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同理，严肃的经济学理论也能解释和指导生动活泼的社会现实。小小广场舞引发热议，正是经济学人的好切口。作者由表及里，剖析广场舞背后“公地悲剧”、“多头管理权矛盾”和“囚徒困境”的经济实质，也提出了“舞照跳，人人乐”的多条制度设计思路，深入浅出，知行合一。最后我想的是，强大的方法论“互联网思维”在这中间能有所作为吗？（独立审稿员 路财神）

文/鲍勇剑

2013 年 11 月的《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发表了一篇《拯救中国跳舞大妈》的报道。从武汉、重庆到合肥，广场舞大妈与周边居民发生冲突的国内新闻已经传播到国际上。对“广场舞”，媒体一般把它当作社会管理问题或民俗文化现象来报道，却忽略了其背后隐含的制度经济学问题。更重要的是，目前许多企业的内部矛盾和社会管理问题都涉及相同的制度经济学问题。跳好“广场舞”，经济学家也许能摸索出解决类似问题的系列方法。

广场舞中的经典经济学问题

“广场舞”包含着三个经典的制度经济学问题。在任何中国城市里转一圈，我们都能看到大妈们在街头空地、商业广场、住宅小区的绿地等处载歌载舞的身影。她们活动的场地可能属于商家，可能是公共场所，可能是周边居民共有，但一般不归属于来跳舞的大妈。”

“风靡全国”的广场舞

“广场舞”制造冲突的缘由之一是：大妈们的活动时间超长或与其他社会活动时间表发生重叠。换言之，广场大妈过度使用活动场地这一“公共资源”，活动超过了场地能够承载的能力。这是经典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生态学家哈丁（G.J.Hardin）首先提出生态环境中“过度使用”的现象，后来被制度经济学引为经典问题。它不仅适用于分析对自然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也可以用于理解商业联盟中“共享资源”恶化的现象。

公地悲剧[em25]

一群牧民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更多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此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冲突发生的第二个缘由是多头管理权的矛盾。广场舞的场地可能属于小区，可能归属城管，也可能是商家店铺的外围。即使在有私权的场地上活动，声音和舞蹈形式对周边居民或商户也可能产生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影响，以至于要求公共权威机构来干涉。这是第二个经典的制度经济学问题：集体行动的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菲沃克等学者（RichardFeiock）的研究说明，当集体行动受多重辖区和治理权管制的时候，就会出现要么过度管理，要么扼杀活力的现象。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领域。长期以来，这些方面出现的问题既不是因为管得太多，也并非管得太少，而是管理行动、辖区、治理权、责任主体被切片分割，相互之间难以协调和对应的问题。

第三个缘由是使用广场的大妈不愿意维护场地的资源价值，例如安全、清洁和方便等。跳舞的群体很多，愿意整理活动后的场地的人却很少，因为没有人鼓励，没有人监督整理工作，还因为整理的成果是大家共享，自己只能获得部分收益，但付出的劳动却 100% 是自己的。结果，来跳舞的人都想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都希望别人整理，自己享用，以至于广场的环境资源越来越糟糕。这又是一个经典的制度经济学问题：囚徒困境。

在著作《囚徒困境》中，庞德斯通（W. Poundstone）详细讲解了在信息不对称、规则不合理的情况下人们的自利选择以及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博弈理论的多个实验显示，除非游戏不断重复，除非守信的声誉有回报，否则在游戏中，人们一般会选择占便宜而非合作。能够让大妈合作的方法对商业合作也一定有价值。

[em25]囚徒困境[em25]

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实，二者都判刑八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

为了社会资本，
大妈不能走，广场舞要跳

一般人以为，广场舞带来噪音，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应该予以取缔。但很少人去思考大妈们群聚在一起所体现的社会和谐以及社区文化生命的活力。假如大家都躲在小屋中自娱自乐，那将是一番怎样的社会景象呢？

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Bowling Alone）一书中，政治学家帕特南早就警告，未来将出现社区凋敝、社会资本枯竭的现象。大妈们都是我们的妈妈。我们不仅希望妈妈晚年快乐，还盼望她们的活力舞蹈给社区睦邻关系增光添彩。大妈不能走，广场舞还要跳。

怎样才能“舞照跳，人人乐”？产权经济学家会开出私有化，产权明晰的药方。但以奥斯特罗姆（E. Ostrom）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反对简单套用产权论，一个药方看百病的做法。这位 2009 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号召大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鼓励各方找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只要充分沟通、相互尊重，办法一定比问题多。

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

例如：

（1）让居住在小区内的大妈担任组织者。她们有动机维护管理跳舞的时间段和音乐声量，因为她们的亲属就在受影响的范围内；

（2）让拥有场地的商家与组织者沟通，划分拥有权、仲裁权和友好使用时段及权利。商家一般都想维护与周边居民的友好关系，大妈应当尊重商家对场地的私有权和最后仲裁决定权；

（3）让居民区的城管调查和管理周边空地的情况，罗列出能够活动的时间和规则，参与者要签署协议，愿意共同接受城管的管理；

（4）让周边大单位出租场地给大妈，出租的形式可以是“物物交易”。作为回报，大妈可以组织起来清洁场地，维护共同资源的价值。

“广场舞”现象的经济学特征是公共产品和私有产品之间边界模糊，共享资源和公共集体行动缺乏规则。它也反映了目前社会各个场合的普遍现象。要理解这些现象和开发针对它们的管理方法，我们也许可以参考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学生、南加大邓穗欣教授的新书《规则社会的十项原则：提升中国的治理能力》。

在中国社会治理的讨论中，国民素质问题被频繁提及。邓穗欣的研究表明，这是个制度设计的挑战，但不应该成为不作为的理由。社会治理应该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低度的执行条件，以使制定的规则不难执行。其次，社会规则越容易理解就越能够符合设计目的和获得执行效果。此外，“素质”是个懒问题，就像竖直的木头入不了门，想一想，横行就顺畅了。因此，我们应该向善于创作浅显诗歌的白居易学习，和广场大妈一道来设计容易执行的管理规则。有守规则的妈妈，还愁孩子不听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