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赵剑飞

虽然已经离开台湾20多年，但他的口音仍然清晰地保留着极有特色的台湾腔调。更准确一点，应该是台湾宜兰的腔调。根据台湾《天下》杂志的说法，1978年，身为台湾上尉军官的林毅夫游渡台湾海峡，到达厦门，后进入北京大学求学。

    正是在北大，林毅夫遇到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这位农业经济学的开创者在访问北大期间，对于中国最大的贡献也许是发现了担任翻译的林毅夫，并将他推荐到芝加哥大学。1982年，没想过到要到美国念书的林毅夫来到了现代经济学大本营芝加哥大学。五年以后，林毅夫重归中国时，已经是一位出色的农业经济学家。

    从1987年至1993年，林毅夫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农村部副部长，致力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与政策制订。1992年，他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同年，林毅夫以《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出现生产相对过剩，林毅夫的研究方向也从农业问题转向更为宏观的中国经济战略问题。他在《战略与管理》杂志撰文对“赶超战略”提出批评，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以“发展战略”为指导方针。这在当时引发了影响广泛的争论。《战略与管理》编辑杨平在一篇回忆性文章中说，“这一问题迄今仍未能有结论，它们仍然在深层次上困扰和影响着中国宏观战略的制定者和决策者”。

    1994年，回到母校北京大学，林毅夫联合多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学人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出任主任一职。这个中心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今年10月，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推动下，首届中国经济学家年会在北大召开，成为严复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入中国百年之后中国经济学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趁林毅夫教授回北京大学之机，记者在北京大学古色古香的朗润苑（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在地）对他进行了访问，探讨许多与企业相关的问题。

    问：你目前最主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答：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

    一个企业如果是正常管理，在一个竞争性的经济当中，能够获取社会可接受的利润率，企业就有自生能力；如果企业无法获取社会可接受的利润率，除非政府扶持，否则企业不能长存。

    这个概念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是不会有的，因为它是一个竞争的市场，投资是理性行为。如果投资错了，企业就死了，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进入的行业、选择的技术，是有自生能力才能存在的。因此西方企业强调管理：管理好，利润就高；反之就低。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企业即使是正常管理，也没有自生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政府经常会为了一些目标，去设立一些企业，典型的就是我们重工业发展的时候。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这种情况，其它发展中国家如韩国，以前朴正熙时代，政府支持建立了一些大型的资本很密集的企业。这种企业与国家的比较优势不一致，就会导致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当中，无法与符合比较优势的外国企业竞争，就要政府扶持，就会引起一系列问题。但这个问题，在西方基本是看不到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看到很多现象。比如中国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