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事情的分析要是脱离其存在的环境的话都是不可取的，或者是断章取义的。汪先生的这篇文章最早是发表于2007年6月12日（http://wang-dingding.blog.sohu.com/50171570.html），在这里与“家乐福”发生关系或者纯粹是偶然。他的这篇文章所讲的道理是和“家乐福”事件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大家如果拿汪先生对学术研究的文章和实事做比较的话，好如管中窥豹，或曰一叶障目。

       大家都知道，汪先生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曾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火了一把，但是随着情况的变化，他们的声音逐渐小了起来。我们知道，做为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一代人，他们除了在经济学领域做深入研究外，还对社会的本质、人性的本质也有精辟的论断，如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熊彼特的《从马克思到恩格斯》等等，当出现经济学不能解决的的问题时，社会学家们可能会转溯于哲学、历史学、逻辑学、宗教学等等其他社会科学。

       因此汪先生的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可能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和民族的界限，他的制高点立足于人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或者说集体主义在这个方面是微不足道的，顺着汪先生的思路，他可能要表达这样一个观点——虽然在他的文中没有表现出来——自由主义是高于一切的，这也是符合符合哈耶克的观点的。

      按照这样的思路，汪先生的观点显然是和“家乐福”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些评判或者是赞扬汪先生的朋友显然是混淆了批判的对象。制度经济学家的思维显然更为复杂、更为深入，他们的理论往往超出了国域或地域的限，当你读了维森的《经济学与哲学》、等等著作，你可能感觉到他们那种从人的个性出发的那种理性思维或者是人文关怀，在他们的思想中，深深着体现着一种济世安民的感觉。

     因此，大家在对某一件事情评判之前，首先要做一下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当你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再对事情的评论可能更为理性。就像汪先生所说的：在人类争取自由的过程中，需要的是承认我们所处的和将要进入的状态为“不自由状态”的勇气，并且始终注视那犹如天上星辰般崇高的自由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