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唯心主义”。含蓄一点的说法是“非实在论”。即现代物理学不承认有一个不依赖于人的认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讲就是:“月亮在无人看它的时候是不存在的。”
现代物理学有两大部分组成: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对论的创立者是爱因斯坦;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则是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据学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因为爱因斯坦不满意量子学的哲学解释,因为这种解释明显陷入唯心主义。而爱因斯坦则坚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爱因斯坦文集》一卷292页)
为此,爱因斯坦等人发表了文章《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世界的描述是完备的吗?》,对量子力学提出诘难,这就是著名的“EPR”悖论。爱因斯坦和玻尔为此反复争论了几十年,但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
两人已先后去世,但他们的争论却没有结束。那么,双方的观点谁是谁非呢?后来,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检验办法,即用“贝尔不等式”实验检验。如果实验结果违反“贝尔不等式”,则证明量子力学的哲学解释是正确的。反之,则证明爱因斯坦的观点是正确的。
实验从1972年开始,到1982年共做了12个实验。其中10个实验违反“贝尔不等式”,只有一个与贝尔不等式相符,另一个则与量子力学和贝尔不等式均有偏差。
实验结果很清楚,多数实验支持量子力学的观点。即承认量子力学的哲学解释。
面对这样的实验结果,法国物理学家德斯帕纳特写道:“世界是由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存在的客体构成的这种学说,却原来和量子力学相矛盾,也和为实验所确立的事实相矛盾。”(引自《哲学研究》1992年8期,何祚庥文《唯物主义是否为现代科学实验所证伪?》)美国康乃尔大学物理教授大卫:牟民的结论更通俗一些,他断言:“现在我们知道,月亮在无人看它时,可以表明它并不在那里。”(同上)
在中国,金观涛在《人的哲学》一书中也写道:“从1972年到1982年10年的实验结果,却都显示了一个惊人的也是出乎唯物主义哲学家意料之外的结果:科学实验并没有再一次宣布那种直观上显而易见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胜利。相反,实验结果明显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人的哲学》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唯物主义今天已经被证伪了!”(《人的哲学》17页)
二、“非决定论”。即主张放弃“因果律”。
正如海森堡所言:“因为一切实验都遵从量子规律,因而遵从测不准关系,因果律的失效便是量子力学本身的一个确立的结果。”
玻尔亦说:“由作用量子的存在规定了的客体与测量仪器之间的有限相互作用,引起了最后放弃因果性这一经典概念并激烈地修正我们对于物理实在问题的态度。”(《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66页)
放弃因果性,也就使得实验检验成为一句空谈。因为当科学实验与科学理论发生矛盾时,并不能证明科学理论是错的。因为二者可以不服从因果关系。——这就是现代物理学家对待哲学的态度,即可以任意修改哲学。因为在他们看来,“哲学,像数学、形式逻辑一样,也只是对物理研究有用的一种工具。”(引自《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年5期*方文《哲学和物理》)
爱因斯坦曾说:“与其说我是科学家,不如说我是哲学家。”从上面我们看到,现代物理学家的“哲学”就是“不要哲学”或者可以任意强奸哲学。因为“哲学”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
三、“数学认识论”思想。
现代物理学的“数学认识论”思想源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认为:“数”是客观世界的本体。因此,客观规律必然符合数学规律,反过来,通过数学规律就可以揭示客观规律。这种“数学认识论”思想在现代物理学那里得到了充分体现,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爱因斯坦曾多次表述过他的这一指导思想。
他说:“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数学的结构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引自《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2期谷超豪文《“数学”唯心主义必须批判》)
