有理论的。
你不能用盈利理论来解释行为。就象香港在韩战时,盘尼西林价格上升几倍,西药商赚了很多钱,但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事会发生,然后去进货。
在这事发生后,你可能会预期它会继续存在,但如果它象预期那样出现的话,就不是盈利了。就好象最近米价涨得很厉害,猪肉涨价也很厉害,它们涨价的时候,农民收入突然增加,这些就是盈利,是不能预期到的。当不能预期到的时候,如果你去增加养猪,而猪肉价格继续高涨,那么这种预期就会改变行为,因此也不再是盈利。
这种无从预期的风落损失或盈利是存在的,但不能作为理论的基础,因为人的行为不会因为它的出现而改变。有的收入人们知道是风落,有的却不是风落,所以处理起来是很困难的。
我在20年前,已经预测到收藏艺术品会有暴利,那我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我看到日本的现象,我看得很准。当日本经济发展很快的时候,有一个现象,他们把那些艺术品价格都炒高了。一个人有钱就去搞收藏,把艺术品价格炒得很高。
后来日本经济垮了,80年代后期,西方人又把画买回去了。后来中国经济兴起,我就知道这种现象会出现。我也算看得蛮准的,但买的时候却买不准。我以为日本人喜欢西方的印象派,中国人也会喜欢。谁知道中国人不喜欢,他们喜欢徐悲鸿、齐白石,喜欢国画。
因为当年日本人把印象派炒得很贵,我买不起大师的,就买了一些稍有名气,我又买得起的。在国外这些画的收藏价是在上升,但是中国人没有兴趣。
我也收藏中国画,但这么多画家我买哪张好呢?当年我对自己的收藏眼光没有信心,如果有信心的话,当年我是可以买很多的。可以把全副身家都放下去买。
我搞了个基金,把钱放进去专门搞收藏。那这些赚的钱是不是风落呢?有的是风落,有的不是。因为事实上我是看准了的。只是没想到它涨得这么厉害。齐白石的画当年10万元一张,现在300万,涨了30倍,20年升值30倍是很不错的。
我有一个朋友,15年里他的收藏价格升了70倍,当然是有运气。风落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的。
10多年前我就看到农产品会涨价,1992年我就说得很清楚,十年之后农产品价格会大升。结果到了1996年我写成文章,到2003年我又给文章写了个后记,说对不起,看错了。因为我预测是10年后会升,但7年后我觉得自己可能看错了。好在最后我还补了一句,目前看错,但未来还是要升的。
要做投资,如果对自己有信心,应该是大有可为,但是做不来。前几年我看好农业,就想承包几千亩土地,没有做到,然后我就承包了一个果园,哎呀输到一塌糊涂。所有农产品价格都上涨,偏偏只有水果价格下降。
所以呢,这也是风落,不是风落盈利,而是风落损失,做梦都想不到的。我怎么能想到呢?荔枝到今天批发价只有3元钱一斤,米都要十几块一斤啦,你怎么想得到呢?我的果园打电话来,说枇杷都跌到地上了,我说算了,我不要了,你们拿去吃吧。
今天还有什么问题?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7c67901009h44.html
注:略有订正,欢迎指正。
(续)
局限的选择 第二讲
我昨天说的东西,今天有一点。讲到利率的问题,这个利息率是一个价钱。如果你是在投资的时候,这个利息率和投资的回报率的那个均衡点应该是相等。有关这方面的经济理论也很多的。只好说说你种一棵树,什么时候砍这棵树。你砍得太迟的话,砍得太早不行, 砍得太迟也不行。好像说你买了一瓶红酒,把它存起来,让它变得醇一点,应该到什么时候再开。
那到了金融学发展的时候,到了60年代出现风险的时候,利率是有决定性的作用的。这些很多书里都看到。
现在北京央行的处理,把利息率调来调去,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格林斯潘调息调了8次之多,结果搞出次贷风波。政府介入利息的变化,对市场是一种损失。因为利息是一个价,这不就是价格管制吗?
因为投资回报率是不会跟着利息而变动的,你要想不干预市场,就要稳定货币的币值。你要让利率自由浮动,而现在政府不让利率自由浮动,因为那些好事者可以掌握利率,他们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老实说也有利可图。
我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只要知道什么时候加息,我是可以在金融市场里赚很多钱的。所以格林斯潘的自传,你看他写的话题,就知道他并不懂经济。
我并不想影响政府的政策,这不关我的事。但是年青人不要受误导,在货币方面政府的功能就是要稳定币值,稳定币值是为了协助市场成交。假如币值不稳定你怎么搞?
林毅夫说过很多次,说利息还有很大上升空间,这就是他没有学好经济。这是最基本的投资理论,就是说利率是一个价,是由市场的投资机会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政府来决定?
第二个问题,昨天有个同学问,折现怎么折法。经济学就是要解释人的行为,我不是说要告诉那个人怎么做,不是要教他怎么做,他怎么做我怎么知道?如果那个人没有知识,我们不能说经济学只能解释有知识的人的行为,没有知识的人行为就不能解释。
这是一个科学方法论上的问题,1953年[1946年],一位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他是调查运输公司,问运输公司付货车司机薪水时,有没有依照边际产出定律来付酬,因为经济理论说,请人的工资是等于边际产出的价值。
那个傻子就去问波士顿的运输公司,是不是按边际产出来定工资。那些公司都不知道什么是边际产出,结果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有的说不知道你说什么。他写了文章出来,说边际产出理论是没有用的,运输公司都不知道是不是根据边际付酬。他说根据经济理论,每家公司都要争取利润极大化,它的边际产出就应该等于工资,但现在那么多公司都不知道,所以边际产出理论是没用的,有很大的疑问。
这篇文章在美国引起了长达20年的科学方法大辩论。有一个叫做 Fritz Machlup(弗里兹·马克卢普)的美国经济学家,名气很大的,蠢到死,写了篇文章维护经济理论。他说波士顿那些公司,不是有意地将边际产出搞得跟工资相等,他们只是无意识地这么做的。他说这就象你开个车,在转弯时开得慢一些,但自己不觉得,自然就会减速。你问他是不是走得慢一点,他说我不知道呀。
他用这种心理去解释。后来贝克尔也参与了,弗里德曼也写了一篇很有名的《科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其实都有问题。
这就有点象折现,你说要折现的利率,在竞争中的人知道(怎么折现)吗?他当然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一块钱比两块钱少,这一点他知不知道?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一定会选两块钱。
在逻辑上来说,他只要知道选择两块钱,收入极大化的假设就可以成立。不用他知道什么折现率。
但我的老师阿尔钦,在1950年写了篇文章。那篇关于波士顿的文章是1948年[1946年]发表的。阿尔钦的文章在我推荐的英文读物里有。阿尔钦的文章就是回答这些傻瓜的争论,这篇文章重要,他根本就没有讨论那些一块钱两块钱的比较问题,他根本就不用知道。只要你能生存,你就是按边际产出定律去做的。
有个例子我当年也说过,这个例子是我跟赫舒拉发后来想出来的。说是有一大群傻瓜,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白痴,他们去开加油站,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开。一个把油站开在山上,另一个开在海洋中心,乱开一通。
但其中有个傻瓜刚好把油站开在公路旁边,过了没多久,其他的油站都倒闭了,只有留在马路边的油站生存了下来。那生存下来的这个傻瓜,就是在争取财富极大化。你说他不懂折现,不懂得边际都好,但是他生存了下来,不适者淘汰
所以这个问题,后来科学论里大家都知道,这是科学方法论里早就有答案了的。
如果A的出现,会带来B的出现,它的验证是没B就没有A,如果没B有A,那理论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A出现,导致B出现,结果因为没A,结果没有B,这个(验证)就是错的。
那怎么办呢?你说波士顿那些运输公司老板是争取财富极大化,所以他的工人工资会依据边际定律来处理。但是那人说不对呀,我问了那些公司老板,他们没说争取极大化,所以理论是错的。这是很大的谬论。
你说争取极大化是A,什么意思也没有,一群白痴去开汽油站,你不要因为他们傻就不依照这个争取财富极大化的规律,他们能够生存就是(争取极大化)。我们经济学只是用来解释行为的,而不是要考虑应该怎么做。
那个人(开错了地方)是因为无知,你就说他无知,因为他的信息费用增加了,(所以倒闭);那你要解释他的行为,解释一个卖菜的人的行为,和解释一个大学教授的行为,在某些方面是有不同,因为大学教授读过书,卖菜的没读过书,信息费用不同,因为局限有了变化,所以他们的行为也有所不同。
但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人不懂得折现,所以你的经济理论没用。我的理论不是要让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昨天我想了想同学们提的问题。有时候为什么要问老师呢?我记得我当年进赫舒拉发的办公室的时候,他问我,说你旁听我的课五六次了,都能够背得出来了,考试也考了第一,为什么还要来听我的课呢?
我跟他说,我不是来学你的经济学,你的经济学我在书里就可以学到。我旁听你的课,只是想学你的思想。所以你要跟老师的时候,要能够跟进老师的想法。你的老师如果是蠢的,那你就倒霉了。
但在另一方面,老师是能教你书本上教不到的东西的。因为书你可以自己看,但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你不知道。要能够把这本书解释得清楚,你就一定要有老师的提点。这也是老师好不好的关键。
有些老师是不知道重点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说重要的东西根本不重要,那就害死你了,真是害死你了。
所以你们自己要学老师的,我当研究生时就是学老师的。一个老师说这点重要,第二个老师说另一点重要,其实什么重要,我自己来决定什么重要。
假如你自己不知道什么是重要性的话,那做学问是很难做的。学问如茫茫大海,学无止境是没得学的,你学什么?
你一进入学问就要抓住重点,你自己要判断,如果老师说什么重要,你不一定要同意,你可以自己判断。因为我学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我是为了解释而学经济学的,我很固执,我不听你说的,你能解释什么?
以我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认为这一点重要,那一点不重要,我可以不理。没有这个判断的话你做学问没得做的,怎么做法?很难做的。你去看书,都会觉得是那些书是发神经的,当年我的老师教了很多经济发展学说,差不多半寸厚的参考书目表,我认为都是不用看的。
当年很多同学很用功,读得几乎发神经,但其实他虽然刻苦读,但一个重点都没有。要知道有哪几点是值得你思考的。
我说过很多很多次,你去任何一间图书馆,考古历史那些我不说,你进到任何一间经济学的图书馆,你让我挑百分之一出来,剩下99%全部烧掉,一点损失都没有。所以你们要跟老师,要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的。
我今天要讲这个生产成本的问题,这是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几年前我写《经济解释》三卷本,没写之前我当然洋洋大观从头想到尾。我知道自己所有经济理论控制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个生产成本的问题,我一想起就害怕。
因为经济学者对真实世界的生产成本知识几乎等于零,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思考生产成本。为了这个生产成本我已经想了几十年了,很难搞的。
我跟科斯聊过,跟阿尔钦也聊过,跟斯蒂格勒也聊过。阿尔钦的想法跟我有一点接近。但是大名家象斯蒂格勒、弗里德曼,在他那本《价格成本理论》的书中第五章,所有的曲线算是写得最好的。但严格来说他对生产成本也没有掌握好。
到了我写《经济解释》的时候,我知道一写到这里我就要糟糕了,任何其他理论你说什么我都能掌握得到,但生产成本我想了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办法。
我想了这么久都是想生产成本理论,从一开始写就想,到了写这一章的时候,在第二本《供应的行为》里第三章,我写得非常之满意,我认为这一章是我的得意之作。
你们在读到生产成本这一章的时候,一定要反复重读。因为古往今来只有到这一章,才知道生产成本是什么。你去看弗里德曼,看马歇尔,没有任何人教过生产成本。我这一章完全没有理论上的疏失,几乎近于完美的境界。可能还可以加长一点,但是这一章毫无疑问,首先被人家抄去,一定能够传世。
因为我可以说,在我之前,生产成本是没有理论的,全盘胡说八道。这个问题怎么会出现呢?你可以看从斯密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罗宾逊夫人,到斯蒂格勒,到弗里德曼。他们有个传统,他们的传统全部搞错了。
你们要明白,从斯密和李嘉图开始的时候,对生产的分析就是农业而已,土地加点工人。后来到边际分析的时候,土地放点工人下去,土地是固定的,人加上去,就会有边际产出的下降曲线,你们都念过这个定律。
在这个定律中,因为土地不变,增加劳力,这条曲线大致上等于劳动的需求曲线。然后将这条曲线转过头,转一转横轴和立轴,就变成了成本曲线。
那有长线和短线,你们都知道。短线是一种生产要素变动,长线是所有要素都变动。
但是农业还可以这么说,到了工业就不是这样了。工业是很复杂的,技术频频变动,生产要素千奇百怪,你怎么能够产生固定的生产规律呢?
你们知道这条曲线,有短线,有长线。做成几何图是满有趣味的。有条边际生产曲线,变成边际成本曲线。有边际成本曲线就有平均成本曲线,然后又有长线的边际和长线的平均。然后还有一条包络曲线,画了以后就叫做生产成本曲线,假如这条生产成本曲线有长线和短线,不同的生产成本曲线加起来,就变成了供应曲线,供应曲线又叫做供给曲线。
那么市场的供应曲线和市场的需求曲线,这个交叉点就莫名其妙的成了市价。
这全部都是全盘胡说八道!
