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并不是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自由选择的.

由于无法选择其他的制度,对个人来说就不存在什么机会成本了?而且制度的机会成本可能无法测算.

能否这么来分，有的制度明显是非中性的，对于非中性的制度，谁得利，那么对于这部分人，这个制度就是稀缺的。对于利益损失者，这个制度是多余而不得不接受的。

在承认有非中性制度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有中性制度比如治安管理条例，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率的中性制度是稀缺的，效率低的中性制度也有某种程度的稀缺性，但稀缺程度不高。

一些根本的制度，如宪政，看上去似乎无法选择，但是政治过程是公共选择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当集体行动的难题可以解决时，公共选择就会发生。革命就是一种制度选择。

一些具体的制度，比如计划生育制度，很难说不是政治精英认为选择或设计的结果。

制度不是稀缺的，何以出现“制度经济学”？

个人以为，笼统地说“稀缺”，就是有“代价”（当然，每个人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定义）。但这里更关键的是，说清这笼统的“代价”具体是什么。

如果凡代价均能以“货币”来表现，那么经济学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就应该既高兴又失望了，高兴的是一切都变得太简单了，失望的是自己可能因此失业了。正是为了越来越清楚地说明代价究竟而具体是什么，经济学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有了饭碗。

正如其他goods的机会成本一样，几种可选的制度可以互为机会成本。取与舍互为机会成本，只要我们相信自己是“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当然，两者皆我所欲也）。

经济学也许正告诉我们，学会明智的选择其实是学会明智的放弃。

有人认为制度是不能进行个人选择的，因此不存在机会成本概念。但是，我认为如果偏好可以加总（这在制度需求方面可以是弱的假定），那么集体行动就仍然具有选择制度的可能以及相应的机会成本概念。

这里若将政府看作制度的有效供给者，并从诺斯式的“国家”及其代理（政府）的目标函数出发，那么关键在于制度环境何如，在中国转轨时期，政府供给的制度是稀缺的，否则哪来这么多“租”呢？！

这或许就与政府的垄断有关了。什么力量可以迫使政府提供适当的制度或公共产品呢？

较普遍的解释是：从动态角度看的社会偏好、权力结构以及各利益集团谈判力量的变化。

更根本的是开放的力量和知识的力量导致的制度供给领域中不断有新的进入者即与政府同质的可以作为制度供给者（注意不是设计者，故这里撇开建构理性与演化理性的问题）的各类组织及其力量的变化，以及制度需求者的偏好和力量的变化。具体考虑的有：

开放状态下的来自潜在的外部竞争者的威胁？

院外集团的权力结构和谈判能力？

市民社会的形成？

民众可选择的制度集合的扩大和组织意识的提高？

暂时先想到这，犯困了。由于斑竹用的是“迫使”，故不考虑政府自身效用函数的变化的影响。加了问号，是希望大伙就此进行指正或展开。

初来乍到，还望斑竹和各位大虾指引，不甚感激。

政府的制度供给如何才是适当的？民主和开放无疑是政府提供适当制度的通解，民主是保证政府的利益取向是社会性的这一前提的前提，开放在赋予政府更大的责任的同时，影响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对民主的诠释和应用会对政府的制度供给产生更大的压力，政府容易陷入两难：比如公平和效率，比如稳定和增长，这时候传统和开放共生的社会民主决定了社会的容忍度和对政府权威的认可度，政府的制度供给的适当与否将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政府权威的广泛认可和政府职能的支持，社会的稳定性和对话机制，开放的环境和潜在的利益诱致和压力，显示出差异性，政府的制度创新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界限，适当与否业得看 特定的情景脉络。

另外，可以与外在制度的变迁联系起来，外在制度的效率无疑受到内在制度的约束，内在制度决定了社会的容忍度和对政府的权威的社会认可度，传统的惯性和开放的力量对社会结构和内在制度产生了极为复杂和结果不确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外在制度的效率。

学得实在有限，向斑竹和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