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收视率，根据全球电视受众测量指南（GGTAM），指的是根据抽样调查的预计数量，在一定时间内，所有电视普及人口中看电视人数的平均百分比。电视普及人口指的是拥有电视的人数。通过收视率，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样本，比如样本中的家庭或个人是否看电视，在一个连续性的观察时间内，看什么频道和节目。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记录信息，包括与收视率之间的关系，其他指标的派生结果，如市场份额、观众总构成、粉丝忠诚度等等。电话访谈法、记日记法和仪器测量法，是电视收视率的三种主要收集数据的方法。

         

          

        随着电视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电视收视率已成为悬于电视人头顶的一把刀，电视节目管理方根据收视率，来判断哪些人该淘汰，哪些人该得到奖金，该采取何种创新。电视收视率作为一种从西方社会引进的方法，在中国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有哪些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何看待其带来的文化危机等等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所Qiyun Chang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将研究成果发表在2014年6月《Advances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新闻传播学）期刊上（详情点击查看原文）。

         

          

        在中国50多年的电视发展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时间里，严格的受众研究是一片空白。在过去，这类研究主要是通过处理观众的来函、来电、个别访谈。这些方法大多停留在微观层面和很浅的层次，比较零散和简单。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电视政策”出现了四个层次：国家电视台、省级电视台、市级电视台和县级电视台。在短短几年里，我国大陆的电视数量大幅上升，到1990年为止，人口覆盖率已达到79.4%，比1983年增长了20%，包括规模、结构和观众的分布都有所变化。

          

        学者认为，近年来电视收视率调查发展迅速的原因有几点：

        第一，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国外媒体进入，反过来产生了大量的市场需求，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家电视台必须通过收视率及其系列指标，来理解和找到观众的爱好、兴趣点和口味，以便更好地瞄准和满足观众的需求；

          

        第二，ZF采取了所谓的“断奶政策”，减少甚至取消了大部分机构的财政援助，包括电视台，这个举措将高投入、高消耗、重设备的电视产业完全扔给了市场。为了在市场中求生存，收视率作为市场经济调整机制的代表，成为电视台的救命稻草；

       

        第三，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大陆的前10名广告公司是合资企业，年营业额占大陆电视广告总额的三分之一，几乎掌握了中国电视产业的命脉。这些企业以电视收视率为广告媒体的基础，引起了国内广告公司、广告商的效仿。

          

        收视率的引进，无疑促进了电视机构之间的竞争，使其更加注重满足观众的需求，逐渐摆脱过去“以传播者为中心”的模式，开始注重节目的传播效果。在这个过程中，电视的民粹主义浪潮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更大的兴趣和观赏需求。电视新闻节目开始讲述“百姓的故事”，代表有江苏卫视的“1860新闻眼”，也开始“塑造草根明星”，代表有电视娱乐节目，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

          

        与此同时，收视率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1）片面强调提高收视率，必然导致节目追求普及化，而不是专业化。普及化的结果就是相同的方案越来越多，并最终导致资源的浪费，以及恶性竞争；2）电视节目的同质化，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还削弱了电视媒体的创造力，产生“克隆”现象，这也是中国电视领域最要命的弱点；第三，观众作为一个群体，产生了从众心理（没有了自己的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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