就算是农业上也没这么复杂。再放到工业里看就更是全盘错的,你拿这些曲线去问出版商,去问印刷厂,笑死他们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生产成本的问题,搞得一团糟,就是因为经济学者不懂真实世界,他们不到外边去走走,不到工厂看看。
我对生产成本的认识是工厂里学来的,我到厂里去看,我们家自己有人开厂,我就到厂里去到处看。无论你说是塑胶,还是出版,我都大约知道他们的形式。
有的经济学一开始就是错的。有一条需求曲线,这很重要,但是经济学家以为有条需求曲线,就一定要有条供应曲线,为什么要供应曲线呢?我没有说需要什么供应定律呀。唯一的定律就是边际产出下降定律,这是重要的。
边际产出定律如果不是一条定律,你可以不断加水,加肥料,在一亩地上种出养活全世界的麦子来。假如没有边际定律的约束,那是不行的。
我以前说过这个故事,我4岁时妈妈让我去上小学,因为我哥哥要上一年级,要人送他到学校去,所以我也跟着去。
当时老师出个题目,说5个人建一幢房,要10天建完;老师问,10个人建的话,几天能建完?让我回答,我就答不出。
那个答案是5个人要花10天建,那10个人就只要5天建完。可是我当时4岁,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放1000个人进去,那么小的地方,你1亿年也建不成。这就是经济学的问题。
结果从进学校那天开始,我就被老师罚站,简单的答案,但是我就不回答,因为我怎么也觉得建不起来。所以我妈常说,人多手脚乱。
边际产出下降定律就这么简单,假如你其他生产要素不变,只是一样变,那边际产出一定是下降的。因为有这一点,所以就可以变出很多产出函数出来,老师不会教这么细的问题。
我们再看回来这个问题,你有需求定律,有一条需求曲线,但你解释行为不需要有一条供应曲线。
比如说一个有垄断权的生产者,他是画不出一条供应曲线的,事实上的竞争情况就是这样的。你可以不画供应曲线,你甚至不需要画成本曲线,不是画不出来,而是太多了。你要怎么看这个问题,问题就是你要画就画,不要画就不画,那你究竟要画哪一条呢?
需求曲线在某些假设下,可以只有一条。但生产成本方面,你稍微改动就是一条,可以画出几千几百条来,每个情况都不一样。
我的老师阿尔钦,他是知道哪些情况是重要的,但问题是他放弃了。放弃的原因是不画出这条曲线,解释就跟传统脱节了。因为传统的经济理论,有需求曲线,也有生产曲线,但是按他的分析是画不出生产曲线来的。他没有办法接受。
我的观点是,画不出来就不画,没人叫你画,画不出来并不表示他的思想不重要。他的思想很伟大,但是不全面。他的思想简化起来有12点,其实只有两点是重要的。
第一,……加急生产不会导致浪费,但会导致成本增加,这一点是对的;每一件产品的平均成本会增加。英文里叫做Haste makes waste,加速会带来浪费。但我的老师说,加速不导致浪费,他说Haste makes higher cost,加速会带来成本上升,这是对的。
为什么是对的呢,这又要回到边际产出定律,一件事三个人做是这么快,你要加到十个人,它的速度是会变快,但是成本会增加。你放1000个人下去,就什么都建不成。
所以说边际产出定律,是假设某些生产要素改变,而其他因素不变。如果所有要素都变,就没有边际产出下降的问题了。
阿尔钦的意思就是说,你赶急的时候,一定会走向边际产出下降,因为你不可能在短期内保持那么高效率。
第二点也是对的,他说产出的量够大,生产成本就一定会下降。他的看法是,你没有产出前,你要想到生产量是多大,如果量够大,那生产的机器和设备就不一样。如果你的量够大,投资的机器是不一样的,你每换一种机器,产出的程序是不一样,成本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你产出的量够大,成本是会下降的。如果你去卖咖啡,你每天卖10杯咖啡,你不去考虑降低咖啡生产成本的方法,但如果你的量够大,那你就会去选生产成本较低的方法。
这一点阿尔钦也是对的,现在遇到问题了。生产量增加时,平均成本下降;而生产速度增加时,生产成本上升。
从这么简单的角度来看,产出的成本的平均曲线可以说是个碗形的。因为你通常画的时候,那个横轴是代表产出的速度,速度越快,单位时间的量也就增加了,所以你看开始产出的时候,量增加而减少的成本动力,是大于速度增加而提升的动力。而到了某一点,就掉头了,因为它在不断加速的时候,整个成本最后就会上升。
所以这个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这个解释是有些问题的,但大致上是我所知道的最好解释。因为以前我解释不了,为什么会是碗形,因为如果不是碗形的话,生产量一直增加,成本就会一直下降,那就会变成一个生产者或机构就可以供应整个市场,也就不存在竞争了。
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nature monopoly,自然垄断。但这只是解释这条碗形曲线一个比较可取的看法,因为以前基本上是没有解释的。你们看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解释怎么完下,但是没有解释清楚怎么上升。
但是阿尔钦的说法跟传统不同,因为传统在画这条平均成本曲线的时候,他是假设科技不变,假设生产系数不变,而阿尔钦的解释是这条曲线一直都在变的,所以不同于传统,基本上不能让人接受。
它的复杂性是个大问题,在我推荐的读物里,有没有 Cost and Outputs在里边?没有,阿尔钦在这篇文章里讲到了这个问题。整个问题都是因为成本的概念被搞坏了。
这个上头成本的问题,经济学的解释是搞坏了。最早是马歇尔提出来,很多经济学家都研究过,上头成本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但是大家一开始就搞错了,以后就相约成俗。上头成本这个词的英文叫 overhead costs,你们译为“非经常性成本”,我们叫上头成本。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一开始就处理错了,结果很多人都不用。我现在把这个上头成本来拿来解释,你们不要这个概念,我要。
我们回到阿尔钦那边,他认为生产的“向前看”(计划),是有个“节目表”的,比如你每天生产多少件,有了计划以后,你要买什么机器。然后你就预测,产品能卖多少钱,要多少机器和人手作为成本。他的成本是在还没有开始做的时候就算出来的,但现在问题是任何生意一开始投资下去,就有很多是覆水难收的。
现在我讲讲上头成本的问题,阿尔钦说过,一种叫直接成本,是根据马歇尔的,一种叫上头成本。比如你开一家餐馆,有成本问题,有些是你不生产就不需要付的成本,比如说装修、请经理、厨房、买家俱等等,这些是直接成本。
但是根据我上次讲的成本的定义,是不计历史成本的。历史成本不是成本,这问题就来了,我开餐馆花了500万装修,签好租约,请了工人,这算是什么成本?我可以决定继续开,也可以把租约退掉,那要给人钱(违约金);请了个经理,也可以炒鱿鱼,当然会麻烦一点;我买餐具花了100万,现在要卖出去,可能拿回20万,那这20万算是我的成本。但是这20万跟100万之间的80万,我该怎么考虑?
我这个餐馆已经开了,装修好了,我的直接成本就是不做生意不用付的那些钱,比如说电费水费,食材,按天计的工资等等。但是除了这些,我不生产不用给的之外,还有很多我不开门也要给的。
比如说租金,还有装修我已经给了钱,但历史成本已经不再是成本,那怎么算呢?如果你只是计开餐馆的直接成本,买条鱼回来算成本,我只是按直接成本来计算收费标准的话,那我当然会血本无归。我之前投的几百万上哪儿去了?我应该怎样计算收费标准才对呢?
传统上说,马歇尔说,上头成本就是比如你花了的500万,那些装修成本,但是我之前已经说了,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开张做生意要付的直接成本当然是成本,但是如果你给客人的价格只计算直接成本,当然要破产。
那你怎么计算产品的价格呢?实际上是,你能够收多高就收多高,只要人家出的钱能够让你收到最多的价格,你就会按那个价收。一碗饭成本5毛钱,你能卖到5块就卖5块,能卖到4块就卖4块。你认为卖什么价能赚最多的钱,你就会卖那个价。
那回头来说,我之前投入的这500万怎么算呢?我说过这不是成本,覆水难收。那我怎么办,怎么计算?比如一碗饭卖5块钱,我的米钱是5毛钱,加上那些人工,直接成本是2元,我没有理由只收3块5呀,也不能说收了5块其中1块5是还当年装修的钱,那些是能还就还,因为已经是覆水难收了。
你可以收任何价钱,但是你要记住一点,就是你卖4块或5块一碗的时候,你能不能卖出去。你要计算的实际上是卖多少钱一碗使得(总)利益是最大的。就是这个问题。
他们以前说成本就是我的装修什么的,但那些其实不是成本。一个对成本的看法就是,我能不能卖出去,我的餐馆能卖多少钱,就是我继续经营的成本。因为成本是最高的代价。
但是如果不卖的话,什么才是成本呢?一碗饭,我的直接成本是2元,现在我可以卖4元,5元或者6元,现在假设我卖5元时收入最大化。我卖6块可能卖得少了,赚得少;我卖4元虽然可以卖多些,但总利润还是少了,那我就卖5元。
而这5块钱里,直接成本是2元,我赚了3元。我怎么会有3元赚呢?是不是因为我买了那些东西呢?假设上说是,但未必是。我为什么可以赚3元呢?
5元这个价格,就是我跟同行竞争的(底价),因为他们不可能卖低于5元还有得赚,因为他也要装修,要建厨房,要请员工。假如他要赚钱的话,就要卖5元以上才能跟我竞争。
假如你说我是要卖5元才能赚回装修的钱来,那你还投资干什么呢?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嘛!如果我卖5元钱才能赚回历史成本的话,是因为我在租餐馆的时候,就到四周考察,觉得这里可以卖5元钱,(所以才按这个标准投资)。
如果我开了餐馆后,有竞争对手突然说他们只卖3元一碗,那我也只能降价到3元一碗。那我的直接成本是2元,现在我只赚1元,不够还我的装修费。而我如果要把餐馆卖出去的话,现在就只能按净赚1元折现来卖。
但如果没有竞争对手呢,我直接成本2元的一碗饭,可能卖到12块钱。因为吃面的人会给,我卖12元,那就赚了10元。
所以我可以赚多少,只要不会受到竞争,我就卖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那500万是不会影响我的卖价。
在这种情况下,上头成本的重点,就是不是预先决定的,预先决定做不做,如果决定做了,那投资装修不算成本,成本是你能够收多少钱就收多少。
你卖的价格,是会大于你的直接成本,而多出的这部份,是不会被竞争取消的,这就是租值,这种租值就是上头成本。
租值是成本,因为它是最高的代价。所以上头成本以前的解释是错的,他们以前的算法,上头成本就算那500万,这是什么算法,钱已经投进去了,就不是成本。成本是每一天都向前看,比如卖8块,6块或者12块。因为你要加入竞争的时候,或者你租金优惠,或者你人力优惠,或者你机器优惠,比别人要便宜。你不要看错了,你看对了可能就赚到钱。
你卖东西的价钱,能收就收,比直接成本多出的那部份,乘以一个总量,如果折现后用现值算,就是上头成本。这个上头成本不是预先计算好的,你预算的投资已经是覆水难收,能收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上头成本是每件产品平均分配的,你每碗饭的直接成本是两块钱,但是你卖6块钱,这是每碗饭的上头成本,不会被竞争取消。
如果这么看的话,经济学过去对上头成本的说法是错的。既然下了注,就不再是成本,下注以后(产品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上头成本不是事先决定的,是事后你能收多少就多少。但它也不是盈利,盈利是风落,不能预测的事。上头成本是租值,租值是成本。
我再回过去来讲,再回到碗形成本曲线,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写这章的时候,对印刷商说,你要给些真实的数字给我,你可以不给,但是我希望你给我很精确的数据。
在书里就有个出版的数据,很多不同的,很精彩的。为什么要选出版呢?因为我们脱离了农业,农业不是没有上头成本,而这些麻烦的东西不是那么重要而明显。所以你要选研究对象,要选些棱角分明的,农业有上头成本,但是有复杂性,它的生产成本的问题不容易分析清楚。
假如你要做产出成本分析,当然要选个有代表性的行业,要有相当的复杂性。我不是说边际产出下降没用,它是有用的,但是很简单,理论越简单越好。
但你要用理论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复杂的蹂躏,要选个全面性的行业。我就选印刷出版,因为它是出了名的复杂。印书印得越多,每本的成本越低,那就是说印书的平均成本曲线是一直向下的,不是碗形的。这是大家都同意的。
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印刷商存在呢?于是我就订了一本书,叫助手去找出版商,把所有的资料给我,就是书里边用到的。那个资料一出来,立刻天都亮了,因为很明显的一件事,你可以在书里看到相关数据的分析。
那些经济学者完全不知道什么回事,你看我的那些数据解释,你说印书的成本曲线,究竟是哪一条成本曲线?
