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四川地震死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动的猛增，越来越多的中国评论人士开口批评国际援助未能及时到位。这些评论既指向政府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方面的效率，也说明整个国际社会在协调救灾问题上的失败。

首先必须说，中国的救灾工作得到了国际专家的赞誉。哥伦比亚大学灾害及风险评估中心主任、地震学家Art Lerner-Lam上周接受《外交政策》杂志采访时表示，“中国经验非常丰富的反应体系，甚至可以与国际标准媲美。”

他同时强调，在四川救灾的难度“并非是体系之错，而在于此次事件的特殊性。灾区位于绵绵崇山中；天公不作美，公路交通被切断……在缺少钩锚、起重机、直升飞机和直接物资供应的情况下，你只能将救援设备送进去。如果事发现场与外界隔绝，事态就变得极为困难。中国面临的难题是物流难题，而不是体制问题。”

由于我本人之前曾到过此次遭灾地区旅行，我也可以作证：即使是在地震降临之前，那里的公路交通也难称得上顺畅。

这些运输难题继续困扰着救援工作。政府开列出疏通道路所需的物品清单，其中包括数千件铲土运输装备、机械锤具和起重机等等。政府同时也把这种运输难题称为最初拒绝国际援助的理由。

中国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感谢国际社会伸出援手，但表示“目前甚至我们的部队都无法进入灾区。”也许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公路完全无法通行，到部队真的进入灾区时，在某些抢救案例中却缺乏必要的装备。

正像《纽约时报》周四从北川发回的报导所称：“几千名解放军士兵只能原地待命束手无策。部分人无力的用手扒着废墟，缺乏有力的开凿工具或能穿透废墟的探测设备。”

要最大程度上挽救生命，那意味需要尽可能有最大数量的援救人员和设备就位。而汶川地震的巨大杀伤力，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解决的。理论上，一个国家可以为这种灾难独立准备好相关人员和设备，但那需要天文数字的投资，而如果全球各国都依样画瓢的话，事实上造成的是极端的浪费。

换而言之，我们确实存在体系问题，不是具体某个国家的体系缺陷，而是国际社会防震合作体系的不足。正像Lerner-Lam教授所指出的：“从救灾和重建的角度而言，切实需要一个大大改善的国际合作机制，能在大难临头时有效调集资源并合理分配。”

这样的机制在现实世界是存在的；但过去的经验一次次证明，它过于脆弱无力，在重大灾难降临时反应是何等缓慢。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局限性，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负责组织联合国灾害评估和协调队。而这些队伍的“专长”是进行评估和协调，除此意外似乎一无是处。

由于联合国缺乏自己现实有力的力量，它依赖的是其成员国，尤其是有能力运输巨额救援物资的成员国。譬如，在2004年12月海啸灾难後，救援工作很大程度上倚重美国空军，因美国空军拥有世界最为先进的空中运输能力。

出于多种原因，依赖美国也不是最佳方案。欧洲国家试图正视这一问题，因为他们在多数军事领域中已经落後于美国，在军事运输能力上尤为明显。去年秋天在伦敦举行的一次救灾会议中，领导欧洲空运集团的德国空军一位将军叹道，设备的不足以及缺乏合作，造成了欧洲在东南亚海啸和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救援中的反应迟缓。他随後提出“共同装备能力”的设想，依据这一设想，欧洲大国将协调其空运和其他能力，欧洲小国则提供支持。

真是一个美妙的计划。这会让人不禁联想，为何这仅仅适用于欧洲呢？为什麽全世界不同样预先准备好可以迅速整合的“共同装备能力”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在于联合国：我们赋予协调救灾反应的这个机构，依然像是无牙的老虎。因此，过去几年间数十万在灾难中失去的生命，从东南亚海啸、到巴基斯坦地震、缅甸风暴灾难，以及四川汶川的地震，鞭笞我们进一步思考：真正有效的国际反应机制到底是什麽样子？

首先，联合国要创建一个拥有一个空前权力的新机构——我们权且叫它联合国灾难反应署(UNDR)。该机构不仅有权组织“共同装备能力”，应对各种灾难，而且有权切实发起有力行动。UNDR最终可能需要建立自己旗下庞大的货运飞机编队、自有的充足设备和人员。然而，在大规模灾难降临时刻，它还是需要调动成员国的资源。

