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斯，希望诸位的探讨更深入一点，楼上的观点基本上是早期的观点，科斯本人在制度经济学上的贡献，有的已成定论，有的仍众说纷纭，窃以为，经典固然要“温故而知新”，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沿着某一发展脉络去关注后期的发展。述评性的议论也不妨换一个视角，比如，“溯游从之”，就某一较新的话题入手，进而追根溯源。综述性的文章，更需要新的视角和新的高度，而这恰恰是国内诸多期刊综述性文章所匮乏的。

科斯搭台，后继者唱戏。

大家说明的东西，早已不是科斯自己的或者认同的东西了。

类似的还有很多例子，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不都是吗？

2有“摩擦”的世界---评论科斯（1937）等的观点

  科斯（1937）将资源配置的方式分为了两种即市场和企业，区分的标准是资源配置是否利用权威。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利用市场和企业配置资源皆需要费用，前者耗费交易费用，后者耗费组织成本，企业因不完全替代市场而出现，“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第108页）。科斯如何论证其观点的呢？从逻辑上讲，论证这一命题至少涉及以下方面：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的来源以及其变化规律；交易的特征。

科斯实际上是从交易的全过程中探寻交易费用的来源。他认为交易费用包括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间接提及了合约签订之后发生了的费用。他的分析已经暗含：合约是不完全。他写道：“现在的问题是，由于预测方面的困难，有关物品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越长，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从而买方也越不愿意明确规定出要求缔约对方干些什么”（第106页）。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科斯将“交易费用”定义为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费用，而且在分析时将产权、文化等制度环境因素假定为既定的。后来的TCE在解释组织形态的多样性和治理机制的选择时，也视制度环境为既定的。不过，科斯对交易费用的来源解释得还不够充分。对于组织成本的来源，他以猜测性的口吻将原因归于“管理收益递减”和要素的供给价格上升。解释企业为何没有完全替代市场，要求要对组织成本的变化规律进行探讨。他写道：“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除了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千差万别外，随着组织的交易的空间分布，交易的差异性和相关价格变化的可能性的增加，组织成本和失误带来的亏损似乎也会增加”（第108页）。从中似乎可以发现，科斯并没有将组织成本和生产成本完全区分开。事实上，区分交易费用，组织成本和生产成本是很困难的。

    如果科斯认为资源配置是利用合约进行交易来实现的，那么对市场和企业的区分似乎可以表明，他认为市场交易所用的合约和企业交易所用的合约是不同的。区分二者的标准是权威，“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作成本”（第106页）。因此，科斯注意到了交易和合约的异质性。事实上，他明确提及了交易的异质性，“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假设通过价格机制发生的市场交易是同质的。事实上，没有一件事能够比现代社会中发生的实际交易更多样化了。这似乎意味着通过价格机制完成交易的成本是彼此差异很大的，而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亦如此”（第109）。这一见解是深刻的，但并没有在该文中展开。关键的原因也许是：科斯没有抽象出交易的特征，因而也不能据此对交易进行准确分类。张五常（1983）进一步的强调了企业的契约性质和合约的多样性，“说一个‘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太正确的，不如说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第144页）。与科斯有所不同的是，张五常认为现实中契约是多样性的，如租赁契约，薪金契约，分成契约，计件工资契约等[1]。不过，张五常同样没有对交易的特征进行分析，从而也没有对契约进行科学的分类，他只是强调应该把企业视为一个契约的集合。后来TCE对交易特征进行了刻画，认为“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是其三个主要特征，其中以“资产专用性”最为重要。在此基础上，TCE区分了古典合约，新古典合约和关系性合约三种合约形式[2]。

   与科斯关注“企业的存在原因以及企业的规模如何确定”不同，张五常（1983）更为关注的是“为什么契约采取这种被观察到的形式，以及不同契约安排和定价安排的经济学含义是什么”（第150页）。他将不同的契约安排之间替代的原因归结于“发现价格的费用”。虽然，“发现价格的费用”很早就被科斯（1937）提及并用来证明交易费用为正，但张五常却拓展了这个概念。似乎可以认为，张五常所谓的“发现价格的费用”与TCE所说的交易费用相同，都是利用合约来进行交易的费用，这里的交易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类型。张五常如此解释“发现价格的费用”的来源：“原则性上，同协作者的服务一样，投入所有者们的全部贡献能够通过直接衡量与每一份贡献有关的各种属性而分别定价和出售给顾客。在此情况下，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重合的。但是，因为交易数量，因为消费者缺乏对商品的每一部件或成分的使用的详细信息，因为衡量总类繁多和变化着的活动的困难，以及因为分解贡献的需要，价格的决定费用高昂”（第144页）。同时，“降低发现价格的费用的一个有效途径，是用一些装置替代对活动直接地和分别地定价，这个替代方法可以像采用计件工资契约那样简单，也可以像建立共产党政权那样复杂”[3]（第144页）。这样，张五常便深化了对交易费用来源的理解。不过，张五常并没有深入解释为何间接定价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直接定价但又没有完全替代。事实上，用间接定价替代直接定价就是用一种合约替代另一种合约。回答上述问题要求对交易的特征和人性基本特征进行设定。这正是TCE所注意到的。

内部组织成本的权威定义是什么

很奇怪，一直没见到对科斯（1937）和科斯（1960）之间关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