一条是印刷厂的成本曲线,一条是出版商的成本曲线,因为是出版商叫他印的,出版商自己要算价钱;还有一条是批发商的,另一条是零售商的成本曲线。起码有四条,在书本里说,出版只有一条,那到底是指谁的成本曲线呢?所以错得一塌糊涂。
那本书的印刷,是不是印得越多成本越低呢?是的。那有没有垄断的情况出现?有,但就是这本书,你交给出版商,通常他交给一个印刷商,(因此有垄断)。
但对于印刷商来说,他不是以这本书的印刷量来做单位,如果他要计数,那他的量是以书号为量,而不是以书数为量。
外边经济学家是以书数为量,如果以书数为量,那印书的平均成本当然一直下降。但假如以书号为量,它的生产曲线是弧形的。
你的书如果印个几千本,当然是交给一个印刷商,那这个印刷商怎么计算价钱呢?他们是以书号来定价的,如果你叫印刷商给你报价,他会算一下你的书多大,什么纸,如何订装,你把资料给他,他会报个价给你,如果你要2000本,他可能说4万元。他不会告诉你平均每本是4块钱,还是8块钱,还是20块钱。
你给他一个书号,2000本的书号,他算一算价钱,会报个总价给你。你自己当然可以自己除出每本的成本,但出版商不会那么蠢,先算出一本的成本,再给你乘以2000得出总价。没有人这么算的。
用书号来算,那平均成本曲线就是碗形的了。到了书交给批发商的时候,他(算成本)就是一本本的算,他也是碗形的。到了零售商也是如此,不是按书号计,曲线也是碗形的。书店卖给客人,也是一本本算,也是碗形的,因为你摆一本书到书架上,就会产生成本。摆的书越多你成本越高,还有的卖不出去。
所以人们常常说,印刷量越大成本越低,会导致垄断问题,这就是看错了。是把量看错了。在出版方面,是以书号来计的。
而在书店方面呢,也常常算错,这些经济学家真是蠢到死,你不要以为外边都是一间公司一间公司来算的。你以为那些那些书印个30万本,那些书店摆都摆不下。因为它是不可能印到30万本的,不用问价的,这是行规来的。你交给我,我交给你,大家就是赚个运输费。
我的朋友在东莞开厂的,说得最清楚了。他说所有东莞做塑胶的厂,都是我的工厂,而我的工厂也是所有其他工厂的。
有的外商来订货,跟厂家说我要看看你的工厂,厂家就会跟同行说,喂,把我的厂牌挂上去,我要带客人来看工厂。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这是行规,不需要讲价的。
就象订书一样,来不及装订的,你只要加个运输费,就可以分给别人去订。这个问题引起许多其他问题,比如说什么叫做公司?叫做一家公司?
在外边这种做法,在机器上投很多钱,24小时开工,只要有订单就大家一起做,一起发财。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看到所谓的博弈理论,就是胡说八道。说人都是勾心斗角,不是你整死我就是我整死你。可能是整死你,也可能是整死我,但是有钱大家也可以一起做。
这儿有个真实的例子。有个美国商人来订镜框,大约半米多高,后面是木板,要怎么上油漆,怎么加胶片,要求都在那儿,他要订50万个,而且说如果这批做得好,以后每年给200万个你们做。
朋友就来问我该怎么做,如果10万个镜框来算的话,大概是13块钱一个,我跟他说如果用美元计价的话你一定要以7.2来算。然后他就开始全深圳广东四处找厂家,六月份要交50万个,他先要做个版,客户满意了再请验货的,因为13块是包括运费等等所有费用。
到了最后,都算进去他每个镜框可以赚1块半,这是很不错的利润了。而那个美国人把镜框买回去卖给中学生,可能是学生上劳作课要用到镜框,一年要200万个那么多。
所以你们要明白生产成本考虑的问题,跟课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谈了一个定单,然后就拿着订单打电话给厂家,能做就做,选个好的版给客人看,他认为好就下单。生意是这么做的。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的坚持是对的,你一定要了解真实世界。
最后还要提一点,我以前讲过很多次的。就是这个专业生产的成本降低得很厉害的。就象刚才我们说的镜框,50万个,可以11块半做一个,你到工厂里如果只订个10个8个的话,那起码要4、50块钱一个。
为什么专业生产会赚这么多呢?我最喜欢的例子就是圆珠笔,它原来是叫原子笔的。它的发明是个很大的新闻,大概是在二战之后,所以叫做原子笔,因为刚发明了原子弹。当时卖广告说可以随意写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质量是很差的,那里边的油墨经常漏出来,现在好得多了。
你们想想一枝圆珠笔里有多少发明,它里边有金属,有一粒滚珠,油墨是石油的副产品。你现去买一枝圆珠笔,一块钱一枝,但如果要你自己去做一枝圆珠笔出来,你大概几千万都做不出来,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它的科技如何发明。
圆珠笔当年发明时,发明人注册了专利也没有用。明显的他有发明专利保障也没有,因为太好赚了,每个人都抄他,你去告吧,你告他就赔钱,但个个都抄。在当时这是重大发明之一。
你如果看那个圆珠笔发明的故事,是说不能抄的,但全世界都抄,因为太好赚了。
现在看这个问题,中国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大约6000万人,现在多了20多倍,我不怀疑在明朝的时候,是有很多人饿死的。我也不怀疑,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比明朝时要高很多。起码在寿命预期上长了30年,大家都知道。
这跟当初马寅初,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有很大不同的。你们说僧多粥少,人多不够吃迟早饿死,但现在中国比明朝初期人口多了20多倍,生活水平却更高了,这怎么解释?
唯一的解释就是分工合作可以带来很多倍的利益,也就是说可以减低很多成本。一块钱的东西,如果你自己做的话,1000万你也做不到。
有三个原因,并不是比较优势定律所说的。弗里德曼认为比较优势定律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定律,我认为不是。我说如果完全没有比较优势问题,专业生产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斯密的原因,就是分工合作。在他那本伟大的《国富论》或者叫《原富》里,一开头,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了制针厂的故事。算起来分工合作,每个人的产出平均值来说,比自己一个人做全部,增加何止几百倍。
所以斯密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是天才,从制针厂就引出这个道理。所以你看这些大师是如何思考的,这个大师写了这本书,开头第一段第一句,就是这个例子,他的意思就是说分工合作是使市场的利益增加。
第二点是指熟能生巧,在专业生产中,熟手的生产力是提高很多的,这一点也很重要。大约是39年前,我去参观一家工厂,是件工制的。厂里生产洋娃娃,有个工人用笔点眼睛,点多少个赚多少钱,他什么都不做,只是点眼睛。一个大篮子放旁边,他点完向后一抛,洋娃娃一定是脸朝上落在筐子里,油墨不会沾到别的地方。我在那儿看了很久,真是熟能生巧。
第三点很重要,那就是知识的累积。知识是可以累进的,有人改进以后是会有很顽固的习惯性的,那能过不同的人把各种专业知识累积,是可以大大减低成本的。
你看看家里的东西,任何一样东西都有着几十种知识的累积在里边,人类知识的累积是无数人参与发明的,因为人多,发明的东西多,全部加起来价值就不得了。所以今天我们多了20多倍人口,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尔萨斯、马寅初的理论都是错的。
好了,问问题吧。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7c67901009i3s.html
注:略有订正,欢迎指正。
回复xyd678的钻石问题:
钻石有“4C”标准:克拉(重量)、切工、色泽、净度。“4C”是衡量一颗钻石价值的硬指标。每种C有1条需求曲线,4C有4条需求曲线。
附:张教授的原话:“你买一粒钻石是有四条需求曲线的,你是四种的合并。”
自在江鸥,多谢了
“你买一粒钻石是有四条需求曲线的,你是四种的合并。”
我理解一粒钻石有四簇需求曲线,不是四条。每一簇里又含有多条曲线。假设P=f(X,Y,Z,N),自变量代表“4C”标准,X表示卡拉,那末Y,Z,N标准的不同设定,就有一条不同的P=f(X)曲线。
我的意思每个C都有多条曲线,在这四簇曲线组中,用画曲线的方法确定一粒钻石的价格几乎难以想象。不知道张教授是怎么用计算器算价的。
[转]张五常搜狐博客中西安交大听课记(之二)【评论】中的问题:
张教授说:“我买餐具花了100万,现在要卖出去,可能拿回20万,那这20万算是我的成本。但是这20万跟100万之间的80万,我该怎么考虑?”
回答一:张教授的80万是租值。
回答二:张教授例子中的80万是上头成本。
回答三:这个例子中的上头成本应该是卖出餐具后能拿回来的20万吧?
这个问题涉及张五常教授对上头成本的定义和人们对定义的不同理解。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续)
局限的选择 第三讲
下边要讲价格,这是在经济学上比较有趣的话题,但是一些英文课本里很少提到。
我把它分为三类,课本里边有两类。第一类叫做受价,price taking。传统来说,这是竞争下的价格,也就是说这条需求曲线不只有一个出售人,是平的,卖多少都可以。
每一个顾客的需求曲线都是向右下倾斜的,市场的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的。但是一个出售者只是市场的很少一部份,因此他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的。他没有什么选择,把价提高一点就没人要,而如果价格降低,就可以无止境地卖,因此他会觉得有个市价,他就照市价出售。
这就是经济学所谓的完全竞争,它里边的分析是很勉强的,也没有什么智慧。一个比较近的例子是黄金,比如说今天金价是多少钱一盎士,你没有理由去卖得比它(市价)高或低。你只能接受这个市场的定价,所以叫做受价。
我的老师提出price taking这个概念,现在大家都这么叫了。
离开这个所谓的完美的竞争市场,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就是向右下倾斜的,因此他可以把价钱定高,卖少一些;或都降低价格卖多一些。那你就要做出选择,东西是你的,你要去找一个(合适的)价格。
这一点我的老师称之为price searching,我翻译作觅价,因为所谓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不是你真的看得到那条线,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价格。
还有一种上次提到的垄断性的价格,市场每一个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都是向右下倾斜的,那么原则上垄断价格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开一个餐馆,你到什么地方去吃都可以,不是非在你这里吃不可,那么你减价就可以卖多一些。这是一般的行为。
你不要以为垄断行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所谓垄断就是市场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比如说邓丽君唱歌,她是垄断,她提高价钱,就少些人听;降低价格,就多些人听。
那你唱歌也是有垄断权的,只不过是没人听而已。每个人都有他特殊的垄断。那么就是说垄断的行为,其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成本曲线你们不要管他。
你唱歌难听,那你的需求曲线就在横轴下边,是负值。
我的老师说觅价的行为,当年他称为price searching,但是现在的书里不这么叫了,他们叫price making。这些人对市场缺乏认识,是有price making这回事,我翻译作造价,拍卖行做的就是造价。
我一个很出名的画家朋友拍卖画,拍卖前他就约了肯花150万元买画的朋友去出价,不是真价,是假的,只是举牌。他会通知许多朋友,比如张五常,替他在拍卖现场举牌。因为很多人从来没去过拍卖行,他又叫了几十人人去,结果到了拍卖的时候,一下子有几十个人举手,全部是150万,结果被人封了个“举手党”的绰号。
这就是造价,地产商卖房子也是造价,自己宣布已经买了多少层。香港有些地产商,用巴士运人去售楼现场,好象很隆重的样子。我一个朋友公司上市,不关他的事。上市的人叫很多老太婆去隔夜排队,40多块钱买回来,结果跌到2块钱。
有造价,有price making 这回事,但不是书上说的那样。书上说的实际上是price searching。
Price taking是没有趣味的,prcie making很少见,所以今天我主要讲price searching,也就是觅价的行为。
我可以随便找到很多情况,你们是很难解释的。它的有趣之处在于都是真实的情形,只是很怪而已。好象有些饭馆生意不好,他要招徕客人,就推出1块钱一只鸡,这是真的。但1块钱一只鸡显然是亏本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种行为就需要解释。
这种觅价的行为,我做了几十年研究,现在先讲讲这个玉器市场的问题,这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玉是在缅甸出产的,因为玉是独石,不是从矿里开出来的,而是一块块的。它都是包在一块块的石头里,从外表看不出里边的玉质怎样。里边的玉质好不好很难估计,你到香港市场上去买玉石原价,都是要议价的,但是他们不会先切开,而只是在石皮上开点水口。有时磨一块,有时磨两块,有时磨三几块,让你去猜。
