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效率？各行各业有不同的标准。工程学上的效率是指有用功率和输出功率的比值；生产中的效率大多指劳动生产率，一般用人均工业增加值表示；资本主义的效率实际上就是指资本利润率；人类在自然界进化的效率是什么呢？如果说人类进化的标志是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那么人类进化的效率就是使用或制造工具的效率，进一步理解，人类进化的效率就是创造出更多高于基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人类可以用这部分剩余产品，或者繁衍更多的人口，争取人类更大的生存空间，或者把这部分剩余产品集中起来使用，创造出更新的制造工具、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我们把后面这种做法叫做积累，积累占个人劳动的比率，我们叫积累率。

由于有了积累，这个世界所有的财富来源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用直接劳动创造的，一部分是我们用积累创造的，也就是用间接劳动创造的。我们很容易感受我们直接劳动的成果，但是我们很难去甄别我们的间接劳动的成果。由于人类分配机制的不成熟，同样的劳动付出得到的成果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误以为高积累的产业，劳动效率更高，低积累的产业，劳动效率更低，所以高积累产业的劳动者收入通常会高于低积累产业劳动者的收入，这也是为了引导社会资源流向高积累的产业，所以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公平问题，是否存在同工不同酬。私有制的建立又滋生了剥削，一部分人不劳而获，所以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公平问题，是否存在剥削。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人类对第一种不公平，更为敏感，对第二种不公平，比较麻木，我们后面还有具体分析。两种不公平的产生和人类的积累行为密切相关，所以解决公平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少做积累，提高直接劳动的比重，但是我们又会遇到一个更为棘手的课题，就是积累下来了，效率也下来了。

以私有制为主要形式的人类社会，效率和公平似乎永远无法调和在一起，人们很难同时兼顾这两个目标。在中国推进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在高积累下的快速发展，这一矛盾也日益突出，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丞待解决的课题。让我们先来到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看看私有制历史是如何演变来的，看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是如何解决效率和公平问题的。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一个转折点，在土地所有制上，逐渐的从国家所有制的井田制，过渡到土地私有权、买卖权为特征的土地私有制。对土地的开发和占有，是人类社会进化、国家更迭的重要驱动力，对土地的使用，是古代国家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因此认识正确的认识这段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私有制的起源及变迁。

春秋战国是井田制的崩坏时代，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井田制。井田制形成于商代，就是一块田分九块，四周八块是私田，中间一块是公田。私田收入归个人，公田收入归国家，也就是说劳动者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89%，国家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11%。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夏朝不过是一个原始部落而已。一个原始部落和一个正规的国家有什么实质差别呢？原始部落的性质一般属于原始社会，是公有制社会，生产力极低，生活艰难，原则上社会成员都是平战一体化的，它的财富也是平均分配的。商朝所处的时期，是中国种植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原始刀耕、原始锄耕到发达锄耕，生产力大为提高，社会有剩余产品了。一般资料上说，剩余产品的出现，导致私有制度的出现，所以商朝是私有制社会，其实不然。商朝是典型的公有制社会，井田制就是公有制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井田中所谓的公田，就是农民用剩余产品给国家做的贡献，国家用农民们的贡献，组建了自己的军队，成立了ZF部门，治理这个国家。没有社会剩余产品，国家就不会出现。没有公有制的作用，就不会有大禹治水以及后来都江堰这样的国家级工程。公有制也可以有不同的分配方式，原始社会一般是平均分配的，而商朝是按劳分配的，但是有一部分劳动成果要归国家。大多数人看法，认为商朝是奴隶社会，奴隶主无偿占有奴隶的劳动，笔者认为这个并不正确，我们不能简单的套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

为什么井田制后来就不行了呢？东周或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农业的重要转折点，出现了铁耕、牛耕等先进作业方式，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正是由于农业的大发展，直接导致了井田制的崩溃！农业的进步意味着剩余产品多了，除了自己及家人吃的、贡献给国家的，我们怎么处理剩余产品呢？一个办法就是多生孩子，孩子长大了也要工作，但是全国的耕地都井田化了，都是天子的或者说公有的，没有多余的给你，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大量垦荒现象，这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要是没有这么多荒地可垦怎么办？参军！这是国家积累的方式。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变法时代，变法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解放农业。由于农业的效率提高，可以供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所以各国都养起了数量庞大的军队。我们知道春秋时代，战事规模很小，万余人就不算小了，但是战国时代，一场战役双方动用的军力动辄几十万，这个正是农业的贡献。秦国为什么能够一统天下？论军事，中原各国能力和表现不在秦国之下；论改革，秦国更是落后于魏国的李俚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六国变法，但是秦国却是战国七雄中唯一能打持久战和消耗战的国家，这一切源都于它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农业，强大的农业供养着的数量庞大的军队！都江堰正是秦国农业的代表性作品。当然了，废井田、开阡陌，各国也都在实施这样的农业变法，但是秦国的变法比六国变法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商鞅提出来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很多人理解商鞅变法是利国利民的，这是一种美化，商鞅变法是利国不利民的变法，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快速繁衍人口，从而发动一场兼并六国的战争。重农抑商的作用，就是农业效率高了，大家可以多少孩子，生出来的孩子，还是搞农业，然后生出来更多的孩子，但是不能搞那些改善生活质量的产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政策其实不是关注民生的。