又:“从有点像马赫的那种怀疑的经验论出发,经过引力问题,我转变成一个信仰唯理论的人,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真理的唯一可靠源泉的人。”(《爱因斯坦文集》一卷380页)
又:“创造性的原则寓于数学之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以为正如古人所梦想的那样,纯粹的梦想能够把握实在。这是真的。”(引自《自然辩证法通讯》88年1期,杨振宁文《美和理论物理学》)
狄拉克亦言:“方程式的美比方程式符合实验更重要。”
对于现代物理学的“数学”唯心主义思潮,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它向那些运动规律可以用数学来处理的同类的单纯物质要素的接近,使数学家遗忘了物质。‘物质消灭了’,只剩下一些方程式。”
四、“原子论”思想和“宇宙有限论”。
构成现代物理学自然哲学思想基础的,一是“数学认识论”思想,二是“原子论”思想,这两种思想都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传统。“原子论”思想源于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他认为物质是由基本的,不可再分的原子组成的。所谓“原子”,就是不可再分的意思。与“原子论”思想相对立,古希腊一些思想家则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中国古人也有类似的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无论是“原子论”还是“无限可分论”,都是一种自然哲学的抽象,它们正确与否,这要看能否为以后的经验所证明。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康德“二律背反”的问题,是难以用经验事实来证明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理性精神来作出回答。
但是,现代物理学的思想基础却是先验地相信“原子论”,并以此作为一个条件来进行他们的研究。他们相信存在一个基本的东西,并一直在寻找这个基本的东西,想以此来一举穷尽宇宙规律。爱因斯坦搞四种相互作用的统一,海森堡搞“始原物质”的研究,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尽管他们没有成功。
“原子论”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在现代物理学中行进的。
当人们发现了原子以后,人们以为终于找到了物质结构的基本单位,于是便把它命名为“原子”。所谓“原子”,就是不能再分割了。但不久就发现,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原子并不是不可分的,而且可分的。但“原子”这一称谓却一直保留下来。这时候,人们又认为核子是不可分的,后来又发现一些和核子相类似的粒子,如重子、介子、中微子等,人们便把这些粒子统统称为“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基本的,不能再分的粒子。但是,后来发现基本粒子的数目增加到300余种,并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于是,人们又认为基本粒子也许不是基本的,它可能还有内部结构。(因为基本粒子的数目太多,而怀疑它可能不是基本的粒子,还有内部结构。这也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体现。)人们便把这种结构的粒子称为“夸克”。目前为止,“夸克”是最“基本”的粒子。尽管人们还没有发现“夸克”。也许“夸克”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先验地存在,是“原子论”思想的产物。
由于“原子论”思想在作怪,也使人们的认识产生了一些混乱和矛盾。比如强相互作用。这是人们把核子称为“基本粒子”思想的产物。核子是基本粒子,是不可再分的粒子。但核子之间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原子核。是什么力量使这些不可分的基本粒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于是人们认为核子之间存在一种强相互作用力。
强相互作用的前提是核子是不可分的粒子。如果核子是由夸克构成的,是可分的粒子。强相互作用的存在就失去了前提,成为子无虚有的事情。但是,现在人们却一方面大谈强相互作用,一方面大谈“夸克”。而忽略了这种自相矛盾。