商人在缅甸买原石回来的时候,一次买很多,然后在上边磨一些水口,就拿出去卖。买的人当然都是专家,在灯光底下看来看去,看得准的可靠性是很低的。有的人看得准一些,有的就没那么准。有的玉质好的,它里边会有一条绿色的筋。如果真是顶级的货色,一块能卖几百万。
你买的时候,无论是在市场里买,还是在拍卖行买,都是不切开的。他讨价还价不给外人知道,在一间房里有很多篮子,每个篮里有两三块石头。一张四方桌,1.5米乘1.5米,把篮子放在桌上,这时买家早都看过了。他请一个专家,专家拿个毛巾把手盖上,跟每个人在毛巾下握手,很快,每一次握手对方就在毛巾底下出价。专家可以把每个人的出价记住。
玉主躲在后边,专家握完手后,退回去跟玉主也握一下手,告诉他最高出价是多少。然后再回来,再握手,第二次他就会说高些高些,然后再跟卖主握手,再回来,通常要做三四次,如果玉主不满意,他就不卖,如果满意,一叫你的名字,你就一定要按照你报的价格买下玉石。
通常卖完石头后,大家会例行公事的去吃饭,见者有份,你不一定要买,只要来了就有人请客。有个数学家阿罗,也是经济学家,很出名的。非常小孩气,一直要我教他怎么在毛巾下握手谈价,因为他知道我知道。
你要研究怎么看玉石,从水口猜到里边是怎样的,能猜到四五成的人都要二十年以上的功夫。所以玉石市场的知识都是家传的,我们外人看不懂。
那为什么不切开呢?切开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
有人说切开会损伤里边的玉石,那可以磨开呀,把皮磨掉没什么关系,看中的机会也高很多。这个答案我做了三个月研究,其实很简单:那些人(这么做)是为了隐瞒信息。
我的家族研究某种玉,家传几十年的经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而我去参加拍卖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专家,我出多少价你都会跟着我,所以我要把手盖起来,不让你们知道我的出价。
所有人都要隐瞒信息,卖主开点水口给你看,他会选最好的部份,把最好的玉质那块磨开给你看。他是要由专家来指点在哪儿开水口的,这种专家很值钱,指一个地方要几万块钱的。
开完以后不好,就要再开第二个。如果一个水口开不好,那块石头的价格会跌百分之八九十。所以建议你开水口那个专家是很值钱的,如果他指点得好,你一开,那块石头可能价钱会上升好几倍。
所以卖主开水口,就是为了只把最好的那一点点给你看;买的那个当然也知道,因为是要买回去做手琢,还是做戒指面,都要不同的玉石,也是不同专家看的。
买的人知道他要开什么价,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在价格上就会有分歧,导致价格没法谈。曾经有一个大陆来的朋友拿了块玉给我,他那块玉已经开了几十个口,看起来很漂亮,我带个专家过来,问他这块玉怎么样。他说你千万不要买,你块玉是不行的,结果我就没敢买。
还有一次,一年多前我到郑州看到一块玉,是一个戒面和一个挂件,两件都是好的。也就是说我认为是好的,我不是专家,但我在玉石市场也研究了几十年,那次我就赚钱了。因为我买回来给玉石专家看,他一看整个人跳起来。我买的时候那个挂件好象是十几万,那个戒面是8万元,但是这个专家一看就说,那个挂件三件也换不了一个这个戒面,所以很难看的。他是几十年经验,一拿上手就知道我这个8万块的戒面,应该值五六十万,因为他是看惯了的。
这些人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学,学了以后利用知识去赚钱,所以尽可能不让别人知道。他买回来切个口,只要有钱赚,他就不再多开了。所以这个市场竞争,并不一定会减低交易费用,在某种情况下是会增加交易费用的。
现在我再来谈谈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国内翻译成价格歧视不对,没什么可歧视的。
价格分歧是大题目,有的现象是不是价格分歧很难看出来,大家以为是,其实不是。价格分歧就是说同样的物品,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市场而以不同价格出售,这是好几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到鲁滨逊夫人就已成定局,接着是斯蒂格勒加以推广。
你们如果读过经济学本科就会知道,书上的解释是说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市场,它的需求弹性是不一样的。
这种分析任何课本都有,我不再讲了,这里只是谈谈问题。这种解释逻辑上是这样的,你的需求弹性不同,可能引起价格分歧。但你不需要解释,有更好的解释。
什么叫做价格分歧?斯蒂格勒曾经闹过一个很大笑话,这是真事。他思考敏捷是出了名的,智商爆棚,有一天他在课堂里讲课,他是价格分歧的专家。其实在美国,任何一个市场里的小孩子都比他厉害,但他是专家。
他在课堂上就说,不可能找到这样的物品,它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市场里是卖两种价钱的。他觉得自己很明白这个世界,结果课堂后边有个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举手,说就在外边的电影院里,同一场电影,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它的票价上就写明:成人2块5,学生1块5。这件事搞得斯蒂格勒很尴尬。
这个价格分歧不是那么容易的,在20多年前我在香港年宵市场,带着学生在街头卖桔子,后来我就写成《卖桔者言》,同样的桔子,在同一场地、同一时间,价格是不同的。有的不知道的人给高价,比如年三十晚上,时间转变很重要。某一个时间都很多人买,有时又很安静,过了12点很多人以为有便宜货买,又出来抢购。
我找了四个学生分开卖,每个人都说谎,教他们讲价,你开价怎么开,另外一个如果比你好你怎么讲,然后学生们分开各自为阵。我卖了两三年,第一年输精光,因为下大雨,桔子掉了很多;第二年刚赚到送朋友的桔树钱。
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场地,价格可以从一百到三百块不同。我们无从考究那些买桔子的人需求弹性是怎样的,有的人不讲价,付了钱就走;有的会在市场里问一大圈再来找你。所以价格分歧很大,这不一定跟需求弹性有关。
很多情况人家以为是价格分歧,其实不是。你去吃晚饭,餐馆给张赠券,50块钱,一人一张。第一个人不见了那张赚券,他回来吃的时候就要多给50块钱,这是不是价格分歧?不是价格分歧。因为价格是相同的,你不见了是你的事。
我的老师阿尔钦说,信用卡是价格分歧,你刷卡他也刷卡,有的人到了期限才还钱,有的人过两天就还钱(因此利息不同),他说在利息上早还的人利息吃亏了,因此是价格分歧。其实这不是价格分歧,因为没有人逼你早还钱,大家都是那么多利息。
你买个苹果5块,他买个苹果也是5块。你买回来吃了十口,那每口的价格是5毛钱;另一个人买回来只吃了五口,每口价格是一块钱,是不是价格分歧?也不是价格分歧。因为大家都是5块钱买回来的。
很多人就搞不清楚,这种错误是很普遍的,很多人以为捆绑销售是价格分歧。捆绑销售的理论是戴维德提出来的,我记得20年前,他问我对他的理论有什么看法。我说你对度量的解释是天才之笔,但是价格分歧是错的,他同意。戴维德很喜欢我的经济学,我的经济学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30年代IBM的电脑是很大的,它不卖的,只出租,他收月租,然后负责维修保养;那时的电脑资料也不是存在光盘上,而是存在纸卡上。(解释纸卡用法),30年代IBM租电脑的时候,一定要你买他的纸卡,否则就不租给你。
那些纸卡是谁都能做的,但电脑是IBM的专利。IBM就说租机器就一定要买他的纸卡,他的纸卡比其他供应商的要贵,这就引起一件很大的反托拉斯案。有人就告他将电脑的专利垄断权推到了纸卡上,而纸卡本来是没有垄断权的。
它被政府起诉,20年后才输掉这个官司。当时在芝加哥,戴维德认为,我也同意,把这个垄断权延伸到其他产品上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IBM为什么要指定买它的纸卡?当时芝加哥学派的解释就是价格分歧。
当时戴维德的解释是,你买他的纸卡,他才可以知道你使用电脑的频繁程度。你买得多我就知道机器用得多,买得少就知道你用得少。戴维德是指,IBM用纸卡销售量来度量机器使用的频密度,我认为这是天才之见。
但跟着他就错了,他说为什么要度量?是因为价格分歧。他的解释莫名其妙,他说你租一部机器他收你一个月租金,都是这么多钱。但是你用得多的时候,因为IBM的纸卡比外边贵,因此用得多的人相当于租金就高了,用得少的人租金就低一些,他说这是价格分歧。
这个解释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认为是错的。因为每个人租机器的租金是一样的;而买纸卡的价格也是一样的,没有分歧,只是加起来才有分歧。这就象吃苹果一样,吃5口和吃10口,不能算分歧。
IBM输了这场官司,如果他们请我做顾问就不会输了。我看他审判的过程,他的解释是这是为了保密。因为当时IBM的机器刚出来时,他们不给别人修理,只能自己修理,一是怕弄坏机器;二是怕别人知道机器的秘密。所以他要包维修。
但问题是,他维修时是卖一个固定价格的维修合约给用户。用得多的也是这么多钱,用得少的也是这么多钱。所以他要在卡在赚回一部份维修费,用得多的就多赚些,用得少的就少赚点。这就等于是一个维修的保证书,一张卡本来卖1毛,但我卖1毛5,那多出的5分钱就是维修费。
我不明白IBM为什么会突然间输了这么多钱,他为什么不在法庭上说出这个理由?还是有什么其他问题?
这就是捆绑销售最有名的例子。在50年代有很多这类案例,比如说有的鞋子要系鞋带,鞋带洞的铁圈也是一种捆绑。
第二种捆绑,也是芝加哥发明的,所以说芝加哥学派出名很特别,你说它维护自由市场也不算突出,因为有其他学派比它更维护自由市场。唯一芝加哥学派的独到之处,就是捆绑销售理论都是从它来的。
第二种叫全线逼销,是很过瘾的。这也是戴维德先提出来的理论,他写了一篇文章,也是全盘错的。全线逼销在外边是看不到的,只有出厂商或批发商跟零售商之间有这种关系。
比如你开间大五金铺,你去批发钉子。钉子批发商跟你说,你光买钉子我不卖,除非你一起买铁丝。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比如一吨铁钉配两吨铁丝。这就是全线逼销。比如你去买照相机,相机铺老板说这个相机卖得很好,你要买可以,但得一起买多少个胶卷。
传统上对全线逼销(full-line forcing)解释就是榨取消费者盈余。芝加哥学派是这么解释的,就象会员费,你要(在俱乐部)买杯咖啡,就要先买卡,不买卡就不卖咖啡给你。这就榨取多些买咖啡者的消费者盈余。
这是错的。1975年我在香港一家商店里,他是卖名牌首饰的,卡地亚。它的打火机是很名贵的,真金的,很重。还有一个是银做的。一金一银要卖好几万块钱。
我坐在那儿时有人来投诉,说批发商不肯单独让他选卖金还是卖银,规定一定要两只一起买,否则就不卖。
我一听当场跳了起来,立刻就找到了全线逼销的解释。芝加哥学派不理解,全线逼销不是商店跟顾客之间的销售,而是批发商逼零售商一定要买一对。当时我突然就想起来,因为当时金价升得很快,所有的零售商都要进金打火机,没人买银的。
那批发商怎么办呢?因为打火机的价格本来就是我订的价,金的比银的贵。理想状态是有人买金的,也有人买银的。
但突然之间大家都要买金的,那他就知道金价上升,金的打火机要提价,但是涨多少价他不知道。如果他打电话问零售商,金的是不是很好卖,人家肯定会跟他说不好卖。他说我要涨价了,你进多少,回答的零售商就会说我都没钱赚了,你还涨价。
但批发商自己知道金的卖得快,没人要银的,而他一下又不知道金的应该提价提多少,银的该减价减多少,所以他就逼零售商捆绑进货,把金火机的价格拖下来。过段时间以后,他慢慢就会知道金银各卖多少(也就不用逼销了),所以这种全线逼销是不会持久的。
香港卖相机有个很热卖的镜头,突然零售商都要进这个镜头,批发商也不知道该涨多少价,就把它跟其他滞销货品捆绑在一起卖。
这种全线逼销永远是批发或生产商与零售之间的销售模式。零售商拿回两个打火机,他会把它们拆开卖,因为他跟顾客有直接的交易,他对价格变化掌握得更快。但批发商不知道,因为他不能跟顾客直接打交道,所以他就逼零售商一起买,让零售商到市场上去自己定价。
这样的情况,在50年代的香港,因为韩战、禁运,尼康相机比较稀缺,如果你去买尼康的时候,批发商就会要你买一顿其他的垃圾。
零售商对市价变化知道得比批发商或生产商都清楚,但他不会告诉他们,因为怕他们涨价。你不告诉我价格,我只好逼你,这就是全线逼销。这不是榨取消费者盈余,而是价格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这些价格的行为,例子可以举之不尽。市场的现象你要自己去看。过去曾经有人说张五常放弃学术,去卖古董赚钱。但你要知道市场的运作,当然要去那些信息费用高的地方。
最复杂的问题就是,1963年我向我的老师提出来的,35年以后我才找到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市场上有讨价还价的现象。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想了几十年呢?因为垄断的产品(定价),缺乏学术价值。讨价还价的行为你们当然明白啦,但是中国人最清楚,外国人不清楚,外国人再厉害他们对讨价还价的行为了解还是很少。
我在香港看到有一条街,都是卖同样东西的,个个都讲价。有很多有竞争的市场,你去看看是不讲价的,比如餐馆,你压低他的价格他就给你差一点的菜吃。
整条街都卖差不多的东西,竞争激烈,而在讲价的情况下,价格会相差很大。为什么要讲价呢?
我记得1963年的时候向老师阿尔钦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开始是不相信的,他不相信的。后来他相信了,但怎么解释呢?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我说过,如果是一项有专利性的产品,它要讲价是很奇怪的。只有摆名是竞争性的产品(才会出现讲价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你去吃东西不讲价,那个容易明白,你讲了价他给些垃圾你吃怎么办?但为什么会有讲价情况?
