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清华大学就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发表演讲，指出银行等金融机构收取的中介成本过高是造成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升高的主要原因。
余永定指出，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但银行贷款利率在逐步上升。国家统计局在调研中发现，今年第二季度末小微企业平均的贷款利率为年化25.1%，已达到高利贷水平。
余永定表示，这种现象长远来看将影响中国金融的稳定。第一，中国企业的负债率过高，达到120％-500%。对比中国与美国，中国企业负债总额超过14万亿美元，而美国才13万亿美元。第二，中国企业的利润率特别低，加权平均利润率一般在6％-7%左右。2012年中国钢铁行业的利润已经低到“两根钢材的利润只够换回一根冰棍”。第三，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过高，企业贷款的加权平均利息达到7%。
余永定表示，金融机构的中介成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他用一个公式指出：企业的融资成本＝基准利息率＋（银行“加成”＋交易成本＋风险溢价），其中，银行“加成”、交易成本、风险溢价均属于中介成本。
为什么在2013年以后企业的融资难变成了突出的问题？余永定也在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中给予解释。
他认为，首先，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加成率”过高。2013年，中农工建交五家国有大型银行的平均利润率达到23.6%，占中国500强企业总利润的35.6%，而与此同时，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活动平均利润率仅为6.04%。对此，余永定评价，银行的利润率对实体经济的贡献，与实体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对实际经济的贡献是有脱节的。
其次，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溢价上升。一方面，企业融资环境发生变化，客观上，风险确实已经增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银行自身风险偏好过度下降，不少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不仅压低质押率，而且还要求提供担保，不仅要求提供担保，还要提供联保等等一系列措施。随着对金融行业反腐深入的同时，也要改变银行过于害怕承担风险的状态。
第三，房地产、地方ZF融资平台的吸金作用，大量占用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的贷款规模，挤掉了本应为一般企业提供的资金。
第四，信贷规模控制和75%贷存比的风险监管指标，导致供给方为规避管制通过更多机构放贷，导致可贷资金的供给链条不断延长。与此相对应，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层级低的平台）、房地产开发企业、中小微企业收到监管、自制和抵押担保等的限制，无法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只能通过银子银行（信托、基金等）。
在需求方一面，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中小微企业等可贷资金的需求方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也是造成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而银行之间为展开存款争夺，出售各类高回报率的“宝宝们”，实际上实现了存款利息率事实上的自由化，这种不对称的变相“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资金来源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资金使用成本的上升。
余永定指出，上述问题，虽然通过进一步降低基准利息率，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但有可能恶化资源配置、不利于结构调整、不利于对通胀的控制，只有加速金融改革才是降低中介成本、从而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根本途径。
余永定建议在四方面进行金融改革：一是完成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二是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三是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四是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