与“原子论”思想相对应,现代物理学另一观点是“宇宙有限论”。如果说量子力学主要关注最微小的“基本粒子”,那么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则关注最大尺度的“宇宙”。一个研究最小,一个研究最大,由于在这两个领域难以获得显而易见的证明,所以在这两个领域,现代物理学家可以尽情地自由发挥。爱因斯坦“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引自《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1期,钱时惕、沙青文《论爱因斯坦关于“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的思想》)的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
大爆炸宇宙论就是这种“自由创造”的产物。大爆炸宇宙论称,我们的宇宙起始于一个“奇点”的爆炸。在这个“奇点”外,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我们的宇宙不是在空间中爆炸,而是由爆炸膨胀的空间构成,故宇宙是有限的。我们的宇宙外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大爆炸宇宙论同时还给出了爆炸时间的起点,距今150亿年前。(详见《宇宙.地球.生命》一书,王文清著,湖南教育出版社)。
1935年,薛定谔原本目的是在用这思想实验来讨论EPR吊诡(因发表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鲍里斯·波多尔斯基、纳森·罗森而命名)。[2]EPR论文凸显了量子纠缠的怪异性质。
假设两个量子系统相互作用,然后彼此分离,但其中任意系统都不处于明确态,则它们的量子态会矛盾地叠加在一起,共同形成的量子态具有量子纠缠特性。
根据哥本哈根诠释,当其中任意系统被测量之时,则两个系统纠缠在一起的量子态会坍缩为明确态。
那时,薛定谔与爱因斯坦常互相通信,交换意见,研讨EPR论文的相关问题。在爱因斯坦写给薛定谔的8月8日信件中,他勾勒出一个“粗略宏观案例”:给定一桶不稳定的火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这桶火药会处于爆炸与不爆炸的矛盾统一(叠加)状态。[3]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现象,薛定谔回信描述原则上怎样能够将原子系统的矛盾叠加态转移至大尺度系统。
他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把一只猫、一个装有有氰化氢气体的玻璃烧瓶和一个放射性原子核放进封闭的盒子里。猫的性命因此与原子核的状态密切相关。
薛定谔表明,根据哥本哈根诠释,在实验进行一段时间后,猫会同时处于活状态与死状态(对于盒子外的世界而言),直到盒子被打开为止。
薛定谔并不想要推销周旋于生死之间的猫这点子;恰恰相反,这悖论采用的是一种经典反证法,[4]试图借此显露出描述量子态所需倚赖的量子理论尚存瑕疵。
薛定谔的猫实验原本是专门设计来批驳哥本哈根诠释(在1935年的主要正统诠释)。现今,它仍旧是诠释量子力学的典型试金石。每一种诠释处理薛定谔的猫实验的共同与特别之处,时常会被物理学者用来说明与比较这诠释的共同点、特别点、强点、弱点。
薛定谔如此描述这实验:[4][5]实验者甚至可以设置出相当荒谬的案例。把一只猫关在一个封闭的铁盒子里,并且装置以下仪器(注意必须保固这仪器不被猫直接干扰):在一台盖革计数器内置入极少量放射性物质,由于数量极少,在一小时内,这放射性物质至少有一个原子衰变的概率为50%,没有任何原子衰变的概率也同样为50%;假若衰变事件发生,则盖革管会放电,通过继电器启动一个榔头,打破装有氰化氢的烧瓶。经过一小时以后,假若没有发生衰变事件,则猫仍旧存活;否则猫已死亡。整个系统的波函数表达出活猫与死猫存在各半的状态。
类似这典型案例的众多案例里,原本只局限于原子领域的不明确性被辗转传递为宏观不明确性,只有通过直接观察才能解除这不明确性。它使得我们难以天真接受采用这种笼统模型来正确代表实体。就其本身而言,它不会蕴藏任何不清楚或矛盾的意义。但是,在一张摇晃或失焦的照片与云堆雾层的快照之间,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薛定谔的著名思想实验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系统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处于两种不同量子态共同组成的叠加态,转而坍缩为其中的一种?更技术性地说,由于薛定谔方程的线性性质,它不能促使这叠加态坍缩,它只能展示这叠加态随着时间演进而演化的可能结果。一个量子系统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几个量子态的线性组合(尽管这几个量子态中的每一个量子态都像是不同的经典状态,量子系统不能同时显现为几个经典状态,只能显现为其中一个经典状态),转而开始拥有唯一的经典描述?这就是这思想实验令人揣测之处。假若猫仍旧存活着,它一直只记得她存活着。但是,符合标准量子力学的诠释竟然要求,像猫、日记一类的宏观物体不必永久具有唯一的经典描述。这思想实验描绘出一幅表观的吊诡。直觉而言,观察者不能处于叠加的状态;可是,从这思想实验来思考,似乎猫可以处于叠加的状态。是否猫也必须成为观察者,或者,猫的存在于单独、良好定义的经典状态这案例,必需要求另外有一位外来观察者存在?