这一机制的主要变数在于，成员国依据某些事先批准的条例，如何服从于联合国机构。譬如说，UNDR总干事可以仅凭一个电话，即可动员韩国、中国和日本的搜救队伍，迅速在首尔郊区的一处美军基地集合，然後满载设备、迅速乘美国运输机赶往东南亚灾难地点。各方完全按照标准化的准备程序，整个行动在几个小时内即可全方位展开。

在5月12日，四川震区废墟下被埋的人们所需要的国际社会援助，不是数十个国家准备提供援助的口头表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什麽所谓联合国灾害评估和协调队准备好进行评估和协调的鬼话，他们需要吗？

废墟下挣扎人群所需要的，是某一个机构一位权威人士在地震发生後几分钟内就拿起电话，拨通热线，通话内容应该是这样的：

“胡锦涛主席阁下，我是联合国灾难反应署总干事。我们刚刚探测到四川省人口稠密地区发生里氏8.0级地震。美国拍摄的卫星图像已送到我的办公桌上。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进行分析，但似乎有数十万栋建筑坍塌，主要道路遭到阻断。

“依据您提供的贵国政府自有的救灾能力，我已经下令30个国家的救灾队伍迅速集结。第一批救灾飞机，装备有废墟清理机械和来自日本及韩国的搜救人员，将会在90分钟内出发；他们可以在五个小时内降落在成都或绵阳机场。全球另有60架飞机会在未来12小时内起飞；目前我们同样有能力把重型设备直接空投至无法进入的灾区。您是否批准第一批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并进行降落？”

在这种假想的情况下，是否接受国际援助的责任才完全归于中国领导人。当然，考虑到中国很有可能将是UNDR的最大捐资国之一，该国领导人应该是完全信任该机构的，同样会信任该机构将外国援助和中国救援行动整合一处的行动计划。

他们也进一步会相信这种机制的互利互惠性。他们会想起，中国的洪水救灾专家如何在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的UNDR救援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他们的专业素养使当地避免了灾难。如果他们认为中国会自行处理，完全可以叫停国际救援行动。或者在尚未有结论性消息出炉时，国际救援团队可以先行降落，在中国机场内等候消息。

有些人可能认为我这些想法太天真了。很多国家有各种理由愿意保持现状，即使这意味着本国救灾工作效率较低。而当前国际社会发展情况尽管不完美，仍旧显示出，一些主权国家愿意放弃某些控制权，换取国际体制框架所带来的更大收益。

那麽，我们如何能使这种迅捷、浩大的国际救援行动成为常态呢？也许救灾工作中延误的教训能够促使我们采取行动。其实，四川震灾中国际救援未能尽快到位，也不是什麽新问题。在1995年造成6000多人死亡的日本阪神大地震中，美国救援队也姗姗来迟，原因之一居然是他们的搜救犬在海关被免疫隔离三天，令人哭笑不得。

另一方面，自然灾难越来越严重地威胁人类安全，这一事实也许同样能迫使我们采取行动。联合国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撰写令人胆战心惊的报告：2007年的一个报告显示，1975年以来，影响全球城市居民的自然灾难数量翻了两番。而随着全球人口增加，城市化进程加深，危险还将上升，比汶川地震恶劣得多的灾害也将接踵而至。

上文提到的哥伦比亚大学地震学家Lerner-Lam表示，他最担心的是亚洲发生更多震灾——许多城市修建在断裂层附近，有些城市500年来没发生过地震，大震在所难免。他表示，从地震学的角度看，本世纪亚洲完全有可能发生死亡上百万人的巨型震灾。

我们如何才能改革国际救灾协调机制？建立上文提到的新机制，需要我们对其他国家民族给予最基本的信任；我们要虚心承认，有时候我们的确无力完全自救；我们更需要空前的创造性，完成这一宏大计划的每一个细节。

但是，这个机制一旦建立，将成为加深国际合作的重要一步，并且带来多种益处。如四川地震中遇难民众泉下有知，相信他们也将为这样一个机制的建立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