终于我解释到了,我看到一个现象。一条街上,如果大家都卖差不多东西的,那就会讲价。一件东西我开价10块钱,可能3块钱就卖出去了。我这个东西的成本是两块钱回来的,加上租金和人工,如果不讲价的话,我只做这个生意平均要5块钱才能回本。
那我为什么不开价5块,不二价呢?因为隔壁那家卖4块,或者卖3块钱。那么我开价10块钱,有些卖7块,有些卖5块,平均我会有5块收入。为什么我不只卖5块钱呢?因为如果其他人卖低于5块的话,第一个关门的就是我。
那我为什么不卖4块?卖4块还是有人可能卖得更便宜。总有一个数,比如说3块5,这个数字定了以后,如果人人都照这个价钱(卖),会有很多商店会因此而关门。而不关门的人生意会比以前好,也就是说市场上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商店,这是第一个结论。
这种有竞争性的讨价还价行为,是因为商店开得太多了,这是肯定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有讨价还价的行为,才出现太多商店;还是因为商店本来太多,所以出现讨价还价的行为呢?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顾客是根据价钱来衡量商品的质量,如果你开价够高,他会认为商品的质量好一些,你开价太低他反而不喜欢。所以你开价太高或太低都会吓走顾客,你开得太低他会认为是假货,这是市场里的普遍现象。
在一般开店的人来说,首先要吸引了顾客的兴趣,他才会跟你讲价,如果你开个价,他可能掉头就走,你开另一个价,他可能就不走了。所以你开这个价是要很精明的,我听那些商店老板说,比如说手表店,那些售货员都很有经验,他看一个人进来,就知道大概什么价位能吸引他。
通常是在某一个价位上顾客会有信心,再高他就可能买不起了;但如果太低,他又会怀疑是假的。有一个人进来,他就要试试看,每个人的信息不同,这样形成之后,同样商品的市场,它的商店数量会更多。
不是因为商店太多而出现讨价还价,而是因为讨价还价而出现更多的商店。这种情况下,商店商品的平均售价是会高过不二价的商店,因此不二价的商店数量会减少。
你到香港去买首饰或手表,常常会看到商品上挂着一个小牌子,牌子上写着两句唐诗,五言唐诗,比如“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这几个字的字头是代表数字的,比如说床是1,前是2,明是3,月是4,光是5。1到10都在里边了,你问售货员时,他一看这个牌子,心里就知道,这个数字就是老板指定的最低售价。他看着这个底价,比如说350块,跟顾客讨价还价。
所以你到一些高档零售商去买手表或者首饰,会发现每个售货员都去看那些文字。如果过一段客人猜到诗里的数字,那他就换另外一首诗。
让我稍微跳一下,讲另外一篇著名的文章,再回来讲这个事情。这篇著名的文章是Lester Telser写的,是在1959还是1960年,也是错的。是篇好文章,好文章错不要紧,关键是过不过瘾,有没有趣味性。
Lester的文章是错的,他说为什么那些生产商要划一个统一的价钱,不让零售商卖低于这个价钱,在市场上有这种事情发生的。Telser的解释,文章的题目就是“Why do[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Fair Trade是公平交易,是美国自己一个管制价格的名词,就是规定一些商品价格不能变。
为什么制造商或批发商要管这些呢?他的答案是“示范”。怎么示范呢?比如说吸尘器,我新出的吸尘器是名牌,我给零售商卖,但不准你减价。我批发给你1000元,一定要你卖2000,不能减价。你说我要赚少点都不行。
他的解释就是说,厂家是要你推销吸尘器,你要花很多时间解释我的吸尘器为什么好,我要你慢慢详细解释,你才能赚到这个钱,如果你降价卖掉,就没有心情解释我的产品好在什么地方了。
他的文章不是没有道理。高人写文章就是这样。有了这个思想之后,可以推到不同领域。你们要仔细看。
这是Telser生平最好的文章,但我认为是错的。大概在70年代,香港的名牌手表是定死价格不许卖少的。现在还是这样,但管得不是那么严了。
而在香港的例子里,不是Telser说的那样,批发商或者生产商坚持要卖什么价。而是零售商向批发商说,是他们要求批发商监管,不要让大家互相降价。监管人虽然是批发商,但需求的客户不一定是批发商本人,以香港卖表的例子,在香港要求批发商这么做的,就是零售商。
现在劳力士手表可以降一点价,降得不多,九折左右。但是很多手表开价几万,几千块就可以买到。这种例子很多的。但劳力士就没有这么大的空间。而在70年代,不准零售商减价的行为是很普及的。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续)
局限的选择 第四讲
(经济学的重大事件大都发生在带8的年头),1848年发生两件大事,一是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二是密尔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密尔在历史上公认是最聪明的,但那时我还没生出来。
他在书里提到一个例子,后来变成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话题,那就是灯塔的例子。
第一个问题,灯塔是私人出资造的,帮助海上船只不会触礁。但是怎么收费呢?密尔的结论是,灯塔不应该由私人投资建造,因为它对社会有贡献,协助航海,而又收不到钱,所以应该由政府来建造;
第二个问题,就是后来萨缪尔森讲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他说既然灯塔存在,服务多一条船的边际成本是零,所以收费应该是零,因为边际成本是零。那就多了一个问题,灯塔有收费的困难。但萨缪尔森说,即使能够收费也不应该收,因为灯塔服务的边际成本是零。
后来吵到今天,我们来说他这个问题。说到这个部份,对社会的贡献,社会的利益与私人利益是有分歧的。我收不到钱,你们受益,就变成了以后社会成本跟私人成本的分歧,是个大话题。
到了1920年,剑桥经济学家庇古,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福利经济学》,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最简明的,我认为他一生最大贡献就是这个例子。他说两条路都是从城市A到城市B,一条路很好,但很窄;另一条路很宽,但是没有铺好,很难走。
两条路让人选,人人都会选好路,但那条路(因此而)塞车,走不动。走不动的时候政府要立法让别人走另外一条路,效果怎样呢?首先走坏路的人没有损失,因为好路塞得走不通了,比如原来好路半小时走到,坏路1小时走到,现在好路塞车,走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那人们就选择走坏路了。
政府说,那就抽税吧,对走好路的车抽税,使其中一部份改走坏路。因为用好路的人赚了,没那么塞车的时候,他就相当于赚了钱。而走坏路的人也没亏,因为在好路塞车也要一个小时,所以他们也没有损失。
庇古于是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有分歧,这个例子证明应该由政府来抽税。这是1921年的事,到了1924年,四年之后,芝加哥大学的奈特教授写了篇很重要的文章,那是非常重要的。
但奈特这篇文章的代价是很大的,因为他的思想正确,但是文字难明,结果很少人理解。奈特说这两个例子里,庇古是对的,完全对的。但这并不表示市场的做法行不通,因此需要政府干预。而是因为这两条路是没有业主,因此也没有人收钱。
如果好路有业主,他就会收钱,收的钱也相当于政府抽税,使有些人因此改走坏路。所以他说这个社会成本跟私人成本有分离,只是因为公路没有私有产权而带来的问题。
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科斯定律”,但是奈特的分析不够清楚,我看了好几次才明白,所以就变得(没人知道了)。说起来奈特不拿诺贝尔奖是没有道理的,他的五个学生都拿了诺贝尔奖,他自己怎么拿不到呢?
所以他这篇文章就应该拿诺贝尔奖,他的分析是很精辟的,牵涉到很广泛的问题,但是很难读。我在1967、68年的时候见过他本人几次,亲自感谢他的文章。但是他在诺贝尔奖颁发5年后就去世了,所以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奈特写了这篇文章批评庇古的例子,但是庇古没有回应,只是在他的《福利经济学》再版的时候,从书里删掉了这个例子。如果他当年回应,双方争辩起来的话,经济学的发展会好很多。但是他(庇古)逃避现实,所以社会成本问题也因此一直推延下去。
在庇古的书里边,还有其他例子,只是没有两条路的这样含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工厂污染的例子,一家工厂烟夕排出的煤烟污染了邻居,这家工厂不理邻居的损失,只考虑自己生产的成本。那么在当时的看法,因为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这个例子虽然在书里只有一句话,却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当年他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比如种田,铁路经过的稻田,因为火车煤烟对两边农作物有损害,也是私人成本跟社会成本分离,因为火车的成本并不止运营成本,还要加上对农田的损害。
1969年我的老师阿尔钦和斯蒂格勒去日本玩,在火车上看到两旁的农田,就问列车员火车两旁的农地卖得是不是便宜一些?因为受到火车损害。
但列车员回答说不是的,他说在火车两边的农地值钱一些,因为火车吓走了田里的飞鸟,因此农田更贵一些。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笑话,是斯蒂格勒亲口告诉我的,后来到科斯退休的时候,斯蒂格勒去致辞,他讲笑话在经济学家中是很有名的。他上去正要讲时,突然大叫一声张五常,原来他看到我,然后走到我的坐位边上问我,几年前我跟你说的那个火车例子是什么例子?因为他自己也不记得了,我跟他说飞鸟飞鸟,他一下想起来,回去继续演讲,说感谢张五常提醒我这个故事。
到了50年代,经济发展理论盛行,你们现在去翻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经济学报,几乎都是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理论的一大流派,就是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话题。也就是外部效应的话题,英文叫externality,就是讲一家公司怎么可以增加外部利益,减少外部损害的投资。所谓外部,就是收不到钱,或者不需要赔偿的那些。
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大概在1952、53年左右,讲蜜蜂在果园里采蜜,而养蜂的人是不需要付钱给果园主人的,这就是外部效应的问题。而蜜蜂去采花蜜的时候,也传播了花粉,对果园是有利的,而果园主人也没有付钱给养蜂者,又是一个外部效应的问题。
很出名的例子,我在1973年发表《蜜蜂的神话》,有的人译作《蜜蜂的寓言》,那篇文章里就说,都是收钱的。你的蜜蜂去果园采蜜要收钱,而蜜蜂帮助传播花粉,人家也要给你钱。所以市场存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没有发现。
所以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个外部效应的问题,所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争论得很厉害,是个大话题。
科斯对这些争论并不熟悉,因为他没读过这些文章。他是1911年出生,18、9岁大学毕业,毕业得太早,要等时间,拿了奖学金就到芝加哥大学偷听奈特的课,听了两三堂课,他觉得奈特讲得不对,就写了篇文章,《公司的本质》。1930、31年写的,后来到1937年才发表。这篇文章没有引起注意,后来到我1966年的文章(《佃农理论》)里,说我的思想是从科斯第一篇文章来的,所以他的那篇文章又比较出名了。
关于公司的问题,我在下一堂课会讲。科斯后来到了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早年他的研究方向是专利问题,我认为他在那方面做得很好。他是研究传播的专利,比如邮政局送信的专利,还有英国广播电台(BBC)的专利,他写了一本书专门讲这个,都很好。
科斯这个人很怪的,很多东西他都不知道,但对于他知道的东西,他就知道得很多。研究得很深入,调查很仔细。慢腾腾的英国绅士。他想去美国做工,在50年代不行,想在美国工作没有博士学位不行。于是他拿了几篇文章去申请名誉博士学位,他有些文章已经很有名了,当然没有问题。
他先在美国的水牛城大学当助教,后来转到维吉尼亚大学。1958年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的太太的哥哥,也就是他的大舅子戴维德,他有个学士头衔,是哲学的,没有念过经济学。但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学院里教经济,他不写文章,但是教书,一辈子可能就写过两三张纸。但他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重要元老,人人都知道他厉害,但他却没有发表文章。校长也知道他厉害,就跟他说,你没事做不如搞个学报吧,他不好意思推辞就做了学报编辑。
那个学报叫《法律经济学报》,一年出一本,很薄,只印4、500本,由他做编辑。他也无所谓,因为戴维德深信,大学学报如果没有饱学之士就不应该存在。所以他无关痛痒,有好文章就登,没有好的就不登。但是他1958年第一期学报出版的时候,篇篇都好,一条方程式都没有,篇篇都好!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是1962年注意到这个学报,几乎是要抢购。那时候一块钱一本,一直抢到几十块钱一本。
当时科斯在维吉尼亚教书,看到了这份学报,惊为天才之作,就在1958年寄了一篇文章给戴维德,戴维德一看,也惊为天文,但给他芝加哥的同事看,个个都说错,要作者修改。
但科斯死也不肯改,戴维德说不改不行,但科斯还是死都不改。结果戴维德就说发表可以,但你要来芝加哥大学做一次报告,解释这篇文章。科斯说演讲就算了,你可以找几个行内的朋友,大家一起谈谈。
这就是后来在1960年,经济学历史上最震憾人心的辩论。科斯1959年发表这篇文章,人人都说错,但戴维德就把文章排在学报的第一位。这就是那篇著名的《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是过去100年以来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而在1960年那一年,人人都说它是错的。
有的时候人是有运气的,因为科斯是做专利研究,他是研究传播专利的。所以他到美国继续研究这个传播专利,而传播在英国是受政府管制的,而在美国则不受政府管制。所以他就追溯历史,美国传播行业这么庞大的一个管制机构,它的权力是从哪儿来的。
所以科斯就去追查传播委员会的权力是怎么来的,结果他发现,原来是当年波士顿附近的渔船出海,每只渔船都用无线电跟岸上联系。但是海上有很多船,音波频率是一样的时候,大家就会互相干扰,有时小孩乱发天气预告(所以才出现了委员会管制)。
科斯就说,为什么要管制频率呢,你把音波频率拿来买卖多好?只要权利界定得清楚,谁要买谁要租,产权属于谁清楚(就不用管制)。而现在这种混乱的情况,就是因为权利界定不清楚。
接着他又举了个例子,说这块地是我的,我在地里种玉米,你把汽车停在地里,当然损害了我。如果这块土地是我的,我有权种玉米,你可以停车,但要给我钱。
但科斯反过来又问,这块地是我的,我有权不让你停车,那就损害了你的自由。但是如果你有在这块地上的停车权,你有权停车,那我就要付给你钱,请你不要在这里停车。科斯就说,权利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界定清楚。
如果你没有停车权(而又想停车),那你可以给我钱;而如果你有停车权(我又不想让你停),那我就给你钱让你不要停。他在文章里就说到这句话,“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科斯定律。
这句话没有人注意到,直到我后来写英文论文时指出来。但是这么浅的问题,芝加哥大学的大师们不同意,他说我开家工厂污染邻居,不是我要补偿邻居,而是邻居要补偿给我(让我不要排污)。你把车停在我的地里,不用给我钱,我反而要付钱给你,这一点他们怎样都不同意。
但是停车的例子,科斯知道联邦传播委员会那个音频的互相干扰的代价,只要权利界定清楚,就可以通过市场成交。他认为这跟玉米地的例子没什么不同,不一定是停车的要补偿种地的,有可能是种地的要补偿停车的。
科斯是很幸运的,你说工厂污染邻居,工厂是坏人,邻居是无辜;在种地与停车例子里,停车的是坏人,种玉米的人无辜。所以不管怎样都无法理解无辜者为什么要补偿坏人。
而在科斯的例子里是没有好人坏人的,我干扰你,你也干扰我,你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正因为如此,他在做这个案例分析的时候,就无需做任何价值判断。然后再把这个例子延伸到停车和工厂污染的例子里,顺理成章。
后来在1960年的春天,这是最有名的了,科斯到了芝加哥,在弗里德曼家吃晚饭。戴维德请了当时最厉害的经济学家到家里跟科斯辩论。连科斯在内总共11个人。科斯先说,他说假如工厂污染环境,你们认为邻居应不应该向工厂索赔?大家都说应该,科斯说我不这样认为,大家就吵起来了。
