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理解：

价值是与商品相关的经济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所以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商品的价值决定的，从而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即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商品，或生产出同样多的商品需要付出更少的劳动时间，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下降，假定这时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商品量不变，则其总价值量减小，即劳动力的价值减小。当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即进入到按劳分配后，我们假定个人所需商品不变，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个人为获得所需商品所付出的劳动时间会缩短，即个人所需的商品的价值量减小。

价值的衡量单位是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同样的使用价值，所需付出的劳动时间减少，即价值量减少，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我们最终追求的是使用价值，价值只是一个衡量在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中，人的付出的标尺，据此标尺来衡量使用价值的分配。

综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导致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贬值”，但只是其价值量减少，而并非其获得的使用价值减少，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商品量，即使用价值量，所包含的价值量也相应的减少了。就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劳动力“贬值”是好事，因为人们生产同样的使用价值，所需付出的劳动时间更少了，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好处大多被资本家占有，所以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另外：文中说劳动生产率提高后，有一种情况是必须有工人失业，一种情况是产量增加，前一种情况，也可以是生产黄油的工人都减少工作时间，但大家还能获得和原来同样多的黄油继续交换，生产黄油的工人从中获益，从而吸引一部分生产大炮的工人生产黄油，直至生产黄油的社会总的劳动时间与生产大炮的社会总的劳动时间又一次相等时停止。总时间就是总价值=工人人数×个人工作时间。让工人失业符合资本家的利益，而并不符合工人的利益。资本家考虑劳动力的量，而工人更关心自己的劳动时间。从资本家的角度，则黄油和大炮根本不应该按价值交换，因为他们没创造任何价值，从工人的角度，他们可以生产黄油也可以生产大炮，劳动时间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自己被作为一个劳动力，在生产中投入到哪个部门。。。。。。呵呵，我也没有完全想清楚，总觉得这个模型的角度和要说明的问题的角度之间有差别。

楼上同学阐述非常精辟，水平不一般。这里想继续求教：

我建立这个模型不是想论证一般劳动力价值在总体趋势上的贬值，而是希望求证在任意一时间段（点）上，劳动力交换上的不平等现象是必然的，而这种“必然”表现为劳动强度越高的工作，劳动报酬越低，而劳动强度越低的工作，劳动报酬越高这样一个头足倒立的现象。我企图将劳动强度越高的工作，其劳动报酬越低与劳动力价值具有自我贬值的趋向或自然属性联系起来。或者说，通过劳动力贬值趋向来论证劳动强度与劳动报酬倒挂。

一个更加简化的模型是否可以这样描述？

假定社会上任何其它产品各自的总量及其价格不变。

假定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有两种，A延长劳动时间；B提高劳动强度。而我们采用延长劳动时间。

那么我们会发现，随着服装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上的服装供给量一定增加。考虑到市场均衡因素，我们可以假定，服装的淘汰率提高，使得增加的服装产量总有订单需求，从而市场仍然是出清的。那么服装厂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并不会带来他们收入的增加，因为这些增加的产量需求可以通过降低对付服装的淘汰率来消化掉，不仅如此，而且由于市场上服装供给量的增加等于是降低了服装的边际效用，反映到交换价值上，则势必更加压低了服装的劳动报酬，进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压低了劳动报酬。

这一服装上的生产变化可以递推到无数多的其它产品上。只要这种产品是出清的。

这个模型恰好能够说明的是，我国目前处于严重的生产过剩状态，这一生产过剩状态与一个社会的社会注意或资本主义属性无关而是与劳动具有自我贬值的内在趋势有关。

这个模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证：

绝大多数的高收入人群——不论他们过去曾经如何劳动——他们收入的增加实际上得益于他们的不劳动而不是他们的劳动强度有丝毫增加。

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年收入过百万的人群，他们的高薪不是来自于他们的劳动强度增加恰恰来自他们的劳动强度降低（或者说是无法提高他们的劳动强度）。举个例子：任何一个公司的总裁，你很难让他的劳动强度提高，因为以他过百万的年薪，即便是上帝因为他的懒散而停止继续给他收入，他也已经能过得很好。一个一年中唯一的劳动仅仅是陪别人打高尔夫球的人获得的报酬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明年想要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的话，就连挥杆对他来说都是很高的劳动强度了，所以为了更高的报酬，他必须只是挥一挥笔。如果不幸，他竟然去劳神费力去安排给别人讲解他的公司运作，那么他的劳动强度就在增加，而他的报酬也一定随之下跌。

个人理解：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很基础很抽象的理论，不能直接用它来说明现实。

再：决定劳动创造价值多少的不光有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还有复杂程度。

模型过于简化，且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出增加后，只是单件衣服所包含价值量降低，在模型设定的物物交换的环境下，价值与交换价值还是同一的，所以单件衣服的交换价值也降低，制衣行业中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强度都不变的话，其所换回的其他物品也不会变，只能说劳动报酬不变，而其他行业的劳动报酬增加，因为他们的同样的物品可以交换到更多的衣服。现实之中价值与交换价值是分离的。

至于高管的高薪，首先他们的劳动的复杂程度较高，所以报酬较一般体力劳动高是正常的，剩下就是高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了，我觉得直观上有两个因素是比较明显的：一是具有高管才能的人才的稀缺，二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前一个导致收入分配向他们倾斜，后一个是资本所有者为加强对高管的激励与约束，一方面通过给予与资本收益挂钩的期权等以构成激励，另一方面提高其报酬以增加其被解雇的成本以构成约束，从而使收入分配进一步向他们倾斜。

恕我冒昧，你的这段文字没有办法推导出来。我们已经同意说，如果劳动强度或者投入的劳动时间增加，或者简单说，劳动能够生产率提高，那么其所生产的产品价值将会降低，进而导致劳动力价值的降低。因为劳动力价值，按照你的推论办法：是由其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构成的。

如果所有参加交换的产业，劳动生产率发生相同方向上的变化，那么交换价值不会变化，但是我们既然说劳动生产率提高，这种提高必然是相对的。同时都提高了，也就无所谓提高。

至于你说的“提高其报酬以增加其被解雇的成本以构成约束”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http://www.pinggu.org) 详细出处参考：https://bbs.pinggu.org/thread-313293-1-1.html

我认为是一种非常荒谬的逻辑。高收入者对失业的承担能力远远高过低收入者。越是提高其收入，其越是不用担心被解雇后的生活着落问题。所以高管的高收入只能来自其劳动的复杂程度。然而我们如果真实地了解过高层管理，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一家企业的高管，其劳动复杂程度不是随着这家企业的规模增大而增大，反而是越大的企业集团，其高管的劳动复杂程度越低，否则我们将得不出“越是高层管理越是淡化专业背景”这样公理式的结论。我认为，这也正是马克思为什么提出，管理者的应该可以被随时撤换的原因，不论这种随时撤换在现实中如何地乌托邦，但却是逻辑的必然结果和现实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