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银行想要遵照担惊受怕的投资者目前的要求,在更高股价水平上对自己进行增资,那么,一个稳定的全球股价水平至关重要。较高的储蓄率(几乎相当于全球GDP的24%)增大了资本池,大大高于本世纪最初几年的水平。新增储蓄流将提供一些支持。
不过,资本利得也同样重要。在世界经济综合资产负债表的字里行间最能观察到这一点。所有债务和衍生品所有权在全球账目下相互抵消,而实物和无形财产以及它们市值则反映为净值。资本利得虽不能为新的实物投资提供融资,但却可以增加全球净值。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对全球实物资本存量下降引起的预期未来收益进行贴现,那么,该资本存量的市值将出现增长,却无债务可抵消。相应的,将有更大价值的股本来支撑金融业务和非金融业务的资本。一旦贴现率反转,全球股价将出现下跌。因此,更低的全球股价可能会阻碍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的增资。由于债务水平基于资产水平,债务发现也会受到抑制。
全球化是过去10年全球经济活动史无前例增长背后的根本原因。几十年来,全球贸易量的增速远超过全球真实GDP的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7年间,全球跨境投资(以市值计算)的增长几乎比全球名义GDP的增长快三分之二。
推动上述扩张的经济体系——市场资本主义——现在已被套上了枷锁,它将出现短暂的停歇或部分的删减。不过,是人类在恐惧与兴奋之间摇摆的天性让我们陷于经济困境,没有任何经济模式能够抑制这种情况的出现却不带来严重的后果。监管是人们所谓能有效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但它在历史上从未能够消除过危机。
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预告了金融危机的来临,事实上也是对金融危机的定义。因此,这场危机应该在意料之外。这10年的很多时间里,风险被严重低估,这个事实在金融界得到广泛承认,但急剧价格修正选择的时机仍然出乎意料。
近代史充满了这种持续数年低估风险的现象。那些一出现过度繁荣的迹象就收回“长期”承诺的市场参与者,面临失去市场份额的风险。因此,就像花旗集团(Citigroup)前董事长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所说,他们继续“跳舞”,但又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退出市场的时间。绝大多数不可避免会失败。当前这场危机初露端倪之时,人们认为薄弱的环节会是那些未受管制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然而,绝大多数损失都出现在监管最严格的机构——银行。
或许,我们无法轻易反对或接受房价和股价的变动,但我们能抵御政治绝望者建议遏制竞争市场的叫喊。我们这样做至关重要。世界经济在市场资本主义几乎普及之后取得的引人注目的强劲表现,证明了日益增加的经济灵活性的益处。
对于习惯了繁荣的民主社会而言,它们已经很难认识到,这种繁荣不是他们熟稔的政治管理的结果,而是由其它原因造成的。事实上,过去10年间,不断增强的全球力量——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的国际版本——悄悄取代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控制。自21世纪初以来,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放弃对长期利率的控制,将其交给全球市场力量。之前管控严密的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已接纳竞争性市场,取代官僚法令。如今的危险在于,一些饱受通胀激增之苦的政府会试图重新掌控经济事务。如果上述情况普遍出现,全球化进程可能出现倒退——我们也将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