爱因斯坦觉得每一种选项都很荒谬,他特别觉得这思想实验极具凸显出这些论题的能力。1950年,在一封寄给薛定谔的信件里,他阐述:
”只要一个人抱着诚实的科学态度,他就无法逃避实体这假设,除了劳厄以外,在当今物理学者中,只有你看到了这重点。大多数学者不了解他们对于实体所玩弄的是什么危险游戏,他们以为实验建立的结果与实体无关。可是,他们的诠释已被你的放射性原子+放大器+火药+猫这盒子系统精致地反驳。这系统的波函数既表现出生气勃勃的猫,又表现出血肉模糊的猫。没有任何学者会真正质疑猫的存在或缺席与观察这动作无关。”[6]
劳厄指的是物理学者马克斯·冯·劳厄。注意到在薛定谔的思想实验里,并没有提到火药。他是使用盖革计数器为放大器,使用氰化氢来代替火药。在爱因斯坦15年前给出的原本建议里,提到了火药。显然地,爱因斯坦依旧牢记旧理论的惊奇威力。
贝尔不等式
在理论物理学里,贝尔不等式(Bell's theorem)表明不存在关于局域隐变量的物理理论可以复制量子力学的每一个预测。在经典力学中,此一不等式成立。在量子世界中,此一不等式不成立,即不存在这样的理论,其公式为∣Pxz-Pzy∣≤1+Pxy
1 简介
贝尔不等式是1965年贝尔提出的一个强有力的数学不等式。该定理在定域性和实在性的双重假设下,对于两个分隔的粒子同时被测量时其结果的可能关联程度建立了一个严格的限制。而量子力学预言,在某些情形下,合作的程度会超过贝尔的极限,也即,量子力学的常规观点要求在分离系统之间合作的程度超过任何“定域实在性”理论中的逻辑许可程度。贝尔不等式提供了用实验在量子不确定性和爱因斯坦的定域实在性之间做出判决的机会。目前的实验表明量子力学正确,决定论的定域的隐变量理论不成立。
贝尔不等式不成立意味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主张的局域实体论(local realism),其预测不符合量子力学理论。由于很多实验的结果与量子力学理论的预测一致,显示出的量子关联(quantum correlation)远强过局域隐变量理论所能够解释,所以,物理学者拒绝接受局域实体论对于这些实验结果的解释。陷入找不到满意解答的窘境,倘若不接受量子力学,物理学者只能无可奈何地勉强承认这是一种非因果关系的超光速效应(superluminal effect)。
贝尔不等式可以应用于任何由两个相互纠缠的量子位元所组成的量子系统。最常见的范例是纠缠于自旋或偏振的粒子系统。
在贝尔前后,别的物理学家也达到了和贝尔类似的认识,比如,李政道在贝尔之前就认识到具有定域隐变量的体系不可能有中性介子那样的量子力学关联。继贝尔之后,布歌尔(W.Buehel)与 维格纳(E.P Wigner)等人对贝尔不等式给出了不同的证明,1979年后克劳塞、西蒙尼等人则导出了更为实用的广义不等式。包括法国物理学家埃斯帕纳所作的证明和洪定国所介绍的证明在内,贝尔不等式已有了多种证明方法。
2 背景
贝尔其人 1928年7月28日,约翰·斯图尔特·贝尔(John Stewart Bell)出生在北爱尔兰的首府贝尔法斯特。17岁时他进入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攻读物理,
虽然主修的是实验物理,但他同时也对理论物理表现出非凡的兴趣。特别是方兴未艾的量子论,它展现出的深刻的哲学内涵令贝尔相当沉迷。但贝尔对概率论的哥本哈根解释不置可否。贝尔想要的是一个确定的,客观的物理理论,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爱因斯坦的忠实追随者。
毕业以后,贝尔先是进入英国原子能研究所(AERE)工作,后来转去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他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加速器和粒子物理领域方面。1952年玻姆隐变量理论问世,这使贝尔感到相当兴奋。贝尔觉得,隐变量理论正是爱因斯坦所要求的东西,可以完成对量子力学的完备化。
1963年,贝尔在日内瓦遇到了约克教授,两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贝尔逐渐形成了他的想法,对EPR佯缪长期的争论很感忧虑。贝尔最初同意玻姆的理论,并沿玻姆的思路进行着研究,认为爱因斯坦的隐变量一定存在着,并且理应在现代物理学框架之内。
1964年,贝尔意外地发现了贝尔不等式以及贝尔不等式实验验证的可能性,还有一些带推测性质的预言。他把论文投寄到科学期刊,但久无回音,原来编辑把它遗忘了。幸运的是编辑又把它重新找到,当正式发表出来,已过了一、二年。 EPR佯谬 “EPR佯谬”是爱因斯坦(Einstein A),波多尔斯基(Pldolsky B)和内森圠森(Rosen N)三人,在1935年合写的《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的文章中提出来的,以后人们就以三人姓氏的第1个字母合写作为称谓。其经戴维·波姆简化后的具体内容为:考虑两个自旋为 1/2的粒子A和B构成的一个体系,在一定的时刻后,使A和B完全分离,不再相互作用。当观察者测得 A自旋的某一分量后,根据角动量守恒,就能确定地预言 B在相应 EPR佯谬方向上的自旋值。由于测量方向选取的任意性, B自旋在各个方向上的分量应都能确定地预言。所以他们认为,根据上述实在性判据,就应当断言B自旋在各个方向上的分量同时具有确定的值,都代表物理实在的要素,并且在测量之前就已存在,但量子力学却不允许同时确定地预言自旋的 8个分量值,所以不能认为它提供了对物理实在的完备描述。如果坚持把量子力学看作是完备的,那就必须认为对A的测量可以影响到B的状态,从而导致对某种超距作用的承认。EPR 实在性判据包含着“定域性假设”,即如果测量时两个体系不再相互作用,那么对第一个体系所能做的无论什么事,都不会使第二个体系发生任何实在的变化。人们通常把和这种定域要求相联系的物理实在观称为定域实在论。
