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大学改革，其局面扑朔迷离——能说的不一定能做，能做的不一定能说，能说能做的公众不一定叫好，上下皆欣赏的又不一定能推行。也正因此，各大学的领导只好自作主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了。中山大学之创设顾问董事会，便是此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新近颁布的《中山大学章程》，其“序言”称，学校致力于建设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所有大学都具备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性，但中大有这个底气，也有这个机遇。最近二十年，中大不太张扬，也不怎么被媒体关注与挑剔，一直默默地，但很有成效地在走上坡路。而“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中大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加上身段柔和，低调务实，在大学管理方面（如政治课改革、人事制度设计、教师聘任及考核、经费募集方式、“善待学生”理念等），一步一个脚印，做了不少很好的尝试。这一回的创设“顾问董事会”，若能在大的方向上有所突破，兼及独立与尊严、教学与研究、学院与市场、国际化与本土性，则中大前途无量。
问题在于，此等制度创新，是否真能落实？先说两个特例，次说近年我参与的广东两所大学的制度建设，回过头来再谈中大的故事。
国内大学中，最早成立董事会，且在组织框架上将“校董会”置于校长、书记之上的，当推李嘉诚基金会鼎力支持的汕头大学。1986年6月邓小平在京会见李嘉诚时称：“汕头大学要办得更加开放一些，逐步办成国家重点大学。”第二年7月，尚在基建中的汕头大学成立校董会，但依旧是一所公立大学。二十多年过去了，汕大虽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比起稍晚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1991），还是颇有距离——可见“董事会”不是万灵药。
至于大学设立顾问委员会，最有名的莫过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0年10月，兼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了该院顾问委员会成立大会。以一国总理来兼某大学某学院的院长，当然很容易组建规格极高、影响极大的顾问委员会。不说此举是否妥帖，但起码这是“不可复制”的个案。
2013年10月，我应韩山师范学院的邀请，回故乡潮州参加该校董事会成立大会。坐在我旁边的泰国著名实业家陈汉士，是韩师老校友，跟我一样“欣然出任”校董会副主席。老先生跟我嘀咕，他在泰国也当过某大学的董事，怎么跟这里的不一样？接下来问我：这董事会选不选校长？我说不选；聘不聘讲座教授？不聘；颁不颁学位？不颁。那要我们来干什么？你的任务是帮助筹集办学资金，我则经常回来讲学。老先生80岁，听了我的开导，一脸茫然：“这是董事会干的活吗？”我的回答很坚定：“这是‘中国特色’的董事会。”
2011年，也是金秋十月，深圳大学召开第五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委员聘任仪式，我有幸参加。原因是，深大校长厉行改革，希望通过重组学术委员会，促进大学的教授治学与民主管理。具体措施是所有校领导撤出学术委员会，21名学术委员中，8名是外聘的国内外著名学者。聘任会上，校长慷慨陈词：以后深圳大学怎么办，谁当教授谁不当，就听你们的了。感动之余，我当即表示不敢当：偶尔出出主意可以，介入大学的实际运作，既做不到，也做不好。外来和尚胡乱念经，是很讨人嫌的。大概是内部反弹太激烈了，送出印制精美的聘书后，未见深大有进一步的举措。我的担忧于是也就成为多余的了。
深圳大学和韩山师院的校长都是理想主义者，很想有所作为，作为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我当然尽量配合。看他们上下求索，左冲右突，还是无法突破藩篱，我明白此中艰难。要说借助校外力量，兼及学术交流与资源配置，中山大学作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名校，处境比深大及韩师好多了。可若想制度创新，面临的困难其实是一样的。就看主事者如何发挥聪明才智，抓住很可能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腾挪趋避，大展雄风。
回到这面目模糊的“顾问董事会”，好处或许正在于其不太确定，随时可以移步变形。在“协助学校拓展资源”之外，若允许、鼓励乃至实现其“为学校教育事业发展中各重大问题、重大决策、重大项目提供咨询意见”，制约大学的过度行政化，则不失为一种值得期待的制度创新。