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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经济学简单化为数学推理的逻辑方法，注定了茅于轼在实践人生和社会理想的过程中发生转变。

　　经历过一场长时间政治浩劫的人，潜意识地希望远离政治，具有严格假设条件的西方数理微观经济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舞台，在这里，人们可以利用严格的数学推理研究经济现象，想象效率的提升必然会带来社会公平的愿景。

　　茅于轼就是这样具有理想主义情结的经济学者，他曾指出，20世纪以来微观经济学的最主要的成就，可以说，就是通过严格推导得出的下述结论：供需均衡的价格可以引导资源最有效地配置。

　　出生书香门第，自幼经历过战争磨难的茅于轼，在很年轻的时候，子承父业成了一名优秀的铁路工程师，当然也经历了文革那场政治浩劫的冲击。

　　1975年，茅于轼参加了青藏铁路建设的技术经济评价，这一年，线性规划冒的创始人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自此，茅于轼开始投入到利用数学规划方法研究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求得效益最大化解的问题。

　　1979年，他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并在吸收计量经济学思想之后于1985年正式出版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通过边际分析寻找到了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点解。这本书的出版，影响了一大批已经厌倦苏式政治经济学的青年学者，使这些人把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重新归结于一个数学推理问题。

　　从铁道工程师走向数理经济学家，这是茅于轼的第一次转变，转变成一名具有理想化情结的自由主义学者的典型。

　　之所以说茅于轼只是个学者，是因为半道出家的他一直未能进入能够影响决策层的林毅夫或吴敬琏他们的圈子。然而，这完全没有影响茅于轼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师长，也许正是如此，使得茅于轼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和经济学知识的传播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在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交通经济室任职的茅于轼就开始带领数学规划方向的研究生，每年推荐20多位青年学者去国外留学，持续至今20多年，发现并培养了一大批熟悉西方经济学的青年学者，如杨小凯、宋国青、张维迎等人。

　　1986年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实地体验西方经济学，并在三年后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向普罗大众普及经济学知识。此后他开始与汤敏编著出版《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 ，每四年一期向国内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成为90年代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生的必读物。

　　1993年，退休后的茅于轼开始与相识四年多的制度经济学家盛洪等人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十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打造经济研究及为制度创新改革建言的平台，完成了一批制度变迁的研究报告，以及一批政府和企业的咨询项目。

　　然而，具有严格限定条件并且人为割裂宏微观的西方经济学无论怎么发展，都无法掩盖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本质，无法掩盖经济利益必然为利益集团争相追逐和博弈的现实，因此，那种理想化的完全竞争条件下仅仅注重效率提升就能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经济学只能是空中楼阁。

　　茅于轼的经济理想一再碰壁的症结就在这里。

　　然而，茅于轼却是一个真正具有人文关怀和平民意识的经济学家，这在充满了诸多明为老百姓说话、实为买办经济学家的时代中是很难得的，虽然他对效率与公平、对经济学的历史与现实、对政治与经济的认识还不是十分充分与深刻。

　　虽然在1989年放下长者身份向盛洪请教制度经济学的时候，茅于轼已经明白了单单以严格的数学推理已经无法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但他以效率优先来考虑问题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只是实践中不断推动着他的渐进式的转变。比如，他原先一度提出土地私有化的政策建议，但考察菲律宾时了解到该国土地私有化导致农民进山打游击的事实，他否定了土地私有化的建议。

　　茅于轼同时又是善良的。正是由于这本质的善良，使他与那些有意无意为买办或代表少数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区别开来，使他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平民经济学家，但他的善良有时也会遭到善良的人们误解甚至谩骂。

　　比如，他称自己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虽然他一再申明他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并且要告诉富人，“你们之所以致富，是因为有工人农民，有改革开放”。然而，由于他对社会现实以及社会心理认识不深刻，而遭到了恶毒的漫骂。他的提高大学学费并补贴贫困大学生的良好愿望也是如此。

　　再比如，他自1993年就以个人信用担保贷款和募集善款在山西开办小额贷款，帮助落后农村地区的发展；后来又在北京创办保姆学校和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然而小额贷款的收效一直很小，而家政中心也因一场无妄之灾面临倒闭。社会心理在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复杂性已经远非理性和严格的数学推理那么简单了。

　　或许在“保姆事件”后，茅于轼又会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和社会工作的复杂性。然而，今年，茅于轼已经80岁高龄了，我们又何必如此责之太切呢？！他的善良、他的平民意识、他的以直抱怨的气度，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经济学家的别样情怀。

