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然而，新古典理论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现实国民收入核算统计的国民收入(GDP)和其中工资与利润(利息)的分配问题。当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说明现实国民收入统计中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时，其逻辑一致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GDP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统计变量根本不是新古典理论中的实物，也根本不表示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包括GDP)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正是马克思价值理论所要揭示的。

　　采用人们熟悉的语言，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一种“抽象”。那么，马克思对价值的定义究竟抽象掉了什么呢？显然，马克思抽象掉了所有与技术关系或实物有关的因素，只留下了“抽象劳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表明，这种“价值”与使用价值无关，或与实物的“效用”无关；另一方面，针对李嘉图的混乱，马克思明确表明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无关，即与实物的生产无关。进一步，当马克思把这种“价值”与实物的生产、消费和占有完全抽象掉，或表明价值与技术关系无关时，那么马克思的“价值”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原始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氏族关系，奴隶社会对他人的直接占有和支配关系，封建社会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等。在14—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以构造新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制度的基础，而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念直接联系到“劳动价值论”。比如在神学家阿奎那的宗教理念中，劳动价值论体现着公平与正义，是人们之间商品交换“平等”的基础。那些早期劳动价值论的阐述者，如配弟、魁奈、康替龙等古典学派的前辈们，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自然秩序”或私有财产的基础；如洛克对劳动价值论的说明是“财产是自然的权利，它来自劳动”。显然，这种对劳动价值论的阐述似乎联系到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如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就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自由、民主与公平”。然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却是与这些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劳动价值论理念背道而驰的。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所要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虽然联系到劳动价值论的理念作为社会关系的含义，但决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劳动价值论所要表明的公平与正义，更不是要说明商品的相对价格取决于劳动时间，或把劳动价值论作为相对价格的基础。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这里更重要的是对李嘉图把劳动生产率的实物生产引入价值理论的批判，是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把劳动价值论作为相对价格决定理论的彻底否定。毫无疑问，“劳动”这一概念作为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却不是联系到劳动，而是联系到货币与资本；因为马克思所要表明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不是劳动等价交换的公平与正义。

　　理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离不开货币与资本。在“剑桥资本争论”和新剑桥学派对古典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中，新剑桥学者们(新李嘉图主义)常常把古典学派的资本概念作为古典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与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相对立，古典学派(斯密和李嘉图)的资本概念是把资本作为一种“预付”，即资本家使用一笔“货币资本”向工人预付工资和购买生产资料，然后通过出售产品而获取“剩余”或利润，这种作为“预付”的资本体现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社会关系(Garegnani, 1984)。然而，像李嘉图一样，新剑桥学派在使用“预付”资本的概念讨论剩余和收入分配时，实物产品的生产和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也混杂进来。李嘉图在采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时，给定用谷物表示的工资率，土地的收益递减所引起的谷物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将决定“剩余”，从而引起利润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说，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的投入产出模型，可以认为是李嘉图单一产品实物生产模型的扩展，由此出现了异质产品模型中预付资本和剩余的计量和加总问题。与新古典理论的加总问题一样，当新剑桥学派把这种计量和加总问题误解为“相对价格”问题时，利润率与相对价格的相互作用使得作为总量的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和总资本的利润率将无法确定，从而使新剑桥学派关于相对价格决定中“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命题进一步导致了严重的逻辑混乱，最终令“剑桥资本争论”难以解决。如李嘉图表明的，这里需要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以计量国民收入和工资与利润的分配，从而使古典学派表现社会关系的预付资本概念能够成立，这正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误解来自于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价值理论所要研究和解释的是相对价格，李嘉图将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偏向对相对价格的解释，而这个偏向使李嘉图的后继者完全转向了解释相对价格的“庸俗经济学”。在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劳动价值论被完全用于相对价格的解释。比如对于“钻石和水的矛盾”，穆勒认为可以作为劳动价值论的例外而通过效用理论来解释，由于各个部门资本构成不同所产生的相对价格与劳动价值的偏离，穆勒把资本作为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而这却是奥地利学派的资本概念；对于劳动、土地和资本的要素价格决定或收入分配，穆勒把工资的决定依赖于“生存工资”，地租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而利润则取决于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所产生的生产率，这种对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完全转向了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从而使古典学派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预付资本概念荡然无存。显然，这种采用劳动价值论对相对价格的解释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而且无法说明现实中的相对价格与劳动价值论的偏离，如李嘉图曾认为劳动价值论可以解释93％的相对价格，这被斯蒂格勒戏称为“93％的劳动价值论”，而这种7％的误差在逻辑上也可能将是100％的错误(Stigler, 1958)。无疑，“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理论的产生正是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批判，通过引入边际效用和边际产品，新古典理论采用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解决了多种产品和生产要素异质品模型的资源配置问题①。