吵了两个小时,在参加的十个人里,我问了八个人,那天晚上的辩论轰动了整个芝加哥经济学界。科斯说他死都不认错,辩了一段后弗里德曼站了起来,把每个人都批评了一顿,每个人都错了,只有科斯还站在那里。
我记得其中有人告诉我,当晚离开时已经是深夜,但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刚刚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庄逊当时在英国,他是芝加哥很有名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拍了一封电报给芝加哥大学,说恭喜一位英国人再次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科斯的经济学观点相当于再次发现了新大陆。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中所有的外部效应,所有的社会成本问题,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而这个发现)对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特别重要,当时我写文章,1979年写的,向北京的朋友解释市场的运作的时候,你只要提到私有产权,北京当年不能接受“私”字的,(在中国文化里)私相授受,谋取私利,夹带私货,没有一样是好的。
但是当我拿出科斯的观点时,说(市场运作的前提是)权利界定要清楚,北京的朋友接受了。到今天他们也没有完全接受这个“私”字的。私营还叫民营。但是他们接受权利界定。
我带弗里德曼1988年的时候见赵总书记,他讲解给弗里德曼听,为什么权利界定那么重要,其实是从我这里学过去的,我又是从科斯那里搬过来的。
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产品,包装不同。所以中国有今天。权利界定清楚,其实就是私有产权。当年我从阿尔钦那里学的,学产权问题,谁不知道私有产权重要?但讲不出来什么样才叫私有产权。
你可以说这所房子是我的,你不能进来,但为什么我不能进来,讲来讲去讲不清楚。而科斯用音波的例子,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一言惊醒梦中人。我们并不是那么蠢的,之前也研究过很多,把英国的产权法例看了无数,但就差那么一点,没得说了。
在听过那晚辩论的很多人说,因为弗里德曼驳倒了在场的所有人,因此以为科斯定律是弗里德曼想出来的。但是我亲自问科斯,其实弗里德曼有多大贡献?他说,弗里德曼讲得那么清楚,他一讲完,我就知道自己肯定对了。
这是一句很关键的话,他自己那时候居然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所以我就对科斯说,你1960年春天才参加辩论,但你在1959年的文章里,已经清楚写明了,权利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你自己早就写明了。
所以科斯就很感激我,到1991年科斯拿诺贝尔奖。瑞典邀请我一起去参加,我还花了8000块钱做了套礼服,很贵的。我对瑞典当局说得很清楚,我说我花了8000块买礼服,我可不打算只穿一次的。
科斯在读他的演讲辞的时候,弗里德曼当时就坐我旁边,他把我当成小弟弟。后来典礼官来说,科斯要进来了,你去迎接一下他吧。那时会场里灯都不亮的,很厉害的。我们就去迎接科斯,大家当然都很开心,弗里德曼走出来说,你们快回去坐,有人要坐你的位置,因为很多人喜欢坐在他的旁边。
那我就回到位置去坐,科斯慢慢走上讲台,我指着他问弗里德曼,说Jewson,你真心的说一句,这个人值不值得拿诺贝尔奖?他说他呀,好多年前就应该拿了。
所以在这些经历之中,我知道科斯定律是科斯的,不是弗里德曼的。但是我认为有点遗憾的,我没有跟科斯说这件事,我个人觉得他1960年的那篇文章,应该提到奈特,提到1924年两条公路的问题。在那个例子里,奈特说得很清楚,如果有私产的存在,就不会出现(管制)问题,自然会有人收钱。
当然科斯的解释清楚很多,但是私有产权的功能,在奈特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点应该提一下。如果是我的话会提一下,但科斯没有提,在1959年的文章里没有提,1960年的文章里也没有提,我觉得这是有些瑕疵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社会成本问题上来,在1960年科斯参加辩论后回到弗吉尼亚大学,回去后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是20世纪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你们可以在英文推荐读物里看到。我建议你们把英文原文好好读一遍。
很多人讲科斯定律都引用这篇文章,但他们只不过是引前边的五页,所以大家都以为科斯定律就是文章前边的五、六页。但真功夫其实在后边,因为他作为英国绅士,真的是博学多才。看了很多的企业,在写文章的时候,因为担心赶不上戴维德的学报发表,所以就一节节的寄去,写一节寄一节。所以看起来好象很多篇文章接起来,没有一气呵成的感受。
科斯后来才知道,他说他以为戴维德在等他的文章,所以一节节的寄去。但对于戴维德来说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戴维德后来说,如果科斯的文章十年才能写完,学报就等十年再出。因为当时是有稿费的,现在没有稿费了。我问戴维德你给科斯多少稿费?他说因为公司有规定,如果没有规定我就把全部的钱都给他了。
60年的那篇文章,你们看到前边六、七页后,就有一句话,科斯定律就在里边了。他就开始分析原因,博大湛深,我当年花了三年时间读它,三年时间,翻得纸都没了。后来写佃农理论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受他影响,结果文章一发表,有人看了就说哎呀,如果没有科斯的理论你哪能想到这里呀。我说是的,你是对的,因为我受他影响太深了而不觉得。
当年第一次见科斯的时候,我去他的办公室,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说我是张五常,他嗯了一声,我说我花了三年时间看你的这篇文章。他说你觉得文章是讲什么的?我说文章里主要讲的就是合约的局限条件,他马上跳了起来,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
这篇文章是要看的,当然不是说里边没有错。你们要学好英文,里边没有数学,没有经济理论,需求曲线也没有一条,就是讲。我当年看了三年,应该读的读物,读一百次也不算多。不应该读的东西,看一眼都算多了,读书就是这样子。
科斯在这篇文章里,提到养牛和种麦的例子。说一根栏杆,一边养牛一边种麦,如果不看好牛就会来吃麦子,怎么办?他说很简单,如果麦地是由种地的人所有,那牛过来吃麦子,牛的利益增加够多的话,那吃就吃了,牛主给钱(种麦子的)补偿就好了,一直吃到牛的增值与麦子的成本在边际上相等为止;
只要这些土地是由私人拥有的,那么栏杆就会移到牛吃麦子的边际利益,等于麦子的边际成本的线上,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这块麦地是麦主所有,牛来吃牛主要补偿,直至增值与损害边际相等;但如果牛是有权过来吃的,那麦主就要给钱养牛的,让牛不过来吃,也要给到麦子的边际损害跟牛的增值收益相等为止。
这个答案是很神奇的,科斯说不管吃麦子的权利属于谁,只要界定清楚,栏杆就一定会移到那个位置。所以说不管产权属于谁,只要权利界定清楚,资源的使用(效率)都会是一样的。这是科斯定律的第二个版本,也叫做“不变定律”。
科斯定律的第一个版本,之前已经说了,就是权力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第二定律),因为不管权利属于谁,达到的效果都是不变的。如果没有不变定律,就会有很多傻瓜去争论(资源利用的效率)。
当然,随着财富的变化,这些栏杆也会移动一点点,因为钱多的人来说,钱就不值钱了。因此并不是完全不变的,很多人就抓住这一点说科斯定律是错的。实际上科斯在写文章时,就已经假设了财富分配不同,不会再带来其他的效应。这是很简单,不言自明的假设,是很常用的。这种吹毛求疵的无聊事也是很多的。
但科斯定律是错的,他知道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他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这是错的。
很重要的思想,很重要的思维,但是错的。我知道它是错的也知道很久了,但是我没有写出来。1981年我写“中国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吗?”这篇文章时,我在里边就暗示科斯是错的。
错并不重要,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基本上是错的,后来到我当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时才写出来,1997年我写了“交易的范畴”,就说明了科斯是错的。他没有回答我这点,他知道自己错了。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尊敬,你对我的影响这么大,错了对我影响还是那么大,那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都说了很多次了,我说我有七八篇文章是可以传世三十年以上的,假如是可以交换的话,拿我这么多篇来交换科斯一篇我都愿意。用我这么多篇对的传世之作,换他一篇错的,我也愿意。
你要明白它是错在什么地方,就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在科斯1937年发表的文章,叫作“公司的本质”,或者公司的性质,它的要点我们一定要再强调一下,它的要点就是提出了交易费用的重要性。这在经济学上不是科斯第一个提出来的,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过去的经济学)他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但是他又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假设,就会造成困挠。那些方程式都乱了,你问他们方程式的假设是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
但是有人知道,只是它的重要性没有人理会,科斯在1937年那篇文章里,就指出交易费用很重要。而在1960年的这篇文章里,他在开头六、七页纸举种麦子的例子,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这是很清楚的。
而到了后边,他举的很多案子里,每一件都是讲交易费用。所以如果你只看开头几页,就不知道科斯其实很重视交易费用的。
那什么是交易费用呢?这是一大问题。在高速公路上,你请个女孩去收费,这就是交易费用。因为有了收费站,车速就会慢一些,所以这是交易费用;但因为有人收钱,所以没有人可以白闯(造成塞车),所以这个女孩的作用不止是交易,她同时也在保护价格,维护公路主人的利益。所以在收费行为里,一方面有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又有对价格的保护费用。
那交易费用怎么计算呢?你要想想,请个律师是不是交易费用?当然是啦。如果不骗人还需要律师干嘛。
那应该怎么区分?交易费用的增加在边际上看得到,比如在高速公路上收钱,他为了限制车进入,买把锁来把路锁上,(收费员)她的存在跟那个锁是一样的。给钱就开锁,不给就不开。怎么区分交易费用呢?根本没有区分。
所以我对交易费用的定义,也是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同意的,是逼不得已。在鲁滨逊一人世界不可以存在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
如果是鲁滨逊一人世界可以存在的,你可以想象到的那些,都不是交易费用。只有在他的世界里想象不到的费用,才是交易费用。在鲁滨逊一人世界里,是没有律师,也没有警察的,某些度量费用是要的,但有些度量费用没有。
所以只要一离开鲁滨逊的一人世界,多一个人,就会有竞争,有产权,维护产权就是交易费用。就象香港这个城市,90%的收入都是银行、律师、警察等等,多少个行业,没有办法完全分开的。
在经济学上,一个人做跟合作是分不开的,这是个问题。科斯说假设交易费用是零,那就要先说明什么东西的交易费用是零。因为有交易费用存在不一定表示一定有交易,应该把它称为“社会费用”或者“制度费用”,没有社会就没有这些费用。一个人不是社会,要两个人才成为社会;一个人也没有制度的,要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才有。
所以多个人就出现了制度这一块,交易费用不一定要成交的。计划经济下资源分配,没什么交易,但交易费用很大的,要搞关系、走后门,排队轮购等等,都是交易费用。
政权斗争也是交易费用,年轻人拿本红皮书在那里背也是交易费用,怎么不是呢?那时上街买东西,双方都要先念几句,念错就要去坐牢的,这都是交易费用。你们太年轻了,不记得这些事情。
那时在街边吃碗面,也要拿个红本子念几句,这些读物的印刷量,比《圣经》还多。报刊杂志100%在封面都是毛主席语录,这都是交易费用,鲁滨逊的世界里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这些问题科斯并没有回答我,他只是说只要权利设定清楚,市场自然会解决社会成本问题。我说市场做不到,因为如果没有交易费用,根本就不需要市场。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出现的。
我得到这个启示,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得到的这个伟大启示。文革时的交易费用非常大,那时没有什么私产,计划供应的交易费用就很大,我(计划者)怎么知道每个人喜欢吃什么,然后再去指导生产?就算是派工作,其中的交易费用也很大的。
那时候是没有市场的,你们可以有专业生产,可以有任何的自由安排,只要分开工作就可以了。(专业生产)是可以不需要市场的。
而之所以出现分工,是因为交易费用高,我生产了分点给你,你生产的产品分点给我,于是就出现了交换。从过去有饭一起吃,变成你会骗我我会骗你,就变成(都)有饭吃了。市场有交易费用,有很高的交易费用,象律师费等等,但是我只能说市场的交易费用要比中央计划分配的交易费用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整个国民收入的交易费用减少一点,经济就急升,我在1981年就清楚地说,只要减一点点,经济就会升得很快。
过去这20多年来,中国经济升得很快,就是因为交易费用减少。再回到科斯定律,它假设交易费用是零,然后市场出现。但市场正是因为交易费用不是零才会出现,所以这个错误相当严重。
但从他的角度看世界是对的,他的角度相当好,所以对我的启发很大。
今天就到这里,下边提问题吧。
(续)
局限的选择 第五讲
有学生问我,我的兴趣这么广泛,而每样都能做得这么好,应该怎样才能象我一样。我当时的答案就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兴趣在什么地方,其次要知道自己在那方面有没有天分,第三是要去尝试。
在问题方面可以有奇才,可以高傲,但你要知道自己差在哪里,这是很重要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秦始皇认为有很多次,但我不知道,生命只有一次。在这一生中如果不去做,你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如果有兴趣,而又有天赋的话,你就可以试一试,客观地衡量自己。
我喜欢的东西大多都是在手上可以操作的,写篇文章,或是写篇书法,或者是经济理论,我希望都是手可以摸得到的。假如手上拿不到的我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兴趣,有人对打麻将很有兴趣,但我不感兴趣,因为它不能够拿来自己欣赏,我是有点自恋狂的。自己做完一件东西,那种感觉是很好的。但是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步骤,一些作品可以有机会保留的,在关键的时候就要搏,拼搏是很重要的。
一方面你知道自己是沧海一粟,另一方面你也知道自己难以再有来生,所以到了关键的时候就要杀气腾腾,要杀气腾腾。
好象几年前,我拿着相机到九寨沟的黄龙洞,三天时间里我就拼命干,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呢?刚下完雨,水很多,瀑布很好,当时招待我的官员给足我面子,一早就送我进公园,接着太阳出来,光线很好,树很好。我所以就连着几天拍。
当我第三次到黄龙洞的时候,下大雪,已经说明是封山了不能上去,但我们还是爬上去了。上到山顶已经是早上八九点,阳光普照,突然间天气转暖,在树上的雪开始融化,闪闪发光。我带的相机是最适合拍这种相的,因为我自己发明了一种拍照的方法,上帝帮我的忙,但是上边氧气不够,那我就拿个相机,一个小时拼命奔跑,照了十几二十张雪景,前无古人。这种事你们做得到吗?到了机会来临时,所有条件都齐备了,我有个助手在旁边,帮我打光和背着相机,当时的气氛我还记得,100分,哪里找到这么好的景色,雪水刚刚融化,象冰一样,整个山头闪闪发光,哪有这么好的机会?
