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通过这个案例历史说明你们现在批判质疑否定的某些观点，将会会证明对的。不要拿现在某一方面批判反驳。
     年广久


      1937年出生，安徽人。年广久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在安徽芜湖一家人靠乞讨、摆小摊糊口，年广久早早地就学会了街头叫卖。年广久早年创办“傻子瓜子”。因邓小平两次在高层提及此人而闻名全国，号称“中国第一商贩”。  


    1980年，安徽省有关部门去芜湖调查，写了个调查报告。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看了，认为很有典型意义，给“邓办”送去一份。邓小平看到这份“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涉及“姓资姓社”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看一看”。这是第一次谈到年广九。

   1984年，年广九雇工已发展到103人，他也成为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但年广九雇工103人的数字，大大超过了国家工商局关于个体户雇工最高八人的规定。年广九的雇工问题又一次引起社会上更激烈的争论。“年广九是暴发户”，“年广九是新型资本家”，“年广九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能准许出现百万富翁、私人资本家？”等等，依然是“姓资姓社”的争论，从党政机关嚷到理论界，从芜湖嚷到安徽省，又嚷到北京，有人主张要“动”年广九。

   1984年10月22日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把“傻子瓜子”上升到整个个体经济发展的高度上来。他说：“还有些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


     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


     邓小平的三次谈话不仅改变了年广九的个人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第一代个体私营者的整体命运。是年广九，用自身的经历让开放之初的国人逐渐认识到“投机倒把”不是罪、雇佣工人也不是罪、发家致富更不是罪！




邓小平最后拍板，找了一个折中方案：先不要动他。
这句话可以这样读。先不要动他。先不要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