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撰文认为，中国女“状元”增多是应试化加剧的结果。女“状元”近年来增多，显示教育应试化更加严重。他提到广东高考成绩公布，今年文理科状元都被女生夺得，广东7年来17个全省第一名，女生占七成。2007年高考，全国30个省份产生66名高考状元中，有女生46人，男生20人，女生比率超过70%。
此论一出，遭到不少网民批评，说熊丙奇贬低女性。在我看来，熊先生的描述似乎没有贬低女性的意思，只是表明在应试系统走向精细化的过程中，女学生具有更强的优势。应试系统中，女学生更容易表现出优异的口才、修辞能力，应试技术也要好很多。男生先天社会化适应比女性慢，在容忍和应对规则角度上远不如女生。
男生更喜欢一心多用（multi-tasking），试图搞定考试还耍性格和聪明，这在刚性和压制性的应试系统中很难实现。中国应试系统的核心精神是驯服、放弃自我（self-effacing）、伪创造性、奴隶式的效率。某种程度上，女同学优异和女状元的增多，恰好是中国社会男权特征积重的结果。这些女状元在进入高等学校后，会在不同阶段被人告知，她们最佳的出路是边读博士，边生孩子，然后相夫教子。
中国的应试教育源远流长，先天带有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基因，是一种明显的以书写为核心的权力体系。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里，重书写而轻言语，所谓仓颉造字，文王拘而演《周易》，书写是神谕和天命的刻写和转换。中国最重要的文献都是刻在龟甲、石头、卷轴等媒介之上，而不是通过语音学的修辞来传承。这与“西方”从文明源头就重修辞、演讲的语音中心不同。西方的诸多演讲世代通过听觉来传承，而非其书写。
从中国现有政权重口号、宣传、标语、条幅等方面仍能看出书写作为权力核心的影子作用。中国极少流传政治和文化人物的声音和语音文献，无论哪个时代。中国现行政治治理的核心工具是文件、批示和精神，它都是基于书写的各种展开，即使是“重要讲话”，它所产生的影响在于文本化。
口音、方言、土语、官话等语音层面的特征和优势，在中国政治治理和文化传承系统中是淡化和弱化的，优劣标准全部转换成在方寸之地腾挪的文字格局和书写气象。老子可能极为沉默而寡言，因为他认同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雄辩的韩非子是口吃；诸葛亮立功立德的不是他的舌战群儒的文字对话录，而是《出师表》、帷幄后的推演运筹和谶纬式的造锦囊能力；近现代中国极少有演讲和语音实录流传至今，中共政权的建国者，清一色几乎都是“方言式”人才，夺天下全在书写之功。
中国的应试体系，在于定制、驯化、吸纳能在圣训、君命、文脉、运势等方面，具有理悟力和表述力的帷幄型和效率性人材；可能被系统性排斥在外的是狷介、旷逸、散淡、创造性、反抗性、制造范式、偏才式人群，例如干将、庄子、嵇康、李贽、宋应星、徐渭、蒲松龄、徐霞客这类人。
应试系统也能吸纳天赋异禀之人，但是在被权力驯化之后，这个群体多在既定范式、功能、生态位上进行连缀、深耕和微雕，失去了野性思维、实验性的能力，从而也使中国文化缺少跨类型和转换生成型人物。例如，你无法想象这个系统会出现具有庄子宇宙审美能力的人，于乱世写本《抱朴子》，同时跟干将和宋应星合作，生产富民利国于万代的《天工开物》实验室。
同时，在这个应试系统中，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无法想象一类人会有《梦溪笔谈》的文献功夫，徐霞客的行动能力，李贽的批判精神，郑和航海或内陆探险的机会，李时珍的植物文献学知识，或是这群人能在一个类似魏源的“课题负责人”带领下，思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代际主题。
具体到书写与应试教育之间的关系，考生必须在考试限定的几个小时之内，表现出高超的概念理解、判断出题意图、数据引用、立意展开、单项知识点提取、创造性展开等方面的潜质。应试教育的全部过程，都是在训练学生如何辨别真正的出题意图，推测隐藏的精神，熟悉规则和语境，淡化个性而直接回应，工具化表述和思虑周全。
中华文明的崛起、现代科技强国、中国版文艺复兴、中国防落后挨打等命题动机，被破碎、片段、错乱的一组教科书和应试系统承接下来，试图通过局部改善至全局改良的逻辑推行。考生在这几个小时的应试指标呈现，像是现代西医的体检，只能检查出血红蛋白等单项指标，于是生产出一批“职业学生”和“职业考试人”。在这个不允许逾规、不鼓励想象、不提倡创意、不激发异论的应试制度下，我们怎么能找到和培养出未来的拿破仑、乔布斯、奥巴马、诺贝尔、达尔文。在以吸收国外博士为荣，录用本地博士为耻，事事国际核心期刊，学术项目课题化，知识官僚管理化的中国大学制度里，我们让这些现代状元、进士、举人、秀才走完它们各自的生产流程。在这个系统之下，女生容易乖巧，男生容易乖戾。女生内化规则的能力远高于男生，但男生也有机会后知后觉，最终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部分的男生在反社会能力和合规能力双重缺失后，表现的是屌丝似的“平庸”，或和巴西足球一样：强而不硬，射而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