隐变量理论 1927年,在布鲁塞尔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上,德布罗意在会上讲述了他的“导波”理论。德布罗意不相信玻尔的互补原理,亦即电子同时又是粒子又是波的解释。德布罗意想象,电子始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粒子,但它受到时时伴随着它的那个波的影响。德布罗意认为量子效应表面上的随机性完全是由一些不可知的变量所造成的。假如把那些额外的变量考虑进去,整个系统是确定和可预测的,符合严格因果关系的。这样的理论称为“隐变量理论”(Hidden Variable Theory)。玻姆的隐变量理论是德布罗意导波的一个增强版,只不过他把所谓的“导波”换成了“量子势”(quantum potential)的概念。在他的描述中,一个电子除了具有通常的一些性质,比如电磁势之外,还具有所谓的“量子势”。这其实就是一种类似波动的东西,它按照薛定谔方程发展,在电子的周围扩散开去。但是,量子势所产生的效应和它的强度无关,而只和它的形状有关,这使它可以一直延伸到宇宙的尽头,而不发生衰减。
在玻姆理论里,像电子这样的基本粒子本质上是一个经典的粒子,但以它为中心发散出一种势场,使它每时每刻都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当一个电子向一个双缝进发时,它的量子势会在它到达之前便感应到双缝的存在,从而指导它按照标准的干涉模式行动。如果实验者试图关闭一条狭缝,无处不在的量子势便会感应到这一变化,从而引导电子改变它的行为模式。如果你试图去测量一个电子的具体位置的话,你的测量仪器将首先与它的量子势发生无法直接被观测的作用。玻姆理论能够很大程度上满足观测,数学形式却极为繁琐。且玻姆在恢复了世界的实在性和决定性之后,却放弃了另一样东西:定域性(Locality)。定域性指的是,在某段时间里,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必须维持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而不能超越时空来瞬间地作用和传播。但是在玻姆那里,他的量子势可以瞬间传播粒子所需要的信息。
3 推导过程
继续发展爱因斯坦-波多斯基-罗森佯谬(简称为EPR佯谬)的论述(但是选择采用自旋的例子,如同戴维·玻姆版本关于EPR佯谬的论述),贝尔精心设计出一个思想实验:从衰变生成的两颗处于单态(singlet state)的自旋1/2粒子会分别朝着相反方向移动,在与衰变地点相隔遥远的两个地点,分别三维坐标系测量两个粒子的自旋,每一次测量得到的结果是“向上自旋”(标计为“+”)或“向下自旋”(标计为“-”)。
假设角动量为零的母粒子衰变成两个粒子A和B,根据角动量守恒定律,一个光子必具有与另一个光子相同的偏振态,这可以用垂直于粒子路径的静止的测量装置,并在某共同方向(比方说向上)测量其偏振态来加以证实。事实上已发现:当粒子A通过其偏振片时,B也总是通过的,即:发现了100%的关联。反之,如果偏振片相互垂直安配,那么,每当A通过则B被挡阻,这时有100%的反关联。在通常的经典力学中,这也是正确的。测量结果如表格所示:
同向轴 θ=0° : | 第1对 | 第2对 | 第3对 | 第4对 | ... | 总共n对 |
爱丽丝: | + |
|
| + | ... |
|
鲍伯: |
| + | + |
| ... |
|
相关系数:( | +1 | +1 | +1 | +1 | ... | ) / n=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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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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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轴 θ=90° : | 第1对 | 第2对 | 第3对 | 第4对 | ... | 总共n对 |
爱丽丝: | + |
| + |
| ... |
|
鲍伯: |
|
| + | + | ... |
|