私有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了起来，农民可以开垦土地，开垦出来的土地属于自己，自己可以耕种，也可以卖给别人耕种。私有制的好处，就是由于产权放开，刺激了生产力，经济发展速度快，为国家发展积累起大量财富。如果还是井田制，虽然农民生产效率提高后，生产有过剩，可以多生孩子，但是生出来的孩子，国家没有办法安排工作，只能是耕作自己家的土地，这时候土地的耕作效率大幅度的下降。如果是搞私有制，多生出来的孩子，完全可以开垦自己的土地，并且生出更多的孩子。私有制的这一特性，在资本主义身上也得到了完整体现，这就是资本主义在一些大量消耗资源、并且资源获取手段简单的产业身上，可以得到快速发展。

战国时代农业的大发展，有三个必要的前提条件，一是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可以有大量的剩余产品；二是私有制的建立，可以用积累去扩大产业规模，这里实际上就是多生孩子；三是有资源条件，可以为多生的孩子创造就业机会，实际上就是指有可供发展的土地。秦国更是发挥到极致，基本上全国人民只让种田，不让干别的。田养人，人种田，田多了，人就多了，国家的收入就多了。战国时代国家财富的征集方式和春秋时代也是不一样的，春秋时代是按田收税，受封赏叫食邑，邑和田有关系；战国时代之后，基本上都是按人头收税，受封赏叫食户，户和人口有关系。

有人说私有制是一个剥削社会，这个不一定，春秋战国时代的私有制，就不是一个剥削社会，因为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产下来的粮食是自己的，不是地主的。当然了，农民依然要向国家交粮，尽公民的义务。历史上国家的强盛，往往容易被理解为军事强盛，这个看法是片面的。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的效率高，或者干脆的说，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能在农民身上得到多少收入。周朝建国时，不过是黄河流域的一个不大的国家，诸侯们的土地规模很有限，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得到蓬勃发展，这实际上就是种植业的进步带来的。我们的种植业比其它民族的畜牧业、采集业、狩猎业、捕鱼业等进步更快，我们比其它民族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可以为国家集中大量财富。收入高，我们就可以建立和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建设国家级宏大工程。那么岂不是说，国家要拿多多的，老百姓要拿少少的？也不是这样啊，你要是太多了，人口就不增长或负增长了！有关国家和个人收入分配问题，古人有过一段精辟阐释。

银雀山汉墓出土《田法》在说明土地耕垦与国家盛衰的关系时说：“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伍人作者存，什四人作者亡。”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十人中有八人从事耕作的国家称王；十人中有七人从事耕作的国家称霸，十人中有五人耕作的国家还可以存在；十人中有四人从事耕作的国家灭亡。我们理解一下上面的话：如果一个社会，劳动者拿到自己成果的90%（井田制下的分配制度），作者没提，但是显然落伍了；如果一个社会，劳动者拿到自己成果的80%，这个国家可以称王（诸侯可以称王）；如果一个社会，劳动者可以拿到自己成果的70%，这个国家可以称霸（显然这个更好）；如果一个国家，劳动者只拿到自己成果的50%，也还可以维持（显然不受欢迎）；如果只能拿到40%，这个国家就会灭亡（显然不可取）。可见古人认为，劳动者的收入国家拿走30%、个人拿走70%是最合适的，过多过少都不好。

上述描述，实际上是指战争年代，和平时期中国农民的税负更低。据国内有关研究资料，日本明治维新后，土地新税率约25%；满清的税率，即使加上盐税，也不过5%。日本佃农劳动所得为土地产出的32%；清朝佃农所得中有一半所得是地主的，实际所得为土地产出的48%。从中我们看到，如果是自耕农，中国农民的负担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如果是佃农，中国农民的负担，也只有日本农民的60%。农民负担轻，他就可以养活更多的孩子，这个政策对于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作用非常显著。清朝自从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给农民减负，全国农业人口和农业用地不断增长，从清前期的一亿人口，增长到清朝末期的四亿。

