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兴杰
来源：BWCHINESE中文网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今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将达到1200亿美元，而最近几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度处于比较稳定状态。

“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意味着，中国从资本匮乏国家转向资本富余国家，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将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资本”。

随着中国海外并购潮的兴起，关于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说法也不胫而走，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是世界第三大投资来源国，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在加快。

中国资本的崛起代表着时代的转换，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商品的交易和消费是一次性的，而资本关系则意味着两个社会之间的深度依赖与合作，一旦关系破裂，资本就难以循环下去，就变成了死的资产，失去了赢利的能力。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着资本匮乏的难题，资本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中国设立了特种特区、经济开发区，吸引外资。
时至今日，吸引外资还是一些地方ZF非常愿意做的事情。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自不待言，1979年，中国通过了第一部外资企业经营法案，以保证外资的安全。

随着外资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走向多元化，在国有经济之外，还出现了合资经济、民营经济等等。

在如何吸引和使用外资方面，中国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资本“走出去”。

外资愿意来到中国，首先是中国做出了政策让利，在土地、劳动力、社保等让利多多。然而，世界其他地方并不见得像中国一样，有一个强大的发展型ZF。这就造成了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的认知偏差，比如有人说，以前为了引资而装孙子，现在可以当爷了。

“走出去”的口号已经提出来十几年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年，“走出去”战略被写入了“十五”计划纲要之中，在十六大的报告中，“走出去”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一个环节。

从经济学的常识来说，资本输出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或者社会有了富余的资金，而只有比较高的储蓄率才能去投资，或者将资金转移到境外。

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超常规增长，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秘密，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机会，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

2002年的时候，中国企业以并购形式投资到海外的资本不到2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宣布要“走出去”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钱，也没有那么强的意愿要走出去。

2008年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契机，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快速膨胀，尤其是制造业，很多产业出现了全行业产能过剩，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加上人民币升值，一些高耗能、低效率的产业需要转移。

经济危机刺破了经济的泡沫，海外资产的价格大幅度缩水，到海外抄底也成了流行的说法和做法。2009年被称为“中国海外并购元年”。

五年过去了，中国资本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这个世界已经感受到了中国资本到来。

随着中国企业收购欧洲电力、机场、港口等资产，欧洲人惊呼，“马歇尔计划”再次来临。

的确，中国海外投资以10%的速度增长，但是存量只有6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0%，不到日本的一半。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后来者，比数量更值得关注的是质量。中国海外投资失败的几率是欧美的六七倍之多。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借助全球化的浪潮乘势而上，2013年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但是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多数贸易可以算是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

“走出去”的核心要义还是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海外并不代表世外桃源，要比国内市场有更多的风险。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在加速的同时也在升级，前几年中国资本的主要目标是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中国发展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对能源、矿产等原材料的依赖增加。

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时候，大举买矿圈地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买到了并不意味着能开采出来，当地的自然环境、劳工组织等都是需要关注的“难题”。

另外，大宗商品并不可能一直处于涨价的状态，一旦价格暴跌，可能就是巨亏。

从投资的分布来看，中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投资总额超过1500亿美元，超过对北美和欧洲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投资额。

中国资本的“原材料重心”依然存在。在原材料领域进行投资的多半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与国内经济结构有莫大关系，能源、电力、矿产等“战略”产业由国企垄断，因此，“走出去”购买原材料的企业也以国企为主。

大宗商品的出口国多半是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处于震荡之中。

西方的企业巨头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和合理的布局，作为后来者，中国企业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承担更大的风险。

最近有消息披露，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巨额贷款事实上面临着违约的风险，中国向该国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贷款，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以原油来偿还债务，近期油价暴跌，而委国的石油产能又难以提高。

这笔贷款也在延期三年的基础上继续延期，而对华石油出口的数量也由委内瑞拉来决定。这可能是中国资本在海外面临的新的重大挑战，此前在缅甸投资的大型水电站被中断，中国资本“走出去”之前先要修路，否则就是面临着荆棘丛生的困境。国企、央企的所有者是全体国民，更应该谨慎，减少风险。

中国资本“走出去”之后，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呢？

不少人提出要改变中国“不干预”的政策，也要求发展远程投送军事力量等等。在非常时期，这些硬实力都是不可缺少的。


当年仗剑经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资本将不可避免地全球化，深入到全球的每个角落，军事力量的全球投送是非常难的事情。首要的原则还是要有风险意识，风险和利润有时候是相关的，但是也不能为了高利润而罔顾风险，尤其是地缘政治的风险。

在国内市场中，风险主要来自法律、商场，而国际市场是个无ZF的状态，资本的安全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着莫大的关系，一旦出现社会动荡，甚至内战，那资本的安全全然没有保障。

中国企业当然需要对投资对象国的风险有充分的研判，此外，中国也需要对海外市场进行更加充分的调查研究，为各国的风险进行评级。

“走出去”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美好，在鲜花与掌声中签署协议就万事大吉了，而是一个持续、艰难的开拓过程。

中国民企的并购活动也日渐活跃，对外投资额的40%是由民企来推动的，比如联想收购IBM的笔记本电脑业务，吉利收购沃尔沃，这都算是中国民企海外并购的经典案例。

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反映到海外市场上，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是升级，需要的是品牌、技术、渠道等走向高端的支撑。

国际市场并不仅仅是个空间的概念，更是一种规则和关系，主导者依然是发达国家，它们是国际市场的重心所在。

欧美市场是中国资本的主攻方向，欧债危机之后，希腊、葡萄牙等国家需要通过私有化来实现财政平衡，中国企业入股这些国家的电网、港口、机场等优质资产。资本变成了中欧、中美关系的新领域，资本双向流动的态势也在形成。

看看十年来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历程，可以发现，从国际市场的外围入手，如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所说“间接战略路线”，在欧美企业尚未触及的地方切入，但问题是这些国家和领域存在着重大的地缘政治风险。

对欧美的投资也是从这些发达国家的外围入手，比如希腊、葡萄牙等国，若不是经济危机，中国企业要持有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的股份是不容易的。要进入到核心市场的核心产业，中国资本还需时日。

中国资本时代确实来了，如何在东道国留下来，扎根生花，是个大课题。

海外资本也是一个国家财富的象征，美国海外资产超过20万亿美元，而且多数资产的盈利水平比较高，这也是美国实力的重要方面。

随着中国资本的国际化、全球化，中国有了更多的海外利益，与此同时，也刷新了中国对国力的认知框架。


看来，GDP总量只是衡量国家实力的诸多指标中的一个，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中国资本来了，世界还不太适应，虽然它的总额很小，一些并购案例会带来轰动效应，相比于这样的舆论泡沫，对资本的深刻理解以及专业态度更值得学习和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