相关系数:( | +1 | ㄢ | ㄢ | +1 | ... | ) / 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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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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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二者不处于平行或垂直,在两个地点测量得到一致结果的概率,会因为两根直轴 a 与 b 之间的夹角角度 θ不同角度观察者对粒子自旋的观察
而变化。现在设定实验规则,如右图所示,假设爱丽丝与鲍伯分别独自在这两个地点测量,若在某一次测量,爱丽丝测量的结果为向上自旋,而鲍伯测量的结果为向下自旋,则称这两个结果一致,相关系数为"+1",反之亦然;否则,若爱丽丝与鲍伯测量的结果都为向上自旋或都为向下自旋,则两个结果不一致,相关系数为"-1"。那么,假设 a 与 b 相互平行,则测量这些量子纠缠粒子永远会得到一致的结果(完全相关);假设两根直轴相互垂直,则只有50%概率会得到一致的结果,得到不一致结果的概率也是50%。测量的结果可以这样表示:
在空间坐标系XYZ中:
Ax | Ay | Az | Bx | By | Bz | 出现概率 |
+ | + | + | - | - | - | N1 |
+ | + | - | - | - | - | N2 |
+ | - | + | - | + | - | N3 |
+ | - | - | - | + | + | N4 |
- | + | + | + | - | - | N5 |
- | + | - | + | - | + | N6 |
- | - | + | + | + | - | N7 |
- | - | - | + | + | + | N8 |
假设Pxy的意义是粒子A在x方向上和粒子B在y方向上的相关系数,那么Pxy=-N1-N2+N3+N4+N+N6-N7-N8
同理,Pzy=-N1+N2+N3-N4-N5+N6+N7-N8
Pxz=-N1+N2-N3+N4+N5-N6+N7-N8
|Pxz-Pzy|=|-2N3+2N4+2N5-2N6|=2|(N4+N5)-(N3+N6)|<=2[|(N4+N5)|+|(N3+N6)|]
因为所有出现的概率和为1,既N1+N2+N3+N4+N5+N6+N7+N8=1 代入上式可得
|Pxz-Pzy|<=(N3+N4+N5+N6)+(1-N1-N2-N7-N8)
=>|Pxz-Pzy|<=1+Pxy
当然,这一推导是被简化了的。隐变量不一定是离散的,而可以定义为区间λ上的一个连续函数。除此之外,还有集合式、几何式等证明方法。 贝尔原始的证明方法利用了斯特恩-革拉赫装置中电子运动的性质与自旋态跃迁概率的性质,结合经典概率论证明。除此之外,匈牙利物理学家F. P. 维格纳在1970年曾给出对贝尔不等式的“最简捷的”证明。他的思路是:先导出两个Pr (sa = x, tb = y)的表达式,一个表现量子力学的特征,另一个表现定域隐变量理论的特征,然后把贝尔不等式的证明归结为证明这两个表达式不能同时成立。详细的证明方法可以在参考资料及扩展阅读文献中找到。
从上述推证中不难看出:贝尔不等式是由一元线性隐变量理论加定域性约束得到的,它表现了该理 论对实验结果的限制情况。如果贝尔不等式成立,就意味着这种形式的隐变量理论也成立,则现有形式的量子力学就不完备。要是实验拒绝贝尔不等式,则表明量子力学的预言正确,或者是实验有利于量子力学。几十年来,人们就把贝尔不等式成立与否作为判断量子力学与隐变量理论孰是熟非的试金石。
4 原始形式
贝尔推导出局域实体论会产生的结果。在这导引内,除了要求基本的一致化以外,不做任何其它特别的假定,贝尔发现的数学问题,很明显地不同于量子力学的预测,更不同于稍后得到的实验观测结果。这样,贝尔不等式排除了局域隐变量为量子力学的可信解释,虽然非局域隐变量理论的大门仍旧敞开无碍。贝尔在一份名为《物理》的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论EPR佯谬》的论文,提出了他的结论,其原始形式是:
某些理论为了确定单独测量的结果,严格要求将额外参数加入量子力学,并且要求这动作不改变统计预测。对于这些理论,必定存在着一种机制,使得一台测量仪器的运作设定值的改变,会影响到另一台测量仪器的读值,不管两台仪器之间的距离有多么遥远。此外,涉及这机制的讯号必需瞬时地传播抵达,所以,这些理论不具有洛伦兹不变性。
在这里,所谓“在量子力学上增添一些参量以确定单次测量的结果的理论”就是“隐变量理论”。另一方面,按照“定域性原理”,当两个测量仪器相距足够远时,一个测量仪器的安置不可能影响另一个仪器的读数。因此,贝尔的上述结论可表成:“如果一个隐变量理论不改变量子力学的统计预言,就一定会违背定域性原理。”换句话说:“如果一个隐变量理论遵循定域性原理,就一定会改变量子力学的统计预言。”人们把遵循定域性原理的隐变量理论称为“定域隐变量理论”,于是,贝尔不等式若不满足则最终表成现在常见的形式:
任何定域隐变量理论不可能重复量子力学的全部统计预言。
5 图像形式
如右图所示,对于自旋的量子相关性(假定100%侦测效率),局域隐变量理论的预测以实线显示
,量子力学预测以虚线显示。假设两根直轴的夹角角度 θ 在上述基本案例角度之间,则局域隐变量理论的成立意味着量子相关性呈线性变化。但是根据量子力学理论,量子相关性应呈角度的余弦cos θ 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