　　“边际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学研究的转向，使新古典理论的观念渗透到有关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各种讨论，以致许多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学者也把相对价格作为各自研究的中心(米克，1963；斯蒂德曼，1991)，森岛通夫(Morishima, 1973)更是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完全赋予新古典理论的解释。实际上，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最激烈的争论是马克思的转型问题，这一问题的“两个总量相等”直接联系到国民收入总量与相对价格的关系。由于这场争论被局限在相对价格问题而无法得到正确解释，使之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悖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攻击马克思经济学的目标。可以说，正是相对价格的研究使“剑桥资本争论”中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流产了②。

　　显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决不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相对价格理论，而是对穆勒“庸俗经济学”的严厉批判，马克思的抽象法正是针对李嘉图由于劳动价值论的抽象不彻底而使实物和劳动生产率进入其中所导致的逻辑混乱，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正是要澄清李嘉图在相对价格和总量关系上的逻辑混乱，并找到李嘉图的“不变的价值尺度”并以此表示资本主义经济中作为总量的国民收入和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当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通过抽象法和价值形式的研究已经得到了这种“不变的价值尺度”，这就是由货币表示的“绝对价值”；当货币转化为资本，并且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由于其“不变”的性质而使货币所表示的价值尺度成为“绝对价值”或价值本身时，价值就是货币或者说货币就是价值。通常，经济学家一提到价值总是把它联系到相对价格，这就使新古典的实物和技术关系混淆进来，却从未有人真正将其抽象为社会关系。实际上，这种由价值表示的社会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或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的货币和由货币所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而且，这种货币并不联系到任何实物和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是联系到资本和雇佣劳动，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对人的支配。也就是说，货币并不是用来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的，而是购买劳动以获得对他人的支配权利，这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关系。

　　按照这种思路去读《资本论》就不难发现，马克思价值理论分析的重点在于货币，以推论出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转化为资本和购买劳动力，并通过特殊的G—W—G′交换形式获取货币利润。比如《资本论》第一篇的标题是“商品与货币”，在第一章讨论价值时，马克思在表明其价值概念与使用价值或效用和生产率等技术关系完全无关后，过渡到对价值形式和商品拜物教的讨论，由此引申到第二章对货币和货币拜物教的分析，第三章的标题即是“货币”，并在第二篇第四章中讨论货币转化为资本，由此构成其对货币与资本性质的完整分析。显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是研究技术关系的相对价格问题，而是货币理论的基础；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与效用和生产率完全无关，只是联系到作为资本的货币所表示的总量和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然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货币与价值是完全无关的，价值只是联系到实物，而货币只是表示实物的价格水平的名义变量。

　　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关键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货币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在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除了物质产品生产的技术关系，还存在另一种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竞争是建立在血缘氏族、政治、武力等非货币的基础之上，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理念与商人的货币巧妙地结合起来，产生了以货币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社会关系。货币成为人们之间竞争的目的，成为权力和支配他人的手段，从而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展现为以货币为核心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形式；所有的生产活动成为资本家使用货币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然后出售产品以获取货币利润。同时，货币作为一般的价值尺度，也使得各个生产异质产品的生产者可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行比较。当然，各种产品的生产都变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即资本家预付货币资本，由此形成一种以获取货币为目的的特殊的竞争制度，或比谁挣钱多的游戏。特别是，这种资本主义比谁挣钱多的游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人们之间的竞争引入到生产领域，激励人们的技术发明与产品和生产组织的创新。可以说，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同时资本主义也改变了过去的社会制度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争斗，而是把货币变成为一个自由、平等和权力的竞争媒介；它使人类从野蛮逐渐走向现代文明，货币则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正如马克思表明的，这种由货币表示的价值既不联系到任何使用价值(效用)，也不联系到生产率，而只是联系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它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货币拜物教”，是一种人的“异化”③。

　　这种价值概念或货币所表示的价值直接联系到构成国民收入或GDP的各种总量的关系，而这些总量关系的核心是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和资本积累产生的价值资本(存量)的利润率。但现实中与这些变量所联系的并不是生产函数而是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体系，从而联系到货币存量和内生的货币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