　　来源：中国经济评论·产权市场

　　经历过一场长时间政治浩劫的人，潜意识地希望远离政治，具有严格假设条件的西方数理微观经济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舞台，在这里，人们可以利用严格的数学推理研究经济现象，想象效率的提升必然会带来社会公平的愿景。

　　茅于轼就是这样具有理想主义情结的经济学者，他曾指出，20世纪以来微观经济学的最主要的成就，可以说，就是通过严格推导得出的下述结论：供需均衡的价格可以引导资源最有效地配置。

　　出生书香门第，自幼经历过战争磨难的茅于轼，在很年轻的时候，子承父业成了一名优秀的铁路工程师，当然也经历了文革那场政治浩劫的冲击。

　　1975年，茅于轼参加了青藏铁路建设的技术经济评价，这一年，线性规划冒的创始人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自此，茅于轼开始投入到利用数学规划方法研究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求得效益最大化解的问题。

　　1979年，他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并在吸收计量经济学思想之后于1985年正式出版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通过边际分析寻找到了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点解。这本书的出版，影响了一大批已经厌倦苏式政治经济学的青年学者，使这些人把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重新归结于一个数学推理问题。

　　从铁道工程师走向数理经济学家，这是茅于轼的第一次转变，转变成一名具有理想化情结的自由主义学者的典型。

　　之所以说茅于轼只是个学者，是因为半道出家的他一直未能进入能够影响决策层的林毅夫或吴敬琏他们的圈子。然而，这完全没有影响茅于轼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师长，也许正是如此，使得茅于轼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和经济学知识的传播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在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交通经济室任职的茅于轼就开始带领数学规划方向的研究生，每年推荐20多位青年学者去国外留学，持续至今20多年，发现并培养了一大批熟悉西方经济学的青年学者，如杨小凯、宋国青、张维迎等人。

　　1986年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实地体验西方经济学，并在三年后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向普罗大众普及经济学知识。此后他开始与汤敏编著出版《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 ，每四年一期向国内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成为90年代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生的必读物。

　　1993年，退休后的茅于轼开始与相识四年多的制度经济学家盛洪等人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十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打造经济研究及为制度创新改革建言的平台，完成了一批制度变迁的研究报告，以及一批政府和企业的咨询项目。

　　然而，具有严格限定条件并且人为割裂宏微观的西方经济学无论怎么发展，都无法掩盖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本质，无法掩盖经济利益必然为利益集团争相追逐和博弈的现实，因此，那种理想化的完全竞争条件下仅仅注重效率提升就能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经济学只能是空中楼阁。

　　茅于轼的经济理想一再碰壁的症结就在这里。

　　然而，茅于轼却是一个真正具有人文关怀和平民意识的经济学家，这在充满了诸多明为老百姓说话、实为买办经济学家的时代中是很难得的，虽然他对效率与公平、对经济学的历史与现实、对政治与经济的认识还不是十分充分与深刻。

　　虽然在1989年放下长者身份向盛洪请教制度经济学的时候，茅于轼已经明白了单单以严格的数学推理已经无法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但他以效率优先来考虑问题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只是实践中不断推动着他的渐进式的转变。比如，他原先一度提出土地私有化的政策建议，但考察菲律宾时了解到该国土地私有化导致农民进山打游击的事实，他否定了土地私有化的建议。

　　茅于轼同时又是善良的。正是由于这本质的善良，使他与那些有意无意为买办或代表少数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区别开来，使他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平民经济学家，但他的善良有时也会遭到善良的人们误解甚至谩骂。

　　比如，他称自己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虽然他一再申明他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并且要告诉富人，“你们之所以致富，是因为有工人农民，有改革开放”。然而，由于他对社会现实以及社会心理认识不深刻，而遭到了恶毒的漫骂。他的提高大学学费并补贴贫困大学生的良好愿望也是如此。

　　再比如，他自1993年就以个人信用担保贷款和募集善款在山西开办小额贷款，帮助落后农村地区的发展；后来又在北京创办保姆学校和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然而小额贷款的收效一直很小，而家政中心也因一场无妄之灾面临倒闭。社会心理在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复杂性已经远非理性和严格的数学推理那么简单了。

　　或许在“保姆事件”后，茅于轼又会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和社会工作的复杂性。然而，今年，茅于轼已经80岁高龄了，我们又何必如此责之太切呢？！他的善良、他的平民意识、他的以直抱怨的气度，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经济学家的别样情怀。

　　来源：中国经济评论·产权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