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本坛坛友“孟子的学生”相关帖子的启发，我也来说说马克思学术不端的某些表现。因为老马著述甚丰，鄙人又非专业人员，所以只能逐次进行，以微薄的力量和粗鄙的水平参与必胜的恢复马经本来面目的伟大工作。
　　今天我想说的是，马克思定义的所谓“剩余价值率”，即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100%，是基于革命诉求的学术不端的表现。为什么这样说呢？马克思喜欢举的例子是工作日12小时(他那个时代可能就是这样子)，其中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各为6小时(这则纯属老马假定)，因此剩余价值率为100%。实际上，所谓“率”，就是两个相关的数在一定条件下的比值，而鉴于事物内外联系的复杂性，率的大小取决于怎样选取这两个相关的数。以劳动者到资本家那里从事雇佣劳动这件事为例，剩余价值率的算法并不是唯一的。算法之一，就是老马提出来的那个公式。算法之二，是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时间÷工作日劳动时间×100%。那么，老马先生为什么舍弃算法二而钟情算法一呢？
　　原因当然只有一个，就是算法一的结果总是比算法二大得多，可以取得抓人眼球的轰动效应，使得工人阶级血脉喷张，以为资本家比杀父夺妻更可恨，恨不得立即抓起身边的榔头，投身到砸烂“锁链”(马克思说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又说他们是自由人，怪哉)，获得“整个世界”(语出《共产党宣言》)的斗争中去。用现在的例子说，其精神实质(并非完全对等)颇似公务人员报销账目时惯常采用的拌蒜加葱的手法。也令人想起“革命战争年代”的宣传工作，根据地的编剧、导演和演员，都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极力夸大甚至捏造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致坐在台下看戏的荷枪实弹的战士险些崩了黄世仁的扮演者。近来的资料显示，黄世仁对杨白劳其实是接济的姿态，且在杨白劳去世后，他乃是收养而非“霸占”喜儿。上面提到的两件事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徒弟们无意间承继了老祖宗的技法。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此言得矣。
　　把工人的工作日时间分割为必要的和剩余的两部分，不能不说是合理的和显见的，也实属有待深化研究的重大课题(此处不予展开)，但是说到剩余价值的占比(“率”就是这样的意思)或者说程度，其对比基准的选择，就只能是必要劳动时间身处其中的整体的工作日时间，而不能是与剩余劳动时间并列的必要劳动时间。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谈到利润率，即剩余价值额÷全部预付资本×100%，表明在老马内心深处也并非糊涂账，虽然其数学水平在他1858年1月11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被自我表白到“底朝天”的惨烈地步。由是观之，马克思他老人家在计算剩余价值率时，吊诡地采用必要劳动时间做基准，除了竭尽不合理夸大资本家剥削程度的意图，或许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掩盖他在利润之外，发展了一个名为剩余价值实为利润的概念的尴尬。不难看出，在马克思的利润率公式中，分子是剩余价值额，因而暴露出在他那里，剩余价值其实就是利润的变身。为什么要用剩余价值代替利润？因为利润是资本的合理诉求，直言利润，则马氏学说形同无本之木。
　　或曰：老马不一定就是有意夸大事实，也可能就是数学知识太浅陋。这是不能冒然排除的揣测，但是纵观马氏学说，他的要义乃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老马对剩余价值率公式的选择性规定，其用心所在，就是昭然若揭的了。也就是说，老马制造的这个剩余价值率公式，是主题先行类型的学术不端使然，而实在不能解释成技术性视野狭窄所致。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公式乃是革命的公式，而不是学术的公式(中央党校的某些毫无益处于人民的教授，至今还不肯承认马经是革命经济学)。我很愿意把马克思的这个公式，列为他学术不端的第一例。这样的学术不端其实是马克思的经济处境决定了的，他的颠沛流离而且温饱难求的生活，使他对自身所处的资本社会深恶痛绝。在这里，马克思身先士卒，生动诠释了他的并非原创亦非当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物史观，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值得猜测的是，如果老马当时身处的并非资本社会而是另外的譬如他所虚幻想往的社会，他的颠沛流离而且温饱难求的生活会使他做出怎样的反应？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极其刻苦的研究工作的主要部分正是在他深恶痛绝的资本社会的大不列颠图书馆里免费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