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谋求发展的中国开始选择降低增长的速度。到了今天,经济增长的速度目标已经降低到7.5%。而希腊等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高福利政策,并设法启动自己的经济,这个方法的核心是减少福利。中国降低速度的同时,目光转向了能耗、污染等对民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方向,这个方向显然和欧洲国家的考虑背向而行。
何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可以寻找答案。
一、创造和分配的螺旋式发展
马克思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写《资本论》,由于当时资本主义还处在血汗工厂的初级阶段,工人阶级被资本家盘剥得非常厉害,就恰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工人整天要加班加点,得到的微薄工资还不够养家糊口。于是,马克思提出了财富如何分配才算公平的问题,在财富分配领域开了先河。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将分配不公归结为剩余价值的归属和分配问题。
我们可以理解的是,分配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被强调了。这是因为当时发展的矛盾不断积累,已经到达了非常过分的地步。资本对工人采取了很多不人道的方法,工人的积怨已经开始总体爆发。所以,《资本论》对其进行反复无情的鞭挞,在人类本身的历史发展看都是深刻和伟大的。
不过,强调分配是我们唯一的视角吗?
恩格斯在1883年3月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的意思是指,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研究,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遵循着自然发展阶段,这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所指出的“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这个规律明显的指出,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依然是主流,这个主流就是发展。在发展的旺盛阶段,创造的财富井喷而出,财富的增量完全可以全面提升各个利益集团的需要,其分配原则倾向于资本,从而形成合力,不断促进发展。而经过一段历史的发展,人类遇到了发展的瓶颈,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停滞,人类改造自然的步伐减慢或者停滞,而之前的分配原则出现了巨大问题。由于资本的自我派生和泡沫化,巨大的增量后的资本,已经无法按照惯性满足自己的胃口,从而挤压了劳动的利益。这个时候,分配的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矛盾,直到新的发展机遇的到来。
二、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已经充分遏制了分配矛盾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强调了在某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会激发成阶级斗争的,这迫使西方对政治制度的改革。这不能不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天才发现,才促进了人类发展更加和谐和稳定。
恩格斯在深刻理解《资本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观点写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里: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马克思)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
显然,恩格斯认为《资本论》解决了人类的发展和分配问题,并指出了人类应该坚持的和平、和谐的发展道路。右的绝对的发展观和左的绝对分配观,都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些不是由某种意识形态所左右,而是根植在人类发展长河的基本矛盾中。
三、未来发展的关注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情况,我们大致可以推断未来多年的发展情形。
总量连续高速发展多年,GDP世界第二,追击美国的世界第一,总量虽然仍然继续发展,但速度必然会减速下来;中国经济减速已经成为共识,分歧是会不会硬着陆。中国的钢铁产量2000年1亿吨年产量,已经世界第一,2011年年产量7亿吨,严重产能过剩。实体产业经济,只有跌下来了份,没有多大增长空间。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国际贸易+ZF采购;内需、外贸都低迷无法启动,只能靠ZF负债搞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机场、铁路、公路,还可以搞几年,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
这样看来,我们的宏观经济已经出现瓶颈,其矛盾会逐步从发展转到分配上面来。在这个停滞阶段,培育和等待新的经济点和科技创新点是我们无奈的选择。
落实到企业这个层次看,其增长也不得不降低速度,除非处在高科技领域。那么,企业内部的利益分配矛盾将凸显出来。
我们可以考虑这样的几点思路:
1、接受企业增长速度的放缓,并主动把关注点从增长转移到分配上来,并把增长指标和分配指标的比例进行适度调整。
2、企业利润的增速目标不在放在首位,资本投资应做好:着眼未来而减少当前收益的准备。
3、大力宣传企业在经济发展困难时期,未降低或者适度提升员工收益的做法,缓和低速增长期的各种矛盾。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诞生那一刻起,就和人类现实的生存紧密相关,也同样指导100年后的今天。用这样的哲学思考,来指导我们企业的战略发展,能够更加牢靠地和现实的本质紧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