这种机会每个人都会遇到,就象我写《佃农理论》,人人都说好,芝加哥出版社印的,我到芝大出版社签了出版合同,然后就再拼一年(才出版),你怎么解释我那么拼命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所以想有成就是不难的,关键是要拼命,在适当的时机拼命,不适当时就不要拼。现在到我这个年纪,要拼就拼书法,因为我看到自己有机会写到自己最好的境界。有些自己知道不行的东西就不要勉强,有人自己知道不行还是勉强去拼,那是很蠢的。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究竟想不想有成就,就象要我一样知道生命只有一次,就会去多做尝试的。那种满足的情感,说不出来的。
我在1969年开始研究,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公司的问题。因为我在1968年时不明白科斯说的是什么,1969年我就下工厂研究,一直研究到1981年科斯退休时,他叫我为他退休写篇文章,我就写了那篇《公司的本质》,我当时不认为自己能写的,1968年我开始搜集资料研究,1981年开始构思,1982年初,二、三月份,我开始坐下来写,用稿子,墨水笔。一直往下写,到底写了多久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我写完,还没有打字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篇文章可以传世,我就在那儿仰天大笑。
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其实是很重要的,但为什么会有很多是错的呢,他是从1931年开始写的,当时他只是27岁,27岁的年轻人对世事了解不多,太年轻了。他说市场上边有价格的指导,有时花生价高,我就种花生;看到水果价高,我就改种水果,这是从斯密的传统过来的。但在公司里边,一个工厂里,那些员工是受老板或经理指导去生产的,他没有价格为准则的,老板和经理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为什么这些人要去做奴隶呢?科斯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他说得不清楚。他说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市价不是那么容易认识的,所以公司代替了市场。公司代替市场就是在那一个出现的概念。
我们再重新分析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员工,劳动力是我自己的,我可以自己去卖花生,也可以去开个小生意,但是我不这么做,我去打工,去接受你的指挥,甘愿做奴隶,我可以不做,但我心甘情愿去做。
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了,他心甘情愿去做,你说你不让他做,他也不接受。那他心甘情愿去做,第一个明显答案就是他替人打工收入要比卖花生高。科斯说没有价格的存在,与其到市场上做工,不如找个老板(打工)。
这个问题,我回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上班两个多星期,有个同事想申请做高级讲师,我是他的上司,要参加他的升级评定,在坐的还有其他教授和同事,而这个同事我不太熟悉,因为我只来了两个星期。
我就坐在那儿,他是做Input output分析的,Input是投入,Output是产出,也就是投入产出分析。因为我是系主任,是他的直接上司,不可以不问他一个问题,于是我就问:你在街边小孩替你擦皮鞋的时候,擦得很好,你给他一块钱,那这一块钱究竟是买他擦鞋的生产要素呢,还是买他擦鞋的服务?这一块钱是买他的劳力,还是买他把皮鞋擦亮的光泽?
他怎么都回答不出来,等他离开以后,大家都在议论纷纷,怎么这个博士读了这么多年,这么蠢呀。我说他并不蠢,你去哈佛大学问那些教授,没有一个知道答案的。
正确的答案是,这一块钱,既是用来买擦皮鞋的鞋油,也是买小孩的劳力,是没有区别的。如果要有分别的话,是要有一个人来雇佣这个擦鞋的小孩,给他付时间工资,让他擦鞋,他擦了以后,公司再收你一块钱,这就有两个市场存在了。一方面,我给你五块钱一小时,另一方面,我收擦鞋的人一块钱,这就是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
但这两个市场不是那么容易分开的,在香港50年代中期,那些人在家里穿珠仔,一件件算,有人把小玻璃珠,线和图案交给他们,他们就去穿,逐件算,一件件看过满意后就付钱。那这些做好的珠子再交给英国的商人。
这不是以时间算工资,而是以产品逐件计。这个代理人或者经理人,或者叫监管人,他始终是个中间人,今天我给你珠子穿,一件件买回来,一件件算钱,然后又要销出去,作为中间商是有风险的。
什么是劳力市场,什么不是劳力市场?科斯说公司的形成是代替了市场,这也是对的,只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如果以时间工资算,然后再逐件卖出,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但是时间工资只是一个产出的代替,它本身不代表价值。
你请人做事,按小时来计算,如果他偷懒就做不出很多东西来,假如是逐件算,他就会做多些给你。如果以时间算,就要监管到时间,偷懒是常事,那为什么不逐件算呢?(因为)逐件算有时是算不到件数的,你去看看成衣工厂。全部都是逐件算,领子,袖子,扣子都是逐件算,然后把它们凑在一起。
有些有创造性的(工作),比如说设计,你说逐件算的话,那怎么算呢,有些垃圾设计。所以有些逐件算的工作代价太高,市场就开始发挥作用。任何市场都是有时间工资的,也有监工,监工的人会核算一小时能生产多少件,然后按时间付钱。在工厂接单的时候,我这里有个订单,一共多少件,你做不做,你做的话就自己去分发。假如你是件工的,不需要找人监管,但太琐碎的工作,就要按时间来算。因为怎么算件工呢?比如说泡杯咖啡,打一封信,或者接个电话,如果逐件订价的话,还不如用时间来算。但以时间来算的话,做得散漫是常见的。你如果按件数算,他又会变快,但可能质量就粗制滥造。
也就是说你把付钱的方式改变,他(做事)的变化就不一样,而监管的方法也很多。
你现在回到公司的情况,什么叫做“公司替代市场”?没有替代市场,只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以时间合约替代件工合约,或者是件工合约替代了市场中间人的合约,全部都是可以代替的,为什么会有替代呢,就是因为要减低交易费用。
所以最近我对新劳动法批评很厉害,就是因为新法限制了合约的选择,假如不改的话,经济是没有办法发展下去的。哪有这样的法律设计,完全都没有经过大脑的。就象是美国,美国早就说件工不合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最低工资够高,工人一看按件工做还赶不上最低工资收入,那就说件工不合法。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最低工资够高的话,件工也会变成不合法的。
来看中国的情况,在90年代后期,通缩得很厉害,但失业率很低,为什么很低呢?因为合约选择自由。美国30年代经历的经济大萧条,不是课本上所指的货币政策失误那么简单,而是因为那时最低工资很高,然后福利制度很多,件工又是非法的,结果搞得经济大萧条,失业率最高达到30%。
假如90年代后期,中国有这些制度存在,那么至少有15%到20%的失业率,但是当年只有4%,就是因为合约选择够多。不适应市场的(工资)合约,它会自动调低的。老板接个订单回来,我要做这种玩具,做多少件,把模板做出来,对工人说,公司就是要赚这么多,我的厂房、折旧等成本至少要多少,其他的你们怎么算就怎么算。那些工人不是不讲道理的,他知道你赚的就是这么多,自己的工资应该是多高。
所以这方面带出来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产品?什么叫做一件产品?有些你以件工来算,一个产品里要分几十个部份,三四十件,缝一件衣服要几十个步骤。如果以时工计算,可能做好一件衬衫就是一件产品。那么对一件产品,你首先要知道公司的形成,定价的费用是多少,然后你才知道产品市场。
所以象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很有名的,很多人都奉信的。但是我说,在瓦尔拉斯的理论里,产品的种类有N种那么多的话,那相对价格就是N-1,你们都知道这个理论。但是瓦尔拉斯又说,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如果交易费用是零的话,你怎么可能知道N是什么东西呢?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一开头就错,结果全盘皆错。书上的方程式再怎么好看都没有用。
你不知道交易费用,就决定不了N,决定不了N怎么推出后边的东西来呢?所以这是一个笑话。在课本里就有很多这种笑话。
课本里说的公司里论,就是所谓的产出理论形成的成本曲线,这是没有理由的。我们现在回到最基本的问题,课本里说有一个产品市场,有一个生产要素市场,任何书都是这么说的。我读本科的时候,就搞不清楚怎么分别它们,老师们都以为我发神经。等我到了研究生的时候,我更分不出来,假如你看过我那篇《公司的合约本质》,(就知道)怎么分哪?在件工上边的问题,我就是不用工资制来看,我说的那个擦鞋的例子,我重复说那个擦鞋的例子。
我做老板,给他(擦鞋小孩)五块钱,然后擦鞋的我每人收一块钱。这里并没有两种市场,而是同一个市场,只是两种合约而已。
所以我看科斯讲产品市场被公司替代,我看来看去都不明白,所以很多人以为科斯这个说法是没用的,其实是有用的。我到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答案的呢?是在1975年,我正好在那儿擦鞋。我坐在一只木箱上,跟小孩讲好价,两块钱擦一对鞋,这个小孩就开始擦我的右脚,但过了一会儿,又有个小孩来擦我的左脚,我说怎么给钱呀?那小孩说,一人给一块,那没问题。
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两个小孩互不相识,合作得又这么默契,我当时就意识到,这就是科斯所说的产品市场。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交易费用够低。如果我不是穿一双鞋,而是穿一只鞋,一只靴子,这个市场就不能成立。可能那样中间人一想,还是付时间工资算了。
这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现实。我当时就意识到,这(种合作)就是科斯所说的市场,而其他的任何合约都叫做公司。
但科斯跟我又有不同的地方,我在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做蜜蜂的研究,我说现在一个果园的主人请养蜂的人在授粉,那到底是一间公司还是两间公司呢?他不能解释。现在他同意我的看法,公司是分不开的,你们说是一间公司还是两间公司?在债务方面当然可以分开,但是在产出方面怎么分呢?
我是问过果园的主人,也问过养蜂人,如果你把蜜蜂一箱箱租给我,租两个星期,你收租金。很多人认为这是两间公司。但如果我请你来,付你工资,很多人就认为是一间公司。有什么理由?为什么合约变一变就能改变公司的数量?假如我是跟你分帐,那又怎么算呢?
这种公司是没有办法分得开的,就象商场里边,每一个商场里边都有几十家公司,所有的收据都用一家商场的名字,那是不容易分的。
在中国的情况更不容易分,现在工业是物以类聚,供应都一起发生。我接个订单来做,然后打个电话分给另一家工厂做,这是很便捷的事。比如说一家鞋厂经营出问题的时候,一连串的支持工厂都会出问题的。那怎么算,你怎么计算一个公司的边界到哪儿中止?是界定不到的。
所以公司的问题,就是合约性质改变不同。可能用时间来计,可能是分账,可能是分红,总有各种办法,可能是承包,种种办法。
有兴趣而重要的问题,就是合约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安排。这才是重要的。
为什么会有不同合约?不同合约带来的效果会怎样,这是很重要而有趣的经济话题。至于公司是不是能够分开,并不重要。不同市场其实并不是市场不同,只是合约安排不同。
这么多年的经验,是有选择的问题。市场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的,而不同的交易费用,才会导致不同的合约选择。
以时间工资,或者不是以件来计的(合约),科斯认为不是市场,其实还是市场,只是换了一种合约。这种合约的选择,就是为了要减低交易费用。
所以北京的朋友们搞新劳动法,完全不理解,你要“劫富济贫”,要用其他的方式去做,不要阻止合约的选择。你要找些人开刀,首先要让他们有钱再开刀,不要那么蠢。经济不发展怎么开刀呢?这就是对经济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以前的课本都搞不清楚,说这边是产品市场,那边是要素市场,其实都是同一个市场。
其他问题我想讲一讲,公司的理论讲几个小时都没问题,这里只是大概讲讲。下边我要讲我即将发表的文章。它是从公司理论开始,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制度。这从本质上就是公司理论的一个变化,是科斯叫我写的。他对这篇文章很紧张,昨天才寄信给我,说要等我这篇文章出来再谈。
中国的制度是很神奇的。在新劳动法出台之前,中国的制度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制度,我认为是人类最好的制度。如果不是这么好,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这么快,发神经一样的快。你看看北京、上海、西安、洛阳、郑州,你们问问父母以前是怎么样的,真的好象发了神经一样。29年了,直线上升。很多人批评,说中国贪污,权力斗争,几十样。但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都对他们有批评,我说你们不要告诉我中国做错了什么,我自己就能写本书出来,哪需要你们来告诉我。
你们要做的题目,不是说中国做错了哪些事,(这些事)满街人都知道。你要问的,是中国做对了什么?
这个经济奇迹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的,那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很多地方是不对的,满街都是不对的,你不用告诉我,我跟踪中国发展几十年,我的头脑是清楚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难道是因为他们贪污了所以才发展这么快?还是因为没有法制所以发展这么快?你不能说他是乱来一气就能做得这么好。就好象说一个傻子去跳高,他什么都不会跳的,所有专家都说他不会跳,姿势又难看,跳法又不对,没有一样是做对的,但是他一下跳了八尺高,世界纪录,那你就要问,他什么地方做对了?这就是我们对中国要问的。
所以中国的问题,也就是我解释的中国问题,不是说有贪污这些东西,有贪污的现象,难道我不知道吗?但是我身为经济学家,个人归个人的事,科学归科学的事,我就是要问做对了什么地方。
美国有一帮笨蛋,说中国是因为贪污才变好的,那这么多国家贪污又没见经济发展好的?印度贪污那么厉害。你再看朱容基90年代开始大手削减贪污,正值经济高涨,那你的贪污理论从哪儿来的?