中国自春秋战国形成的土地制度，是世界所有国家中最好的解决效率和公平的一种制度。汉族从黄河流域的一个部落，发展到世界最大的、有着同一血脉的民族，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最好的解决了效率和公平问题。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是最多的，对生产力的破坏也最大，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前面说了，土地时代的经济增长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土地资源不受控。如果农业生产的效率很高，农民就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产品，他可以做两件事，一个是可以养活更多的孩子，一个就是形成积累，把存量以货币的形式贮藏起来。在私有制条件下，这直接导致了两极分化。多生出来的孩子，如果没有多余的土地，就只能是靠分自己家的原有土地生活，人均土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从而劳动效率大幅度降低。这种情况下，他不若把自己家的耕地卖了，租别人家的地种，不仅效率提高，收入也增长了。那些有货币积累条件的人，就会花钱买下土地，成为地主。私有制条件下，土地被大量的集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并且由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生存条件也逐渐恶化。私有制是因为效率而生，但是效率的提升却让更多的农民失去工作，不得不接受地主阶级的剥削。

很多人认为农民起义是因为他们吃不上饭，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从来都不是因为吃不上饭，尽管灾年会对农民起义有诱发作用，但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宗旨都是为了夺取土地所有权。为什么国外农民起义很少？这是因为国外农民生活更苦，领主们留给农民的东西更少，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日本，欧洲各国这个现象更为严重。在产业革命开始前，欧洲的农民基本上都是领主们的奴隶，领主们通过大量盘剥农民，建起了大量壮观的城堡，其生活之奢侈，远远甚于中国的地主阶级。虽然生活水平低，但是劳动人民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收入均等化。相反中国的农民，由于ZF征税很少，那些有着自有土地的农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活质量有着天壤之别，再加上其他产业发展的落后，农民失业现象也十分突出，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参差不齐。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所有起义者最朴素的思想。

中国和欧洲各国的社会历史发展，虽然都是私有制下演绎过来的，但是两者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模式。中国的私有制在土地扩张时代，可以最好的兼顾效率和公平，国家积累很少，农民负担最轻，利于生养，人口繁衍很快。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扩张很快到达增长的顶点，无数劳动者失去土地，成为地主阶级剥削的对象。欧洲的私有制，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国君下面是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它的积累很重，留给农民的很少，这种模式往往伴随着较严重的剥削，不利于人口繁衍。由于积累较多，领主可以通过商业行为获利，促进了其它产业的发展，所以欧洲能够领先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欧洲的工业化成就，来源于农业的积累，当欧洲的工业化发展起来后，国家几乎完全不从农民身上做积累了，所以不要以为这个时代欧洲的农民纳税很轻，就认为欧洲的农民没有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贡献过积累。

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成就，都是积累的贡献，包括农业时代，只不过是农民自己使用了自己的积累，把积累用于繁衍人口，这是一种特殊的积累。在国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各个行业所承担的积累的责任完全是不一样的。农业经济时代，农民为国家做积累，初级工业化时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国家做积累，高级工业化时代，资本密集型产业为国家做积累，发达国家时代，先进科技产业为国家做积累。哪一个产业为国家贡献积累，说明哪一个产业在该国具有比较优势，价格优势。

私有制有一个特点，因为它追求利润，所以我们非常容易发现哪个行业可以为国家做更高的积累，缺点是它不知道我们应该做多少积累，什么时候要做积累。我们古人曾经指出了农业经济时代积累的理想比重，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盲目的，所以资本主义有严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更为关键的问题，就是私有制本身不可能同时解决公平和效率。人类社会越进化，效率越高，我们所做的积累也越高，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积累权限在资本家手里，所以人类巨大的积累成果，也就是间接劳动的成果，是归属于资本家的。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很容易的就可以获得超过一半的社会财富。凯恩斯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用公共开支去消化社会积累，而不是用资本家去消化社会积累，当然他的本意是实现供需平衡，但是客观上起防止社会财富向资本家手里的过度集中的作用。积累是一代人为另一代人做的贡献，是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做的贡献，它的典型特征就是贡献者本人不具有索取性，如何处理和分配这笔巨大财富，实现社会公平，考验我们的立场。积累也不是越多越好，单纯的压低劳动者收入或生活水准获得的高积累率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也不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如何确定一个理想的积累程度，实现公平和效率兼顾，考验我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