中国创造奇迹真正的问题所在,还有半个小时讲这个问题,我为这个问题搞了三四年,终于找到答案了。让我休息两分钟,后边的内容你们要仔细听,要然不你们听不明白的,那是“中国的秘密”!
我原来的这篇文章,就是叫《中国的“达芬奇密码”》,科斯说这个题目不好,那我现在就改成《中国的经济制度》。
我的老师阿尔钦,他一直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说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一定有竞争,这种竞争一定是在一定制度下的竞争,等于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就是产权制度。
而今天我再发展一句,也就是比他多走了一大步。我的见解,就是在有竞争的情况下,在大家竞争,资源缺乏的情况下,(竞争)行为是一定要受到约束的。
如果行为不受约束的话,就会有租值消散的问题。约束行为的,与其说是产权制度,不如说是合约制度,任何合约都是约束行为的。
大致来说,私有产权(制度下),说这是你的,那是我的,大家互相遵重,这是约束;第二种,就是论资排辈,在旧中国有行政级别,卫技多少级,你们都不知道的,行政多少级,很多级别的,那也是一种约束竞争的机制。
中国的改革是很困难的改革,它的关键就在于要从过去以等级排列权利的制度,转变到以资产排列权利的制度,也就是现在的制度。
现在大致是以资产排列权利的制度,以前人人都是无产阶级,既然都是无产阶级,那就资产平等,但资产平等了,人的权利还是不平等,那怎么区别?所以当时是以等级特权来排列权利的。
所以中国的改革,是要从等级特权排列,转到资产权利排列。比如说一幢房子,你投资在里边,那(处置)房子的权利就是你的,这是约束机制,也是竞争行为;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一种按等级排列制度下的房子的话,(低等级的人)几乎是没有权利的,怎么转过去呢?
很多细节,现在我先不说,大致上是经过承包合约转过去的。我当年曾经建议,在1985年的时候,我建议把所有权跟使用权分离,所有权可以是国家的,使用权交给个人,而这种承包合约,就是将使用权交给个人。
我有能力,你将公司的使用权交给我,承包给我,就是承包责任制。这个承包责任制是从公司转变出来的,所谓的大包干。我在香港大学的时候,有个同事叫蔡进华(音),在做这方面的资料研究,分析得很细致的,从人民公社开始搜集资料,一直搜集到1998年,承包合约转变是怎么转变的。
我当时要他把资料给我看看,他很阔气的,把所有资料全部给我,我一个星期之内写篇论文,叫做《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一直跟下来。所以我对承包责任制是很清楚的,从人民公社一直跟下来,层层转下去。
农业开始出现(承包合约),而工业有了进步。我是1985年开始研究工业问题,那时深圳派了三个人给我。所以我说中国是没有秘密的,你说中国有什么秘密,我不相信,起码对我没有秘密,我要所有的承包资料,要什么给我什么,那是在1985年。
但我那时做不出来,因为转变得太快。其中在工业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资产会贬值,它不象农业那么简单,工业资产会贬值。政府跟承包工厂方面,经常吵架,怎么样再投资,怎么样承包,都是一步一步走,那时候就吵得很厉害。
到了1986年的时候,北京首钢请我去研究他们的承包合约,我也算满伟大的,就住在工厂宿舍里边,厕所和洗手间全是黑的,我是卧薪尝胆,在参加讨论的时候,我发言,就叫他们两权分离。我说不要管其他的,就两权分离吧。
讲了以后,到2002年,十六年后我去中央党校演讲,当时的商学院院长来接机,他说你当年(在首钢)做报告的时候,我也在下边听,你讲完之后,就有领导上来讲,说你们根本不要相信张五常说的东西。
那位院长说,十六年前你讲话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十六年后中国会有今天的发展。那些老一辈的,对中国改革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工业的承包基本上是失败的,到了后来,到90年代后期,那些亏钱的工业(企业),基本都卖给民营了,然后因为地价上升有了钱,就有钱付给工人。其他那些赚钱的工业,政府说我要保护的,但是从1983年开始,83、84年左右,工业上就出现了层层承包的现象。也就是香港所说的“判上判”。你接了单不做,交给另外一个人,他又把它分包出去,可以派很多层。
神奇的开手是在80年代后期,北京将工业上的层层承包合约,层层责任制,在工业上用是失败的;农业用成功了,但农业没有层层承包。
(北京将这种承包制度)用到地区制度上去了,就变成地区的层层承包合约。那么这种合约一共有多少层呢?第一层是整个国家,北京话事;第二层是省;第三层是市;第四层是县;第五层是镇;第六层是村;第七层是户。总共七层,层层承包制就搬到地区去使用。
(这种制度)你到地区去问是问不到的,如果他告诉你这是国家机密的话,那是糊弄你。因为我中国有很多朋友,我的朋友说中国是没有秘密的。
如果你看那些政府文件,你是不会知道这是从以前的层层承包制变出来的。(这种承包制度)上下相连,一层层承包;左右不连,所以左右就产生了竞争的情况。哪一个层面是竞争得最厉害的呢?县与县之间。
中国经济的权力,最高权力在北京。但发展最快的、最具经济实权的,不是北京,也不是省、市、镇、村、户,就是在县里。中国大概有2800多个县,都处于不同水平。
为什么县有这么大的权力呢?因为土地使用的决定权是在县里,土地怎么使用是由县来话事的。既不是省、市,也不是北京话事的。北京只是偶尔给些指导,颁布一些法令管制。
在我的那篇文章里就提到,北京完全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他们做对了,却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不知道自己在搞的其实是一种企业制度。
他们搞的地区承包制度,是由县来决定土地使用权的。那在政治层面上,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制度呢?80年代开始推广的承包制度,不是指农业,实际上是指地区承包下去。全国有334个市,2860个县,这些县大部份叫县,有的不叫县,但也是县的性质。谁有土地使用的决定权,经济决定权就在谁的手里。
这些县跟市之间是联系起来的,但县跟县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于是就形成了地区竞争,大家都去抢生意。我是1997年去参观昆山的时候,就感到竞争的激烈了。我是怎么感受到竞争的激烈呢?你们不知道中国地区之间的竞争激烈是很少见的,苏州抢到一个大客户,福州马上就派美女去了。你们看过有的县举行选美比赛,选出来的美女就负责去招商和公关,还被全国骂,其实他是很委屈的。
有的县30万人的规模,有600到800个人在外边招商拉投资,他给你一块地,让你到他那儿去开工厂,去投资。都是很清楚的,做生意要牌照,他派人帮你去办,你不喜欢市区肮脏,他帮你建个池塘在那里。他们都拼命去找生意,权利界定清楚,他们就去竞争。
这种竞争的利益是什么呢?他们的增值税是全国划一的,但是增值税不是资产增值,而是生产成本增值,大概全国都是17%。
工厂产出的17%是增值税,而县收了这17%以后,要上缴75%,自己收25%。县在增值税上有4.5%的收入,这是县的。
而在土地收入上,这就不是固定的了,在一些地方卖土地给工厂后,县里占(卖地收入)的75%,而在拉投资客的时候,又会再分。长沙的客多,我这里客少,许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假如增值税多的时候,你看很多坐飞机招商的客户消费,很坦白的。而如果环境不够好的,北京就会多帮一点。县里会派很多人四处去招商,发展竞争很激烈的。
县在这种招商开发的过程中,先要从农民那里把地征上来,然后招商开发工业,然后就抽税。这种开发的成本不低的,有很多地方很难做,因为他收地的补偿相当高。我算过大概补偿费用,是农地所值的三至五倍,所以农民也愿意跟政府达成协议。但是政府中的人有些在其中抽钱(贪污)是有的,还有的欠钱不发的。
县里把土地收回来,他要把土地改进,要水、电、气、电话、马路、街灯等等,政府的成本大概每亩要投入6万元,这算是便宜的。现在国内一个普通的工业园区,厂区里铺的水泥比美国的工业园区的水泥(品质)还要高。街灯、绿化也比美国要高。而其中高级的,象苏州工业园,那是全世界最好的。
因为县是要做生意的,他要算这笔账,如果他投资亏了钱,那什么都没得做,相当于白投资,所以他们一定要研究怎样发展工业。
其中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挠了我很长时间。他抽的是税,抽17%的增值税,那这究竟是算税还是算租呢?
我认为应该是算作租的。在中国古时候,跟欧洲古时候是一样的。但是中国抽这17%是租而不是税,它主要就是不管你工厂赚不赚钱都要给我17%,只要你开工就得给我,这其实是租金的概念。
所以实际情形是,你生产投资的钱就相当于地价,然后你生产租金要付,但这个定义困挠了我很长时间。因为如果这17%是生产租金,那不就相当于分成,那(整个制度)不就相当于佃农制度?
佃农理论我是专家,写过很多理论,但是我知道,有效率的佃农制度,它的分成比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块土地,不同地点的分成是不一样的。以前我做佃农理论时,就知道他们是允许分成不同的。因为不同土地的收入效果不同,分成也不会一样。
但这个问题,中国的增值税是全国划一的17%,没有改变,这就有问题了。如果这是租而不是税的话,为什么不能改变呢?如果不能改变(效率就不可能提高),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呢?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个月,突然间我想到昔日研究台湾佃农经济时一个注脚曾经说过,如果是租值不变,那效率就低很多,但是如果地主可以自由提供资金,也能产生有效率的效果。我想到这个注脚,马上把它翻出来,我也曾经分析个这个注脚,指出过它的分析有不对的地方。
然后我就找县里边的朋友,问他们对来投资的工厂会给什么好处,当时的回答是很明显的,地价本来是3万元一亩,可以跌到零,甚至是负值,每个地方不一样。他说如果你的投资大,发展有前途,我不但不收地价,还可以把收了的增值税退回给你。
那你的地价如果跌到负值的话,虽然增值税17%还是全国不变,而各个地区给的回扣都不一样(相当于可变分成),我突然之间就看清楚了整个中国租值的问题。
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超市,在中国的大商场和购物中心,全世界差不多都是如此,是一个老板,把摊位租出去,每个人的租金都不一样,有的便宜,有的很贵。生意好的就收得便宜些,有的甚至商场还替你装修,收了租金以后,商场老板再加一个百分比(的分成)上去,有这种情况。
固定租金加一个分成收入,这种购物商场的形式,跟县的形式就差不多。中国2860个县,就等于有2860个这种商场。都是卖同样的东西,竞争是很多的,县是要交钱给上边,交钱给市,市交给省,省交给中央,于是这种竞争压力就比商场跟商场之间的竞争更大。因为上边收了75%的部份,如果下边不竞争的话,他们怎么收得到钱?所以下边的竞争越激烈,上边的收入越多,所以上边不仅是允许竞争,而且要强逼你竞争,监管你要竞争。
所以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是有点难以置信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他是全民所有,但把使用权下放,使用权给你之后,承包合约上说得很清楚的,使用权给你,但你要达到我的要求。
你卖一幅地,就要做到让地价上升,你拿了地的使用权,就要用好这块地。在90年代后期,物价跌得很厉害,地价也跌得很厉害,很多人投资就是买了块地,什么也不做,以为可以得益,其实都是没用的。
从2000年开始通胀上升,地价也上升,那些县就纷纷收回那些地,很多投资者叫救命。到2003年开始,竞争白热化,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快得不得了,大家都要斗快,因为它有竞争。
这种承包跟外界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外面的世界,只要做生意,就要界定产权,这个产权是你的,做不做都是你的了。你成立一个公司,再签合约也是如此。中国不是这样的,你签了承包合约后,我给一块地你,你做这些工业,如果你不做或者做不好,他就再请人,再签合约,中国就是这一招。承包合约上说得很清楚你要做什么,你如果不做,我地就不给你,整个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上下相连,左右不连,经济就搞起来了,这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的原因。
这种发展模式让我学到一样东西,那就是私有产权无疑是有利于发展,但有了私有产权,有了钱,有了地,你的合约安排怎样,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今天到此为止。
记录稿已转贴完,略有订正,错漏仍不少,仅供参考。希望能早日看到金禾的正式记录稿和视频版。
发个第2-10讲的mp3链接给供有心人。老张的东西值得反复品味。
http://iask.sina.com.cn/toplist/ishare_list.php?uid=1375726197&classid=0&page=1
“[转]张五常搜狐博客中西安交大听课记(之二)【评论】中的问题:
张教授说:“我买餐具花了100万,现在要卖出去,可能拿回20万,那这20万算是我的成本。但是这20万跟100万之间的80万,我该怎么考虑?”
回答一:张教授的80万是租值。
回答二:张教授例子中的80万是上头成本。
回答三:这个例子中的上头成本应该是卖出餐具后能拿回来的20万吧?
这个问题涉及张五常教授对上头成本的定义和人们对定义的不同理解。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成本理解,很好的问题。
我这样看的:如要你继续营业,你的上头成本是100万,这个上头成本取名很形象,它是一个待摊的费用,是因为你投入了100万,你有了这套餐具,你有了这个资本,你才可以向客户收取因为餐具而可得的比没有餐具而多一笔的收入,作为店主,你肯定是想收得越多越好的,但现实中,能收入多少,是由酒店竞争以及客户竞争程度决定的。
如果你不再继续营业,你打算把这套餐具卖掉,那么,你的成本就是20万,至于80万,那是你决策失误的亏损,不是成本,所谓历史成本不是成本也,也不是上头成本。要是别人买了你的餐具,他继续营业,那么情况就和上述一样。
关于上头成本与租值的关系,上头成本是一种租值,租值就是一种收入,是一种收入变化不影响物品供给的收入,往往取差价叫租值,也就是供给弹性很小的收入。举个例子:我手里有一项录取一个大学生权利,你用1万买我这项权利,我这项权利的租值是1万,如果有另一个人,用10万买我这项权利,我的租值就是9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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